主题：中国文明只有63岁——《大目标》后记 修正技术错误 -- 马前卒

和本书的作者一样，许多人说起中国的未来也非常乐观。满口的“中华文明复兴”或是“中国是天命所归的霸主”。但是，我不认为我和他们的观点有任何相似之处，因为我们谈论的不是同一个中国。

他们喜欢说“自古以来”，说的是过去传承千年的农业时代，我则只认同年轻的中国工业文明——新中国是一个崭新的文明，历史只有62年，基石是共产党带着我们建设的工业社会，未来是给整个世界当榜样。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文明不需要复兴，只需要创造，不会因为年轻而羞愧，只会为自己的活力而自豪。

我说新中国文明只有63年的历史，本身听起来像是数典忘祖。但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文明是需要人当载体的。几千年来中国文明的载体都是儒家士大夫，平民被割裂在文明和历史之外，直到新中国搞工业化，才把平民拉进历史的主流，这是几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作为平民的后代，我当然要认同这个63年历史的新文明。

几年前，曾经有个人在网上发帖，说新中国是一个堕落的时代，传统文化损失殆尽。然后举例，说当年民国晚清，人人都有字有号。现代的中国人都被毛润之带坏了，只剩下一个粗鄙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直呼其名在古代非常不礼貌，所以现代中国是个不懂礼貌的社会。

我立刻回帖，说这个价值判断对错暂且不论，仅从事实上说，在新中国之前，大部分中国人也是不取字和别号的。只有贵族和文人才有这种讲究，最多再加几个附庸风雅的暴发户。字和别号的存在并不证明那个社会普遍有文化，恰恰说明了农业社会的阶级鸿沟。少数人占有财富和文化，然后歧视每天辛苦劳作的老百姓，说他们不懂礼貌，倒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礼貌地称呼没有字号的老百姓的？这种说法放在农业社会也就罢了，到了工业时代还有人玩这套，只能说明农业时代的等级思想还没有清洗干净，需要进一步推行思想革命。

常见的批判还有诸如繁体字简体字之争。这几年经常看到指责简体字的文章，动辄上纲上线，指责建国后几次简化汉字是毁灭文化，割断和过去历史的联系，几乎把共产党骂成了不喜欢开科举的元朝。坦率的说，我是个书法外行，过去的繁体字到底有啥文化内涵，是否更美观，我不敢妄言。不过，繁体字通行了上千年，1949年的中国，识字率还不到15%，人口的85%是文盲，是读书人口中的“睁眼瞎”。剩下的几千万识字人口，大部分也不过是为了记账、誊抄才略通文字的伙计、富农。所谓文学的优美，书法，只对几百万旧文人才比较有意义，对于90%以上的中国人而言，繁体字的“文化底蕴”一文不值。

新中国是个平民的时代，没有义务为几百万文人的怀旧感负责，倒是工业化社会迫切需要迅速地为全体人民扫盲，既为工业社会提供合格的劳动力，也给大多数人带来看报纸、读小说，参与文化活动的资格。所以，消灭字形繁琐，影响识字速度的繁体字，代之以简体字势在必行。

从印刷的技术问题来说，简体字也大大有利于提高印刷效率，降低成本。因为在铅字时代，印刷中最繁琐的工序就是拆版。当时在印刷完一批书籍后，为了给后继的书页提供铅字，每个版面里铅字都要按照字号、字形分别拆出来，逐个用汽油细细擦洗，洗去油墨，再分门别类地放回字架。繁体字笔画多、转折多，做出来的铅字显然会影响拆版效率，减少书籍的印数。从普及书籍的角度说，推行简体字会大大节约成本，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报纸，了解外面的世界。

其实，新中国公布的第一版简化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935年版，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表。只是民国本质上还是个农业社会，政府各部充斥着旧文人，从根本就缺乏全民脱盲的积极性。所以民国只有简化字表，没有简化字运动。只有坚决站在平民一边，坚决推行工业化社会的新中国才有魄力推行包括简化字在内的一系列文化运动，让中国天翻地覆。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不算没上学的孩子，成人识字率已经达到80%，其中包括我戴着花镜读报纸的奶奶，包括受过我中学教育的父母、叔叔和姑姑。作为世代务农的平民子弟，我必须站在平民化、工业化的新中国一边。为这个消灭旧时代，创建新文化的新文明而欢呼。

在63岁的新中国之前，旧时代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只归属于少数人。旧时代也不是没有仁义道德，不过地主文人们只知道用这种仁义道德去压迫百姓。比如说，绵延上千年的孔府，就是山东最大、最残酷的地主，养着上千仆人与家丁，地租比别家高上两成。遇到灾害，孔家不说减免租税，宁可逼死人命也要追缴地租。稍有机会，孔府就会霸占田土，抓奴隶，被霸占土地的农民要么被自杀，要么就当了孔家的佃农。

这个聚敛无度，视百姓人民如草芥的孔家，历朝历代都负责为新统治者证明统治合法性，提供儒家仁义道德的解释。孔家门上的对联是“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地 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这样的仁义道德，除了在士大夫和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制造和谐之外，又如何让我这个平民子弟向往，如何让大多数中国人认同？所以，对于我，对于大多数现代中国人而言，眼前的文明社会只有63年历史，新中国才是属于我们平民的时代。

新中国文明有着明确的工业化意识。在建国之前，新政权就致力于破坏旧制度，为工业社会做准备。建国后，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用来破坏农业时代的族权，为新时代的自由婚姻、核心家庭做准备。男女同校、普及的中小学教育，给了普通人自由恋爱、享受工业社会的机会。一五计划、二五计划，中国的城市变成了生产中心，在构筑完整的工业基础的同时，农村带去了前所未有的安定生活。几千年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观被批判，电影带着革命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影像走进每一个社区，推翻了二十四史和四书五经构筑的儒家世界观。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工业意识的民族来说，清洗农业时代残余的工作实在是太难了。从事后看来，当时每一场运动都有过激之处：在确立目标的时候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具体执行的人员往往比小孩子还幼稚。这是新中国的童年时代，是我们父辈出生、长大、确立世界观的历史阶段，充满了火红的建设激情与激进的政治运动。

生于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代人，对未来的看法和我们生于农业社会的祖辈天差地别。到了我们的父辈成年时，工人已经成了人人向往的职业，工业是所有人都认同的幸福来源。更多的人口受过了工业化的教育，不再满足于改良版的农业生活，不愿意留在闭塞的乡村，哪怕这个乡村已经通了电、用上了化肥、开设了卫生所。因为报纸、广播、图书馆，给所有识字的人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每个人都知道世界上不止有贫瘠的乡村和吃饭凭粮票的城市，还有发达的工业国和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所以，尽管工业化社会扩展的越来越快，中国的工业人口已经从几百万人增加到了2亿，我们的父辈还是躁动不安。没进城的想进城，进了城的羡慕外国，出了国的希望永远留在欧美的土地上。

这种躁动是工业化教育的结果。30年的时间，10亿中国人的梦想从三十亩地一头牛变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甚至超越了中国迅速扩张的工业经济。从长期来看，这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将坚决地走工业化道路。但我们的父辈实在是太着急了，就像一个儿童那样急于获得精美的糖果，躁动因此汇集成震荡，反思变成了怀疑。儿童版的纯真和执著都走进了历史，新中国开始了自己的青春期。

青春期喜欢直接的物质刺激。所以我们的父辈一度放弃了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口号，转而追捧各种“立刻见效”的思想，追随各种急功近利的运动。

“市场经济，一包就灵”，于是不管工业农业，全国一起搞承包，从军队到党校一起下海经商。“人体科学”可以快速挖掘人体潜力，全民爆发气功热、人人都想有特异功能。教育医疗从投资变成了包袱，于是教改、医改通通改成了收钱。国外的一切都被无限美化，所以外资得到了超国民待遇，免税三年，拍屁股走人。国有企业被低税收的外资挤垮，只能 “减员增效”，宝贵的工业人口被迫成千上万地下岗摆摊。投机最来钱，所以社会资金涌向投机市场，炒股票、炒古董、炒大蒜、炒盐、炒房子，最后地方政府也把财政押到了高房价上，不得脱身。甚至传销老鼠会、水变油、永动机这些明显荒谬的戏法，也能一次又一次地骗走巨额资金。

这些“折腾”，是新中国工业社会的青春期叛逆。

青春期叛逆，批判的是自己的童年。新中国的童年只是一个工业社会的雏形，横向比没有先进工业国那么发达，纵向比没有农业社会那么稳定，建设过程中还拆了不少人为之迷醉的旧社会文化，挨点批判不奇怪。我们的父辈生于新中国的童年，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看不到工业社会的全貌，缺乏对工业化的理性认识，当初更多的是凭着感性的激情接受了红色工业文化。等到激情褪去，短时间内产生迷茫也是情理之中。所以说，二三十年来的折腾也不是坏事，每一次碰壁都是一次增长见识的社会实践。

碰壁多了，感性的工业化激情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工业化思想，自然知道正确的道路在哪。新中国童年的建设有激情，基础打的牢，也经得起青春期的折腾、付得起学费。再加上国际环境配合，中国的工业化社会已经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从70年代喊口号反对美帝国主义，到80年代国内精英纷纷逃离中国投奔自由世界，再到08奥运海外华人争相护旗，这几十年中国的自我定位进行了两次180度转向。但中国的社会心态并不是简单地转了一个圈，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了自信。当年狂热的激情和盲目的乐观被自我否定，再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实实在在的自豪感，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历史的“螺旋式上升”。青春期结束，新中国即将成人。

社会的发展阶段对人的思考方式有影响，我们生于新中国童年的父辈已经用他们主导的新中国青春期证明了这一点。80后一代是第一代生于工业社会的中国人，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融到了我们的骨髓里。不用宗教式的激情来拉动，我们就能接受工业化思维方式，冷静地观察工业化社会。

西方的富裕、美国的霸权、世界的广阔、工业化的威力、以及工业化必需的代价，这些客观事实对于上一代人来说，都是充满形容词的感性认识。往往会造成夸张的心理定势，进而产生错误的决策，碰壁才知回头。到了我们这一代人，丰富的资料触手可及，出国观摩一下其他工业化社会也不再是什么难事，对世界有清醒、量化的认识。所以80后不会再用“情怀党”的试错法来寻找道路，而是用“工业党”的方式，把工业社会的发展看做一个工程问题来处理。从宏观的角度说，这就是80后的优势所在——生长在新中国的青春期，和新中国一起成长，成熟的速度要比父辈快得多。

激情也罢、叛逆也好，过去的60多年已经都化为历史。在我们的眼里，父辈们曾经高大强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我们安心地看着他们给中国掌舵摇浆。现在，他们老了，他们已经到了回家养老抱孙子的年纪，交给我们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开始进入而立之年的80后，如何推动这个国家继续过去60年的快速发展？如何总结新中国的青春期，把工业社会推进一个更成熟的发展阶段？本书尝试给这些问题做出一个方案。希望同样生于工业时代的80后读者们也来规划这个触手可及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