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漫话打通国际 -- 灵武秋风

曾几何时，神州舞台八个样板戏轮流坐庄。这里面但凡涉外的，都有一句相同唱词：阶级仇民族恨。《红灯记》是李奶奶的“阶级仇民族恨涌上心间”，《沙家浜》是郭指导员的“阶级仇民族恨燃烧在胸膛”，《奇袭白虎团》是严排长的“阶级仇民族恨不共戴天”。这说明那会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搭根筷子都能射死人。

其实阶级仇和民族恨没法画等号。你说这第二国际为啥分了裂，必须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为啥抛弃阶级仇归顺各国资产阶级旗下？再说这以色列和阿拉伯，多少年了没完没了水火难容，甭管内部多深的仇对外都是一个恨？还有咱中国，渴了要喝匈奴血饿了要吃胡虏肉，反清复明叫得山响，不就因为不同族嘛。

阶级仇和民族恨如同平面坐标的纵横轴，各有各的维度。和平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忘阶级仇。战争来临，以宗教信仰至上的满腹民族恨。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阶级仇图的啥？争夺领导权呗。民族恨呢？捍卫生存权嘛！阶级仇说破大天都是内部矛盾，民族恨再往小说也是敌我矛盾，水火难容。

这就出来一个机会。遇到经济不景气阶级矛盾飙升时，找借口发动一场对外侵略，既能拉动内需掠取资源还能平熄内火谋求霸权。受侵犯的一方为了民族尊严领土完整不当亡国奴，也只能暂时搁置不共戴天的窝里斗枪口一致对外。由此说来，民族恨是阶级仇的创可贴。

世界充满矛盾，矛盾引发冲突，冲突导致争斗。所以啊，为顺应社会规律，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一个巴掌拍不响。CP的终极目的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追求你死我活。老蒋身为对方的掌门人，对中共岂能心慈手软？1927年4月12日，南京政府成立前一周，老蒋在上海借血祭旗，给CP上了一堂血淋淋的阶级斗争课。幼稚的中共终于猛醒，明白了啥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跑到南昌城头鸣枪示威，走上武装夺权的不归路。

接下来便是围剿与反围剿。可怜的老蒋有太多事要应付：中原大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福建事变…禁烟、修路、新生活、货币改革…好容易靠着“碉堡主义”占据上风，撵着红军一路流窜眼见胜利在望了，小鬼子的步步紧逼又勒得老蒋喘不过气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民族恨沸点来临，要开锅了。

人活着总得有尊严，这叫人格。升级到国家，就叫国格。如果不是无奈，谁愿干丧权辱国背负骂名的勾当？

对付外辱无非两条：拳头和法理。既然咱国贫民穷军队弱拳头不硬，委员长便把宝压到了公理上，指望国际社会主持公道压鬼子收敛。那会还没联合国，可有个国际联盟简称国联，50来个成员国日本也有份。33年小鬼子进攻山海关，国联大会对日本一致谴责，小鬼子的代表竟然当场退席以示不屑。3月热河沦陷后，日本干脆退出了国联，不跟你玩了。

“理”是文明人的门槛。遭遇无赖，屁都不是。

凡事都有底线。别看国府对小鬼子左一个协定右一个承诺恨不得有求必应，但要老蒋投降，门都没有。这点，9.18主谋之一号称中国通的板垣征四郎比谁都清楚：

根据中国现状作出如下判断：遗憾的是一旦日苏开战，使中国成为苏联友邦的可能性极大。总之，认为以国民党为后盾的南京现政权，就其本质而言，无论我国采取任何手段，对方绝对不可能与帝国建立友好关系；我国历来的对华政策始终建立在无视中国及中华民族本质的抽象原则上，因而未能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与日本驻华大使有田会谈记录》1936年3月28日）

中国向日本俯首称臣，且不说大国历史造就的民族自尊不答应，小鬼子肆无忌惮欺侮蹂躏吾国吾民的暴行，也在国人心里激起极度反感。一个见人张嘴就骂伸手就打抬脚就踹的恶棍，受害人能从心理上亲近？除非有病。

既然不投降迟早得开打。要打赢就得先强军，要强军就得花大钱。这方面国府着实不含糊，一直暗地里强身健体精练武功，军费开支连年高高在上。打9.18起，每年都占了国府预算的三成有余，跟海关的税收有一拼。

（图片10a、b：35年、36年国府军费预算）

枪炮弹药是消耗品，一旦打起来需求必定巨大，光靠自力更生显然跟不上趟。咋整？买呗！要买，没有比苏联更方便的了。且不说苏联跟小鬼子有世仇，就说国力，此时的苏联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强力助推下，已然从农业弱国华丽转身工业强国，造个飞机大炮坦克啥的，下猪崽一样。现代战争不就拼工业嘛，要不咋美英苏笑到了最后？

（图片10c：苏联工业）

老蒋跟老毛子套近乎其实早有动作。34年国军五次围剿胜利前夜，老蒋就让清华教授蒋廷黻（音福）访欧时顺道造访莫斯科投石问路，感觉还不错。35年7月何应钦出名几天后，孔祥熙受老蒋之托拜会苏联大使声情并茂晓之以理，挑明关东军下一个目标必是绥远，醉翁之意在外蒙。36年12月，苏联大使拜会老蒋，开始密谋中苏军事互助可能性。

国府跟苏联打交道，中间夹着个势不两立的中共。让老蒋眼前一亮的是，35年8月国军正在川西准备痛歼红军之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七大，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宣读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大谈统一战线。这便是史称的《八一宣言》。36年1月4日，中共海外机关报巴黎《救国时报》又发表文章《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明确提出“据我们观察，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共产党方面是完全可能的”，“在国民党方面不管蒋介石的企图如何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中共的舞步，总是踩在共产国际的曲调上，那可是斯大林定的音。中共提出统一战线，话里话外都透着莫斯科的气息。

此时红一甫到陕北喘息未定，红四在西康偏居一隅，红2、6军团被赶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在国军护送下一路逶迤无处停留，国军“剿匪”成果斐然。跟强弩之末的中共谈合作，恰逢其时。中共在巴黎的书面纸表态刚过9天，国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就奉命约见了中共代表团的潘汉年，四天后又见了老同学王明。老邓一上来就亮出底牌说“我受到了蒋介石的委托”，接着大谈民族大义，“日本的进攻威胁着整个中华民族和我们个人的生命财产。因此我们深信，不反日，我们很快都完蛋”“南京军队将在9月份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最后道出实情：

我们获悉，在今后几个月内，至少在今年下半年，日本一定会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

我们子弹和炮弹很少，我们的全部储备仅够三个月战争使用，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军事装备的来源。我们想从国外购买军事器材，但你们知道，英国、美国都很遥远…（《王明与邓文仪谈话记录》1936年1月17日晚8时于莫斯科）

这话，明摆着说给斯大林。

老蒋同意恢复国共合作的前提，是中共取消政权军权，也就是撤销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去南京任职；红军改编成国军，由国府统一供养。基本是收编闹事军阀的老路子。

五天后，邓文仪再次幽会王明，开出了谈婚论嫁的条件。

邓文仪：当然，蒋介石不能只要求你方作出牺牲。例如在区域问题上…那我们就给你们中国西北那一块地区，根据你们的意见，这意味着建立国际联系。

王明：而在你们看来，这意味着确立对外政策？

邓文仪：这是对的，因为一旦中日战争爆发，日本会封锁中国所有海上通道，那时中国就不能从欧美购买武器弹药，而唯一的来源将是苏联。因此我们希望，正是要通过中国西北从苏联那里购买武器弹药。（《王明与邓文仪谈话速记记录》1936年1月22日时于莫斯科）

这不正好和红军朝思暮想的打通国际不谋而合吗？

只是邓文仪不知道，尽管此时陈云到了莫斯科林育英到了陕北，可电台不通，王明们恐怕连朱毛天各一方都未必知情，更别说红军如何打算了。

再说王明只是个驻京办主任，当不了家。要拍板，还得找朱毛：

我们党始终遵守自己的章程。我们的问题从来都是由政治局的大多数来决定，而中国党的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在莫斯科。…具体条件要同毛泽东和朱德去商谈。（《王明与邓文仪谈话记录》1936年1月17日晚8时于莫斯科）

对于反政府武装，老蒋从来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先除之而后安。可这回要背靠苏联打日本，要不给人穷亲戚网开一面留生机，于情于理都过不去。况且老毛子跟小鬼子同样世代民族恨，大敌当前保不齐能说服中共从了国府也不一定。事实上，1月22日，就在邓文仪跟王明第二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约会时，老蒋也在夜幕下的金陵城偷偷溜进孔祥熙府邸跟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私会密谈。内容之一，是游说莫斯科劝说中共放弃武装。

老蒋忘了，正是自己主演的那出4.12变脸大戏才把中共逼上了绝路。放下武器等于放弃生命，一旦悲剧重演，对莫斯科也是巨大损失。于是，鲍格莫洛夫明确表示小两口的事小两口谈，家长不掺和。

老蒋碰了个软钉子，不过没影响跟中共缓和关系的心情。既然中日难免一战，拉上中共总归利大于弊还能一箭双雕：既能帮着催讨苏联军援，还能让红军充当饵食，去外蒙边境跟鬼子当面冲突，勾引莫斯科下水相助欲罢不能。

老蒋做事向来多管齐下好几个备胎。国外抛着绣球，国内也没闲着，启动了两条通道找中共。一条S线，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找了自己昔日同窗董健吾，老董当时身披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外衣，实为中共上海局特科员工。另一条C线，陈立夫通过CC下线曾养甫（国府铁道部次长）找到谌小岑（国府铁道部劳工科长）又找到翦伯赞。老翦右手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左恭找到了中共上海局的张子华，左手联系上好友施振羽沟通了中共北方局。

听着像传销是不？国共两党藕断丝连，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这些人靠中共这边的除张子华42年牺牲外，其他都活到解放后。董健吾当年在上海收养了不少中共高层子女和烈士遗孤，包括主席的三个儿子。翦伯赞和施振羽都是学富五车的知名历史学家，建树颇丰。这几位的命运，就像激流漩涡中的浮萍，各有各的悲催。不谈。

既然南京主动示好，中共怎会无动于衷？北方局这边，立刻倒捋着线把周小舟施振羽派去了南京，与谌小岑接上了头。上海局那边，则分两路派董健吾和张子华去陕北报信。俩人在西安偶遇随后结伴而行，36年2月27日到了瓦窑堡见了博古。随后，正在山西石楼随红一东征的洛甫和主席接到通报：南京来人了…

这时节正赶上老毛子和小鬼子冲突不断摩擦升级。2月8日，外蒙军队跟伪满军在边界掐架。后来小鬼子上来了，蒙军败退输了一阵。12日，小鬼子扶持的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宣告成立，朝着内蒙自治跨了一大步。两天后情人节，苏联关闭了设在伪满洲国的沈阳总领事馆。17日，日本军部拒绝了老毛子设立日满俄联合委员会以处理边境纠纷的提议。18日，苏联又关闭驻哈尔滨领事馆。2月20日，日本政府决定在华北增兵。3月4日，史達林聲明如日本攻擊外蒙，俄國將不惜一戰（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3月12日，苏联与外蒙签订了为期10年的《苏蒙互助协定》，建立军事同盟，对日本示威。

苏蒙协定对中共来说是个利好，因为地理上离“苏联”近了许多：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林育英等致朱张等电》1936年5月25日）。但对国府来说，这绝对不能接受，这不生生把中国的外蒙默认成国家，跟小鬼子把东北打造成满洲国有啥两样？

4月2日苏联大使把苏蒙协定通知了国府，立刻遭到抗议。4月5日和11日，国府又两次正式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老蒋这些天一定是阶级仇民族恨涌上心头直攀眉头，咬着后槽牙把怒气写进了日记：

倭之狭小，俄之短忌，侵略主义之横暴，诚无独有偶。…二、外蒙之领土与主权，非使俄承认不可！三、中共非解决不可！（《蒋介石日记》1936年4月7、8日条）

也许从此刻起，国府与中共的谈判基调，已变成军事围剿大棒前的胡萝卜。

在老蒋看来，倭满协定之启其端，俄蒙协定之结果，倭俄之战争，以理测之当在眉睫矣。（同前）照此推断，两恶相争正好助推其变坐享其成。于是，国府随后与中共的谈判，一上来就提出：

停战自属目前之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南京5月15日提出之谈判条件》）

这个建议与年初邓文仪递交王明的一脉相承。巧合的是两天前在延川大相寺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的意图也是经宁夏打通外蒙，猛一看真有点心有灵犀不谋而合的意思。不过叶图相似味实不同：中共想的是接通外蒙获取军援回马夺天下，国府想的却是以匪制寇调宋江打方腊，让红军当捻子引爆苏日大打出手作壁上观。

明眼人不上当。国府条件传到陕北，主席炯炯炬目立马看穿了司马昭之心：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8日）

此时中共心气高涨自信爆棚。一来，国内反日浪潮风起云涌，如同随时都能点燃的炸药包。二来，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誓师北上抗日，老蒋忙不迭跑去灭火似乎难顾西北。三来，红四开始北上红二也将接踵，风云际会胜算大增。四来，跟莫斯科的电台终于叫通，能随时联络国际求得支援。五来，少帅跟中共打得火热，准备控制河西走廊到新疆，打通国际共建西北国防政府。

两广事变是国情民意的里程碑，标志着国人对小鬼子的强盗行径已忍无可忍，同时也为5个月后的绥远抗战埋好了捻子。退无可退的老蒋这回是吃了扁担横了心，准备还手不惜一战了。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老蒋朗朗铿锵放出狠话：

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侵害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图片10d：1936年7月13日老蒋发言）

老蒋真不是说说而已。7月25日小鬼子提出要在成都开领事馆，被国府回绝。8月25日板垣征四郎跑到绥远与傅作义交涉绥东五县自治，照样被拒绝。9月15日国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越茂在南京谈判，寸步不让空前强硬，9月23日两人见面不到五分钟就不欢而散。第二天老蒋在日记中写道：

倭使川越与我外交部谈判形势，昨已等于决裂，彼只有片面要求，而我方所提之五条件，则概谓不得提出。是可忍，孰不可忍？…察倭素性之横暴，决不能避免战争…非我亡，即彼亡，此亦理势之所当然也。（《蒋介石日记》1936年9月24日条）

当日，老蒋给国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发出紧急号令：

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随时抗战为要。一面并转冯程朱唐给同志详商具体方案。（《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6年9月24日）

此时老蒋血脉贲张豪情万丈，对苏不再幻想，对日不再迁就，对中共不再让步。7月4日国府开出了经陈立夫修改后的谈判条件：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力量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放弃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体，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负担民族革命之任务。（《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嗯，条款很霸王，跟小鬼子丢给国府的不相上下。核心内容嘛，还是一如既往，要求中共放弃军政大权。印把子，这可是老蒋底线，阶级斗争不就图这个嘛。

就在周小舟报告的几天前，中共也对外宣读了一份主席亲自起草的致国民党书，似乎在遥相呼应：

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拥护统一的国防政府…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

咦，这转变也忒大了吧！虽说年来5月5日、6月1日、6月20日中共多次发过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可从没承诺过放弃苏维埃啊！放弃苏维埃，CP为何而生？

主席一定很无奈，因为这是国际的最高指示。10天前共产国际发来长电，要求中共放弃此前抗日反蒋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既如此，谈吧！

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

当天主席还给负责谈判的潘汉年发出电令：

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毛泽东年谱》1936年8月25日条）

以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文斗加武斗，这是道上规矩。还是这天，陕北向莫斯科汇报了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即12月起红一四分攻宁夏青海，兵分两路打通外蒙和新疆。

依旧这天，毛周彭发出《训令》，分派了9至11月红一二四各自的任务，准备冬季新行动。

中共有充分理由对国共和谈寄予厚望。这一是大幅降低了己方权益满足了对方条件，二是摸清了老蒋的抗日决心。这令主席兴奋不已四下电告。8月27日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9月8日告诉彭老总：“南京代表来而复去，约主要负责人见面，有成就希望。”同日还致电朱张任说：“8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9月23日，电告派到西安贴身张学良的刘鼎：“我党与南京谈判条件已交潘汉年带来西安。张学良从中斡旋甚好，迅速达成和平统一，国家民族之福。”

没人知道5个月前老蒋就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彻底解决中共。此时看到的，只是暴风雨到来前的五彩云霞。

国共密谈的喜讯不断传来，将信将疑的国焘不明就里。9月26日朱张徐陈给中央打来电报要求先机占领甘北，开篇便说：

我们首先申明对国际指示和统一战线进展情况，不甚明了…胡宗南入甘必然会向我们积极进攻，且有后续部队增加可能；张学良在蒋势力压迫下，对我军有可能采取较积极行动。来电谓：恩来将去南京，我们对此不大懂得。（《朱张徐陈致英洛泽恩博稼贺任关刘电》1936年9月26日12时）

对于红四的疑虑，9月27日毛周彭来电解惑：“南京内部已起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均与以前不同，所以我们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10月2日毛周彭再次告知朱张徐陈：“现全国人心激愤，要求南京抗战…新事变在酝酿变化中。”10月8日毛洛向红二四通报说：“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

按照中共的想法，既然都愿意和谈抗日，双方停战指日可待。10月10日，红一四会师那天，主席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归，见了曾养甫，曾约周恩来飞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为表示诚意，10月9日毛周电示时任中共对外联络局副局长的张子华，要他告诉陈立夫，红军愿先行停止攻击国军，提议国民党停火。10月14日毛电告叶剑英：“我方已向南京提出四项意见…第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第三，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10月15日，主席发表停战谈话：“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吾人已决定再行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以上均见《毛泽东年谱》）

这时，张子华向中央报告：

宁方态度以我党活动、苏区存在及参与国民会议皆无问题，唯军队番号须与南京一致，目的似相当改编（《张子华致周恩来电》1936年10月17日）。

这可是特大喜讯，比中共的预期要好得多。当天，中央一边通知张子华，要他交涉国府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周恩来年谱》），与委员长直接沟通峰峰对话，一边向红军通报说：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即派人员具体谈判（《毛洛周致电朱张徐陈贺任关刘并彭电》1936年10月17日）。

第2天，毛洛周再次通报情势并作出判断说：

我党致国民党书已在全国各地及国民党军队中发生极大影响，得到国民党中及各阶层中广大同情。日本侵略日亟，亦不能不影响国民党军队中之干部。我三个方面军集中，彼等又有所畏惧。正与国民党谈判，彼方当有不欲使谈判弄僵之意…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毛洛周致电朱张徐陈贺任关刘并彭电》1936年10月18日）。

如果说前一段中共还只是谨慎乐观，到这会绝对是笃信无疑了。从方方面面的表象看，刹车板随时都可能被踏下，云开雾散指日可待。

此时国军按照已下达的通渭会战计划，正向进攻出发地开进，并与红四接火。当日身在西安的叶帅和刘鼎致电中央：南京谈判方针似继续调兵压迫以便收编红军（《叶剑英年谱》）。20日叶刘再次向主席通报：蒋介石令胡宗南急进…势必一战。张学良估计蒋先打而后和图个便宜而已（《叶剑英年谱》）。

叶帅、刘鼎和少帅对国军进攻的判断，都停留在为谈判增加筹码的尺度上。这在多大程度上误导了中央，不好说。

10月21日，千辛万苦的红二到达界石铺也与红一会了师。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通电全军，要求从11月1日到7日进行十月革命教育，全军同时于11月7日举行庆祝大会。而这天拂晓，国军向红四发起总攻，战斗极其激烈。

10月22日华家岭失守。红五军损失惨重，副军长罗南辉牺牲。主席仍希望力挽千钧于一发，当日电示潘汉年要他带上《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直接去见陈立夫”。那上面第一条便是：自本协定签订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

10月23日会宁失守。国军攻势极为猛烈。主席坐不住了，24日给叶帅发去电报要他将“蒋的确切企图查明即告”（《叶剑英年谱》）。同时致电彭老总并朱张徐陈贺任：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毛泽东军事文集》）。从国军面露凶相的攻势看，招招见血剑剑夺命，分明是往死里打，丝毫看不出呼应和谈的意思。

这彻底出乎中共意料，搞得红军措手不及。

10月26日主席同朱老总等46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要求“立即停止进攻红军”。

10月29日叶帅总算搞清了老蒋底牌，立即电告中央：

蒋张已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叶剑英年谱》）。

这才真相大白！可惜来的太晚，国军离虎豹口只一步之遥了。

一连串因素使红军无法阻挡国军前进。10月30日虎豹口被国军占领，把红四切成两段首尾难相顾。11月8日中共被迫放弃宁夏战役。

前一天，原本是红军召开大会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日子，主席发电严厉责问刘鼎：小开速赴南京谈判早有电交你转去如何至今未转？（《毛泽东致刘鼎电》1936年11月7日）中共曾把谈判条件提前让刘鼎通过少帅转给国府，那里面的重要一条就是立刻停火。

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开谈，国府陡然变脸，推翻之前一切许诺，提出的条件是中共只能保留3000人的军队，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择优录用。

谈判需要实力做后盾。中日谈判如此，国共谈判亦然。在甘肃黄河边，国军刚刚把红军打得灰头土脸占了便宜，怎么可能不在讨价还价中霸王上弓？

国府新的要价大大超出中共底线。老潘一看没法谈，换个话题要求国军先停战再慢慢商量。老陈回复说这决无可能。因为“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潘汉年致中共中央电》1936年11月11日）

这意味着战场上一时半会国军决不可能停止猛攻。老蒋再次给天真的中共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11月15日，主席给朱张彭贺任发电，不再抱有幻想：

（甲）绥远战争已爆发，上海日纱厂二万人罢工。

（乙）蒋介石仍坚持打红军，与南京妥协一时难成，我们应坚决粉碎其进攻。（《毛致朱张彭贺任电》1936年11月15日）

此前一天，彭老总给毛周朱张贺任打了封电报，点出了宁夏战役流产的两个死穴：

（1）是避战对胡敌力量过分估计。

（2）是对目前抗日的怒潮过高的估计，以为不一定要打仗，新的革命形势已经到来…（《彭德怀致毛周朱张贺任关电》1936年11月14日）

这第一个责任的板子，自然打到了国焘屁股上。加上之前的另立中央，之后的西路军失败，国焘头顶三座大山成为千夫所指被打翻在地。随后的西安事变又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这宁夏战役胎死腹中的第二个责任，则悄然淡化无人认领。彭老总的尖锐曲高和寡无人喝彩，没准又是一道日后岁月抹不去的阴影也不一定。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中共同样输得很惨。直到西安事变才卷土重来借船出海，驶离绝望港湾。

关汉卿戏文有云：遇大难不死，必有后程，准定发迹也。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