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无产阶级利益高于一切——台湾问题与工人革命 -- 包子1971

台北：「再造民国」麻烦多多

　　几十年来，中国剥削阶级怀着复仇的心蛰伏孤岛，梦想快快反攻「肃清共产国际侵略的暴力，恢复中华民国的领土」[20]。中华爱国主义（「梅花梅花，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是无可置疑的主流官方思想，当地和大陆去台民众则被告知「大家都要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一个前提之下，为了反共抗俄这一个目标，共同一致，团结奋斗」[21]。卧薪尝胆「勿忘在闾」的蒋家父子及大小鹰犬没想到，不待国军提师北伐，「共酋」竟主动「杀朱拔毛」作起富家翁。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以功臣汇报的语气宣布中国政府的全部工作在于「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22]；并已经让「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得以盘活，数万亿元的民间资本得以形成，5000亿美元的境外资本得以流入」[23]。大陆出现了广泛而实力雄厚的资本家群体，有产阶级的复活促使当局走向政治改良，以法律形式「保护财产权利。既要保护共有财产，又要保护私人财产」[24]，并与私人资本分享权力。邓小平、陈云主导的渐进式复辟，为中国资本主义打下了经济基础；刚刚起步的宪政进程，则着眼于上层建筑的改良。无论如何，老板们总算得以再次祸乱神州大地。

　　不必重演升级版「国共双煞大对决」，海峡那边就变了样。或许，「蒋公」有知，会为世仇得报感到单纯的快意；台湾的上层精英却得好生思量如何在急变时局中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继续保持中华资本「南渡衣冠」的政治身份？如果说资本主义西德以「五个新州」的名义干净利落地吞掉了东德（却未能避免严重的社会经济后遗症），大陆则棘手得多。北京集团没有简单地拆房散伙，而是仰仗多年打下的工业家底和资源潜力，当仁不让地以中华资本主义新中枢自居：「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不自量力」（邓小平）[25]。

　　大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代价亦极为可怖——近亿城镇（和数亿农村隐性）失业半失业人口、私有化造成的萧条使内陆某些工业区长期处于「前暴动状态」、沿海经济带（聚集了上亿劳工）的劳资关系普遍紧张、官僚系统各派系的利益分化与明暗冲突、官员贪污行为失控和日渐激化的官民对立、全球化冲击下的民族工业前途未卜、私人资本既与权贵资本矛盾重重，近年又同国际资本顶牛、少数民族边区的武装骚乱、骇人的环境破坏等等，不一而足。

　　目睹这一切，台北清醒意识到「当前中共所面临的结构性变化，就规模而论，是史所未见。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文化和社会极具多样性，使问题益加复杂」（李登辉）；假设台北继续自命「汉光」嫡传并保留「北谋中原」的历史前途，便得有接手上述（和其它衍生）矛盾并逐一解决的精神和物质准备（或至少承担部分政治责任）。然而，大国实力和相应的机动空间，恰好是依附美日发展的台湾资本主义所不具备的两样东西。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资产阶级（包括国民党时代的官僚资本），举凡信贷、设备、人才、技术和能源等等，无不长期依赖英美帝国主义。迁台后的中华资本和当地资本格于大势，在上述方面走得更加死心塌地，与美日经济极其紧密地绞缠为一体[26]。

九十年代中期，被踢出权力核心的没落豪门终于哼哼叽叽地承认「日本一直控制着台湾经济，日本一直对台湾感到极大的兴趣」（蒋纬国）[27]；至于USA天朝深入骨髓的影响，从2004年「军购案」风波便可见一斑——面对舆论界的疑问，岛内执政高层坦然宣告「美国人就是不让台湾自己造（潜艇），我们能怎么办？」[28]（台湾国防部长李杰）。

　　数十年间，岛内军政和工商领袖们习惯于向白宫和华尔街早请示晚汇报，以精通美式文化为自炫自负的本钱[29]。八十年代后，台北啼笑皆非地发现对面的「老共」也笨嘴拙舌地与华盛顿套起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