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老歌记忆校园民谣之老狼 -- 淡淡微风

我跟谁都没仇――之四

王小峰

高晓松说：“你凭什么说小柯的专辑没有制作人？”

应该说，1994年是中国流行音乐最热闹的一年，这一年被称为是“光荣与梦想”的一年，这

一年被称为辉煌的一年，很多流行音乐的大事都发生在这一年。

我从1993年11月到北京影音公司工作，当时我认识一个朋友，叫梁阅，认识她是在北京音乐

台，当时北京音乐台还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立体声调频”，我当时想到电台工作，但是由

于种种原因，我在北京音乐台建台的第一天，做了一个节目之后便离开了电台。梁阅一心想

去做节目，所以她一直坚持，但是北京音乐台的张树荣说她说话奶声奶气的，最后她也没有

做成主持人，她只好去北京影音公司做企宣。

之后我们一直联系，那时我在家里整理《欧美流行音乐指南》的书稿，工作也辞了，生活非

常艰难，一次梁阅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到北京影音工作，我考虑了一下，决定去那

里。当时的总经理苏越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问我为什么做企宣，我说我对这个行业感兴趣

，但是不会一直做下去的。于是我就和梁阅成了同事。

梁阅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人，当时她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有热情，那时候做企宣的人不像

现在这样一点自强不息的精神都没有，一个个都很敬业，比如正大公司的尹青，字母公司的

白小强，红星唱片公司的赵晓东和詹华。梁阅就是靠这样的努力，今天成了满江的经理人。

我在北京影音公司一直干到1995年3月，之后我去了《中国百老汇》杂志，一共做了一年零

四个月的企宣。但是这段时间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方方面面。当我决定离开的时候

，我就发誓，这辈子不再做企宣了。因为我发现这个圈子是一群糊涂的人在蛮干。

苏越比较器重我，认为我就是个干企宣了的料，同时他还鼓励我去写歌词，他说如果跟他一

起合作，肯定能成腕儿。但是我的兴趣一直是想做媒体，做企宣我只有一个目的，想了解这

个行业是怎么回事。当我了解清楚了，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就变得毫无意义。

1994年，流行音乐开始了大跃进，南京音乐台的黄凡策划了一个活动，就是“光荣与梦想―

―94新生代演唱会”。时间是4月中旬，正好那时候我有机会去上海出差，然后就顺路去了

趟南京，目睹了那次光荣的演唱会。现在回想起来，那次演唱会的确是一次难得的聚会，那

时，中国歌坛分为南北两派，这两派人基本上不相往来，同时又互相瞧不起，在那次演出前

举办的研讨会上，两派人还出现了一点摩擦。别看这些人都是在当时中国流行音乐的中坚，

但是相互间的隔阂很深，所以，当金兆钧第一个和广州歌坛的人混在一起的时候，北京的同

行开始对他有些微词。

在那次演唱会上，最火的是那英和林依轮，当时压轴的是那英，林依轮在她前面出场，没想

到他演唱的《爱情鸟》把五台山体育馆搅得疯狂起来，以至于那英无法登场。其实那次演出中，还有一个人，他就是老狼，虽然他演唱《同桌的你》只换来了一些稀稀拉拉的掌声，但

是半年之后，这首歌响彻云霄，老狼这个名字，从此也跟校园民谣这四个字紧紧地联系在了

一起。

印象中是4月份大地公司推出的《校园民谣》，但是到了9月份，市场上已经有了近10种校园

民谣的专辑，这些专辑水准参差不齐，有的甚至非常差。后来我认识了李小龙，他告诉我，

当初为了交房租，他跑到京文唱片公司，游说许钟民出一张校园民谣的专辑，许钟民那时候

刚刚开始做唱片，对很多东西还不是很懂，但是他知道如何赚钱，时间就是金钱对商人来说

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条，于是他对李小龙说：“你一个星期能不能录完一张专辑？”李小龙

为了那几千块钱的房租，咬着后槽牙说：“没问题。”一个星期做一张专辑，做出来的东西

什么样可想而知。果然，一个星期之后，许钟民看到了录好的母带。当时，李小龙得到许钟

民的认可后，回到家里当晚就写出了二十多首“校园民谣歌词”，然后找到朱宏茂等人谱上

曲子，第三天进棚录音，两天后录完，过了没几天，这张“校园歌谣”便摆在了各大音像店

的柜台上。

今天，如果再回顾一下当年的校园民谣，它的昙花一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唱片公司对它

的过度开采，那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彻底毁掉了校园文化。实际上，校园民谣应该是一个长

线产品，当今天的音像市场上有四种跟校园民谣相关的专辑热卖就能说明这一点，校园民谣

一直是有人听的，但是由于之前对它的毁坏，校园民谣就一直停留在1994年。校园民谣就像

被大款玩弄腻了后抛弃的二奶一样，虽然还残存着几分姿色，但总是抬不起头来。

说到这里，我该请本章的主人公高晓松同学出场了。高晓松无疑是校园民谣潮流中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他的出现，校园民谣不会成为气候。

我第一次见到高晓松是在北师大的操场上，当时我们在踢球，不知道为什么，当高晓松出现

时，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就是高晓松，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当时也没有人介绍

，大家踢完了球就散了。之后我向一个朋友求证：“那个脸长得远看像三号砂纸近看粉刺艳

若桃花的长头发是不是高晓松？”朋友点点头。

后来，有一件事让我和高晓松有了一次“亲密接触”，也对高晓松这个人有了一些了解。我

当时跟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北京代表处负责人李子昭女士很熟悉，李女士已经近50岁了，但是

我们两个人经常聊天，算是忘年交，她对流行音乐不太了解，对古典音乐知道得很多，但是

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一起交流。

我忘记是哪个朋友介绍我和李女士相识，但是有一件事情让和宝丽金公司的人联系得非常紧

密，那就是我买过一张A&M唱片公司的唱片，唱片里面有一个抽奖的表格，好像是填上之后

寄给他们公司，可能会得到200张唱片。于是我就把这个卡片填好寄过去了，半个月后，李

子昭女士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给英国总部写过信，我说填过一张卡片，她说总部把这张

卡片转给了远东分公司，分公司的人又跟她联系，一核对，原来是我。李女士告诉我，他们

这个活动不包括远东地区，但是她可以把远东分公司的市场推广负责人介绍给我。事后我想

，一张很不起眼儿的卡片，他们居然这么认真地对待，确实挺少见的。

一次，李女士给我打电话，询问目前国内歌坛有没有比较出色的词曲作者，我介绍了几个人

，李女士说：“这些人给我的感觉不太好，他们写的东西我听过，我需要更年轻更有感觉的人，因为我们要给黎明做一张新专辑，希望能用几位大陆作者的作品。”我想了一下说：“

高晓松怎么样？也许他能有点感觉。”

我对高晓松的印象完全是那几首校园歌曲，我当时的判断是，既然能写出《同桌的你》这样

的歌曲，在创作其他流行歌曲应该不在话下了。李女士也知道高晓松，对他也很感兴趣，于

是就决定和他见面谈谈。

我赶紧跟老狼联系，要到了高晓松的呼机，跟高晓松联系上之后，他对给黎明写歌很感兴趣

，于是我们约好时间，在香格里拉饭店的咖啡厅见面。

让我和李子昭女士出乎意料的是，当和高晓松谈到写歌的时候，高晓松提出了一个几乎很苛

刻的要求：第一：词曲必须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第二，他负责这首歌的制作；第三，词曲费

用1万港纸，版税另算；第四，别人不得干涉他的一切。同时他还解释说，他跟叶倩文的唱

片公司就是这样合作的。李女士说：“黎明的专辑是由唱片公司统一决定的，具体如何操作

要看公司的安排。因为公司要对歌手的总体风格有个把握，这样的要求估计公司很难答应。

”高晓松倒也痛快，如果这样那就算了。李女士跟他解释了半天公司的规矩，认为他这样的

要求公司确实不能答应，即便是香港的金牌制作人也不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我不希望双方

在细节地方达不成一致导致不欢而散，我希望促成这件事。于是我跟高晓松说：“要不你先

把歌写出来，如果真是一首佳作的话，再和公司谈条件也不迟。”李女士也认可这样的做法

。高晓松许诺，一周之后把歌拿出来，然后交到我手里。

后来李女士对我说，他提出的条件公司真的很难满足，言语间流露出对高晓松有些失望，并问我现在国内的词曲作者是不是都这样。我说不是，可能是高晓松现在太火了，连他姓什么

都不记得了，才提出这样的荒唐条件。李女士说：“如果他真的能写出一首好歌，我相信公

司能答应他的要求，宝丽金公司还不是那种不好合作的公司。”然后她嘱咐我：“回头你先

帮着听听，给把把关。”

一周之后，高晓松跟我联系，说歌已经写好了，我说先给我听听，于是高晓松开车到我家。

大概是我牵线搭桥给他提供这样一个机会，高晓松在我家跟我聊起天来。一开始他说他这首

歌写得多好，是写给他喜欢的一个女孩的。我说你的歌不都是写给你喜欢的女孩的吗。后来

，高晓松开始满嘴跑火车，他对我写何勇、写张楚、写窦唯感到不满，质问我凭什么要介绍

魔岩三杰。

我说：“他们的音乐不错，歌词写得也挺好。”

高晓松一听急了：“窦唯的歌词写得好么？他的歌词狗屁不是。我写的比他们的好多了，我

张嘴就来：‘我在月亮上拉屎’。”于是高晓松把当时歌坛走红的人扁了一溜够，同时也把

我刚买的一盒白色万宝路抽个精光。

我问他：“既然你牛逼，怎么不见你写出来呢？为什么你写的歌我听着都一样？”

高晓松说：“谁说的？我什么都能写。”然后他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吹起牛逼了，那架势好像

贝多芬或柴科夫斯基在世的话也要让他三分。

我说：“你别光说不练，我回头等着听你写出的牛逼的歌来。”

高晓松说：“操，哥们，说句实话，我就有写校园民谣那点感觉。”

这句话让我哭笑不得，本来我还以为把莫扎特请到我家了呢，敢情请来的是一个侃爷。后来

我曾经想和高晓松好好谈一次，打算写写他，我觉得这个人活得太戏剧化，写出来一定好看

，标题我都想好了，叫“少年壮志勿言狂”。可是后我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就像他没有完

成他的学业一样，他的肚子里也没有完成学业，半瓶子墨水乱逛，还时不时地像吐沫星子一

样四处乱溅。这孩子，怎么看怎么像上辈子谁欠他什么似的。

高晓松走后，我把他留给我的磁带塞进了录音机，我只听了不到两分钟，便把录音机关掉，

然后给李子昭女士打电话：“李老师，咱们能再找一个词曲作者么？”

后来戴方跟我约稿，我就写了一篇《向校园民谣致哀》，过了多少年后，戴方还认为，这篇

文章是我写的最好的一篇，可惜这篇文章我没有存底稿，当初准备《不是我点的火》书稿时

，还想过把它收进去，可是实在懒得去北京图书馆翻查报纸，也就作罢了。

这篇文章等出来没几天，我就听到有人说高晓松不高兴了，后来在一个活动上，我遇到了老

狼，老狼见到我就哈腰，嘴里念念有词：“致哀，致哀。”我知道，老狼看到后也不太舒服

，毕竟那时候他已然成了校园民谣的一面旗帜了，但是他的性格又不会做出太过火的行为，

只能用“致哀”的方式向我抗议了。

后来，高晓松给小柯当了制作人，我在给《北京青年报》写小柯的专辑评论时，有意损了几

句高晓松，其实我一直觉得小柯算不上一个很有灵性的音乐人，只能说他是一个音乐匠人，

可以写出一些中规中矩的作品，但是不会出大彩。《念来去》不过是小柯还没有摆脱校园民谣痕迹的小情调的作品集而已。后来小柯的发展也证明了我当初对他的判断，他写过很多歌

曲，但是让人记住的不多，难道科班出来的人真的就不会写出流行一时的歌曲？在那篇小柯

的碟评最后，我写了这么一句话：“这张专辑要是有个制作人就好了。”的确，小柯的毛病

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制作人能发现这些问题并解决掉，他的专辑能提高一大块，可惜高晓松

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睡着了。

显然，高晓松绝对不会放过跟我论战的机会，他那张爱惹是生非的嘴早就准备好了，就等着

我出现了。说来也巧，谢东出版第二张专辑，请我参加他新专辑的发布会，地点是东三环的

隆博广场。我一下车，就看到高晓松站在路边张望，那样子好像是等我很久了。我刚一从车

里把脑袋露出来，高晓松便像秃鹫发现了目标一样，直扑过来，他那张碎嘴开始不停地在我

耳边絮叨起来：“你又胡写了，你凭什么说小柯的专辑没有制作人？你什么意思？”我笑嘻

嘻地对他说：“真的没有制作人，我真没听出来。”我边说边往广场里面走，高晓松也尾随

我，在旁边不停地唠叨，像一个发现了老公有了外遇自己又不知所措的怨妇终于找到了一个

倾诉对象一样没完没了地叨逼，说得我都有点烦了。法他开玩笑说：“我告诉你吧，是小柯

说的，这张专辑没有制作人。”

本来我跟他开句玩笑，希望他能住嘴，我也知道小柯也会来参加专辑发布会，我甚至会想到

高晓松把小柯拉到我跟前当面对质。没想到事实上和我想象的一样，高晓松把小柯拉到我面

前，像求证一加二必须等于三的真理一样：“你不是说小柯说的么，小柯，你说过这张专辑

没有制作人么？”小柯微笑着不答。此时的高晓松像一个手 中心爱玩具被人弄破了之后的

子，连汗毛孔都充满了委屈，从前的牛逼哄哄的架势一扫而光。我不知怎么，突然动了恻隐

之心，开始同情起他来了。

几年后，我离开了音乐圈，去做报纸。一次，我跟张卫宁聊天，他对我说，高晓松最近还打

听你呢。我问他打听我干嘛？张卫宁说：“高晓松问我你是不是还写乐评，我说他已经做别

的去了。高晓松长舒了一口气说：总算没人骂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