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二，发丧 -- 本嘉明

明报2009年5月4日报道了一些当年学生领袖的“忆昔论今”。吾尔凯西说：“我们无法再控制广场的群众，我想这是失败的开始。”其实我们本来多次说服群众理性地撤退，我演讲过两次，我亲眼看见吾尔凯西也演讲过一次，还有一些学者也轮流去讲过。但都被一伙极其疯狂的势力给破坏掉了，他们的目的就是流血、流血，让中国血流成河，然后四分五裂。吾尔凯西说：“我想对死难者感到抱歉。我们是学生领袖，因而能生存下来，但他们却不。惟我们已反思过，若有谁应被责难，那应是中国政府。”其实不光是政府，还有那伙疯狂的势力。王超华说：“我们没有计划，结果事情发展也开始与我们为敌。”56岁的王超华现居伦敦，撰写政治论文及当编辑。她的丈夫是英国历史学家兼《新左翼》总编辑PerryAnderson。当年超华年纪最大，是领袖中的最清醒理智者，但她的意见也是最不被听取的。她的父亲，敬爱的王瑶先生的去世，就跟对超华的担忧思念有着很直接的关系。沈彤说那天晚上的事件开始时，“我还以为那只是橡胶子弹”。沈彤当时年纪比较小，非常善良，当天许多单纯的学生都是那样以为的，忘了鲁迅说的要“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王丹说出了最有良心的话：“真正死的是工人。学生获得的对待，较工人和普通百姓都好。后者才是真正受害者。”再正义的学生运动，如果不与工农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终归是摸不着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