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给胖卡弟弟 -- 虎王2006

对用儒家于统治的根源来自于国家大一统的实际需要，社会的生产力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生产，儒家思维下的社会制度可以有效保持社会稳定，而代价则是一切个性与“异端”学说被封杀，秦人是极务实有逻辑精神的，这帮助他们完成了统一，而对于现实需要的务实，以铁腕推行儒术和坑杀其他学说，这是一种直面眼前难题的雷厉风行，但是秦人被推翻后，后人不过照猫画虎自套枷锁。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建于两千年前，类似的赵州桥等至今依然被传诵，只是反过来证明我们一直以来太缺乏这种对自然和现实的逻辑精神。

文字体系影响真的不大，公理化思维体系的前提是合理的人均资源占有，这个是小康生活和各种不需考虑生计的新思维养出来的，而儒术对这一套本质上是起排斥作用，百姓太好过了，朝廷就要想办法让他们难受，这样多余的资源没有流向各类积累，而是变成了新增人口，丰年生儿，灾年卖女，人越来越不像人，掌权的发现这样的“人”管起来反而轻松。这是儒家体制下必然产生的所谓帝王之术，官与官之间更是如此，对于知识的方向研究就起了决定性影响，研究人的压倒了研究逻辑思维等自然之理的，到今天我们对于科举制度的善恶依然不停左右打摆的态度变化，是因为没认清它的问题实际上不在科举制度本身。

宋与明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是民间力量对这个规则体系的挑战，所以政府抵御不了外族，两种力量内耗关系很大(可以去考虑为何京城官员的钱比国库都多，而那些官员却不愿意拿钱出来保国保自己，当然这类官员与民间力量无关，他们不过是这种脑体倒挂的现实下这个皇帝政府中淤积下来的腐烂部分)。那时的手工业者商人也要相对好过一些，于是政治诉求会慢慢出来，如果那时挑战成功，中国自然会在自创的资本浪潮中民不聊生一段不短的时间，但逐利性所导致的资本最大化也会确立不断否定与自我否定的社会进步模式，人口会自然调整到与自然资源相符的程度，国家也许会分裂(几乎是必然的)，但人不为人的历史会被终结，这才是公理体系的根本基础，公理体系之所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这套东西虽然成本高（普遍教育的成本真的很高），但其适应和满足于资本对效率和手段的多样性的要求，于是资本社会本身会甘心情愿支付其成本，所以终身搞数学或者终身搞物理的人可以存在。被外族几次打断进程，怪别人，但主要怪自己，这是我说“儒家和外族统治要负主要责任”的意思。我说的这套思路类似于现在南方系所代表的民间资本的思维，包括他们所期望的用自身的力量去影响政府对吴英案的处置，在最高法宣布缓期执行后，又进一步提出希望以这一案件为例，反思并改革既有法律体系对官资民资的法律精神和相应的条款。“保吴英，就是保自己”，是民间资本对政府的博弈，并期望建立类似的政治诉求的长久机制。政府答不答应，能参考判断未来我们的走向。

如果资本主义萌芽有幸没有被打断，儒家政府的自我腐朽性几乎必然会被民间资本力量推倒，一两次推倒肯定不会对政权模式有根本性改变，但这种推倒与被推倒将成为常态，儒家会最终被新陈代谢下去。中国的大一统来得太早，为维持一统的成本太高，尺度越大的系统，其循环一圈的周期耗时越长。我们的周期律问题不是会遇到革命更替的问题，而是周期律中朝代更替的次数太少频率太低的问题，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条件了是因为外敌外族已经先于我们走了过去，我们将千年的漫长时光耗费在了儒家自认中庸但实属平庸的“无为”之中。我们落后人家太多是指我们自身的公理体系除了禅啊花鸟鱼啊那些，在社会层面起作用的相比人家落后太多，至于今天我们不得不直接拿人家的体系来灌输自己。管他谁家的东西，自己拿来用，今天的竞争规则很可能是你要在人家的模式上用人家的方法打败他们，你才有资格开始寻找自己的方法，这是民国年间胡适那些人之所以追求全盘西化的背后逻辑。但今天我们明白眼下这么做要出大问题，所以在当了二十几年鸵鸟后，在一阵阵纠结中，我们又不得不开始在自家的“儒家根”（我个人不认为儒家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根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候，在天下讨纣大禹治水的时候，那时候的中国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和西方现代文明间刨食，因为现实逼得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