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西沙儿女＞，＜西沙之战＞为什么被批判?其实质地位如何？ -- flyingcatgm

是当时有数的几部直接写西沙之战的作品，这个空白是没人能填补的；

就作品自身来说，我个人认为，都还是可读的，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的所有作品中，应属于接近顶尖水平的。

张永枚的《西沙之战》可以说是他最好的抒情诗（尽管其中也有所叙事，因此这也算是一种创新了），并且是长篇抒情诗，气象宏伟，是他自己作品的一个突破。但他的作品在当时比与他年龄相仿、同时代的另一位军队诗人李瑛各方面都要弱一些。他们两都是60年代前期出名，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们各自的诗选《螺号》（张永枚）和《红柳集》（李瑛）。张永枚好像是广州军区的诗人，大约因这本《螺号》，被江青指定去写西沙之战。写成后，在人民日报全载，其他报刊也全篇转载。那是张的创作巅峰。张还有一首歌曲歌词至今不少壮年人可能都会唱，“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

文革后，张因西沙之战中写了江青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毛提诗“暮色苍茫看劲松……”，对战士的鼓舞，以及江青指派他写西沙之战，等政治牵连而受政治审查，挨整，据说一度精神失常。

浩然同样因类似问题受整，他也是江青指派去写西沙的。但浩然是北方作家，天津人，写农村生活，现实主义派，著名作品有《艳阳天》《金光大道》，文笔很不错，他其实文化水平并不高，但应当算天生有写作的才华，很年轻就写出了《喜鹊登枝》等作品，并且极为勤奋，作品丰富，文字风格受孙犁的影响，但视野更开阔，文革前已经成为当时最耀眼的中青年作家了。江青派他去写西沙，他其实写不了，因此以孙犁的散文文字风格来写小说，扬长避短，在风格上也应算出有所创新，只是很不小说。并且第一部比较好，基本还是西沙儿女的幼年童年，除了背景是绮丽绚烂的西沙风光，故事其实是北方的，并且写了童稚、童真，也算生动和动人。第二部《奇志篇》就不行了，孩子长大了，成了男女民兵，要参加西沙之战了，而浩然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写部队和战争。但真正害了浩然的也是他在书中留下了江青的些许痕迹，和张永枚的类似。这个问题，加上浩然几乎是文革时期唯一出版长篇小说的文革前已经知名（在我看来其实已经进入当时中国有作品发表的一流作家行列了）的作家，加上受的是江青指派，他也被整了。北京市一些早就写不出任何作品的老“作家”如草明等对浩然可以说是恨之入骨，恨不能置之死地。但浩然仅仅是服从当时党的领导，是江青的领导，他本人其实不喜欢不愿意介入政治，也厌烦江青这个人；没有任何迹象证明浩然参与了政治，他也没整过人，其实应当算是厚道人，在北京市文联的中年作家中人缘不错。之后，在北京市与他大致同代的其他还出作品的众多作家的关照下，如王蒙、邓友梅等，浩然数年后继续写作，作品好像还得过奖，拍过电视；他的结果还算比较好，但心情一直不快，08年76岁去世。

两部作品今天都不大会有人看了；但在7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军队服役，那确实是我可能获得的最好的当时代作品，甚至是令我着迷的作品。

两人都不太懂政治，也不爱参与政治，却都不幸因有点才华被政治人物看重，派去执行带有政治性但并未伤人害人反而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写作任务，也算曾大红大紫。文革后受到过于牵强的打压，以政审的名义，其实更多是同行冤家的嫉妒。他们不得不还一份并非因为他们自己有意而欠下的债，就因为“我们都不能出名，你们却出了大名”。这算有点冤！在我看来，他们后来受整，政治只是借口，真正的动力就只是同行之间的嫉妒！自古以来的文人之间争斗和悲剧的源头其实是嫉妒，政治只是个由头或放大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