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朝鲜战争系列文摘】中国被迫出兵朝鲜(一)：决策过程及其原因 -- 雨夫

二、战争初期的军事防御战略

　　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全国范围内的工作重心也没有因此而转移。土地改革是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国中心工作之一，6 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解放台湾的计划也没有因为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立即放弃。据肖劲光回忆，6 月30日周恩来向他转达中央对形势的分析时说：“形势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ZW（〗周军前引文，第72页。〖ZW）〗

　　显然，推迟进攻台湾只是因为在军事上遇到困难，而不是有意要参与朝鲜战争。全军规模的复员工作也没有因战争而停止。6 月初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存主力的基础上，要进行大规模复员。拟将540 万军队分两期复员，力争把全军的定额压缩到280 万到300 万人“。〖ZW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6 期，第76页。〖ZW）〗

　　有的著作提出：在杜鲁门宣布全力支持李承晚后，中共领导人就认识到形势很严重，并于6 月30日撤销了复员 100 万部队的命令。〖ZW（〗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中译本，第61页。〖ZW）〗

　　然而，据当时协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搞军队复员整编工作的雷英夫回忆，6 月29日晚他把印好的有关复员工作的文件呈请周恩来最后审阅时，曾大胆地提出，鉴于朝鲜战争爆发，是否要改变计划，停止复员，转入战备。但周恩来指示，“复员工作仍按原计划进行”，对“朝鲜战场的情况，总参谋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视”。6 月30日，按照预定计划，中央复员委员会下达了由军委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 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正式开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员工作。〖ZW（〗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76页。〖ZW）〗

　　这些情况说明，战争之初，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尚未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以后，特别是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援助韩国的决议以后，中国开始重视朝鲜战局问题。这时，毛泽东一方面指示中央军委讨论调整战略部署，加强东北边防，一方面开始考虑中国如何对待朝鲜战争的问题。不过，直到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以前，中国军事部署的基本方针属于战略防御，即使在万不得已时出兵朝鲜作战的想法，也是出于战术角度的考虑。

　　7 月7 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讨论保卫国防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会议做出决议：限7 月底将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全部调往安东、辑安、本溪等地集结；组成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华为副政委的指挥机构；进行后勤、兵员补充准备及政治动员工作。毛泽东当天夜里批准，立即执行。〖ZW（〗《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28 页。〖ZW）〗后因粟裕有病不能到职， 7 月中旬由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率所辖第38、39、40、42军在东北布防。东北边防军总兵力约26万人。〖ZW（〗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 期，第86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77～78页。后因情况变化，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未成立，所辖部队直接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ZW）〗

　　从参加会议的人员、会议决议的内容看，这时中国考虑的重点只是加强东北边防，防止敌人打进来。

　　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在加深。8 月4 日，即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美韩釜山防御战线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ZW（〗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ZW）〗

　　8 月5 日毛泽东即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 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 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 月18日又电告高岗： “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 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 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ZW（〗《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54 、469 页。〖ZW）〗

　　与此同时，总参谋部的作战参谋们对朝鲜战局进行反复研究后认为，美国“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8 月 23日夜，雷英夫把这一结论向周恩来汇报后，立即得到毛泽东召见。毛泽东详细听取汇报和询问情况后指出：美军在仁川登陆确实是个值得密切注意的大战略问题，并立即决定采取三项措施：（1 ）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各项战备工作的情况，严令在9 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作战。（2 ）将敌人可能在仁川登陆和朝鲜人民军应该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如部队主动后撤或在仁川加强布防等，告诉朝鲜和苏联方面，供他们参考。（3 ）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随时密切注视朝鲜战场情况的变化。〖ZW（〗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80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1 期，第24 页。另有材料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表示出对美国有可能从海上迂回到朝鲜人民军背后实施登陆的担心，并要李相朝速告金日成，部署防止美军登陆的措施。见孙宝升：“毛泽东曾预言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载《军事史林》 1990年第5 期，第13页。〖ZW）〗

　　对于战局严峻的估计，使中国进一步调整了军事部署，也开始明确提出了入朝作战问题。8 月26日，周恩来召集第二次保卫国防会议。与前次会议比较，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员增加了直接参与作战指挥的干部。周恩来通报了朝鲜战局的复杂情况和可能面临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困难局面，要求东北边防军务必在9 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战准备。周恩来特别强调了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如果出国作战的话，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李承晚伪军”。〖ZW（〗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4～25页。〖ZW）〗

　　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 月底到9 月初，中国大规模调整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四个军的基础，再增加八个军。〖ZW（）《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85 页。〖ZW〗〗

　　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华东地区准备进攻台湾的第9 兵团和西北地区正在开始复员的第19兵团，分别调至津浦和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以策应东北边防军。命令中南地区的第50军开赴东北地区，使东北边防军兵力从四个军增至五个军。同时，中央军委还作出加速特殊兵种建设的决定，立即增编四个飞行团、三个战车旅、十八个高射炮团及十个军的队属炮兵。为了保障大城市和工业基地安全，中央军委还制订了防空计划，将三个航空兵师、十五个高射炮团和一个探照灯团，分别部署于东北及沿海大城市，担任对空防御，并决定将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工业设备和战略储备物资向北迁移。〖ZW（）徐焰前引书，第20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 页。〖ZW〗〗

　　9 月7 日深夜，被外交部紧急召回国的柴成文向周恩来汇报了朝鲜的战况。周恩来曾问道：万一情况有个突然变化，如果需要我们出兵入朝作战，你看会遇到什么困难？〖ZW（〗李海文前引文，第86页。〖ZW）〗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说明当时中国领导人的确已经在考虑出兵朝鲜的问题了。

　　尽管如此，此时与美国军队对阵，特别是入朝作战，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还是以防万一的考虑，是整体战略防御中考虑的一部分，而不是已经确定的作战方针。周恩来在8 月26日国防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我们军事建设应有一个较长远的规划，各军兵种要先有个三年规划，空军、炮兵、装甲兵等要加紧训练，准备明年春天参战。〖ZW（〗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5页。〖ZW）〗

　　毛泽东在8 月27日给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等人的电报中，虽然也谈到“应付时局”问题，但目的还只是让这些地方负责人考虑与时局和三年规划有关的问题，准备提交11月或12月召开的党的四中全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ZW（〗《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84 页。〖ZW）〗

　　可见，从当时国家决策的角度看，出兵朝鲜的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同时应该指出的是，派兵入朝作战，并不是中国政府一厢情愿的事情。中国出兵朝鲜，当然首先要得到朝鲜政府的邀请。但当时中朝关系并不是十分协调的。据前苏联外交官员回忆，“在战争前夕，中国驻平壤代表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官方机构的关系就十分紧张”，有时甚至要苏联大使馆充当协调人。〖ZW（〗《不确定的伙伴》，第154 页。〖ZW）〗金日成在战前就未向中国透露任何具体计划，战争爆发后仍然对中国领导人封锁消息。邓华在8 月曾提出由中国派观察员到朝鲜了解战况的要求，但遭到了金日成的拒绝。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说，在战争爆发前，所有的苏制武器都是通过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的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是不让中国情报人员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ZW（〗《不确定的伙伴》，第163 、153 页。〖ZW）〗

　　柴成文作为使馆人员于7 月初到达朝鲜时，曾带了周恩来给金日成的亲笔信，信中特意说明“此人是可靠的”。朝鲜方面虽然给予柴成文很高规格的待遇，在他和金日成之间架设了直线电话，但是对于朝鲜方面的实际情况却很少向中国人介绍。总政治部副部长徐辉和人民军第二集团军司令武亭都是从中国回去的，但他们与中国人的谈话也受到很大限制。以至柴成文9 月初回国时，聂荣臻认为他所做的关于朝鲜战局的汇报过于简单，很少谈到“友军” 的情况。〖ZW（〗引自笔者1995年5 月采访柴成文记录。战后，武亭被金日成镇压，而徐辉则在中国政治避难。〖 ZW）〗

　　显然，金日成在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会向中国求援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谈不上中国出兵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