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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海风云》（二）

碧血汗青

然而在公元1405年，帖木儿却于东进途中因病去世了，于是这次庞大的军事行动就此夭折，帖木儿的帝国陷入了夺位的纷争之中。

同年六月，明帝国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由永乐大帝下令建造的远洋舰队业已全部建成，并完成了编组工作。郑和，这位永乐大帝的亲信，善于征战的总兵级太监，率领着这支当时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都是最强大的舰队，开出了中国港口，驶向南中国海和西方的亚非大陆。

永乐大帝朱棣，确实是明朝最强悍的皇帝，也的确可能是帖木儿最难对付的对手。他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几个最具备军事天赋的皇帝之一。

明太祖朱元璋在把蒙古人赶出中原后，便马上派出了他的儿子们去镇守边疆。当时身为燕王的朱棣镇守的是北方军事重镇北京，他在这个据点上屡屡发起对漠北蒙古残元势力的打击，战功累累。对此，朱元璋曾经称赞他道：“肃清沙漠者，燕王也！”

在夺位成功成为明朝皇帝后，永乐大帝和他父亲形成鲜明对比的行动是，他的父亲试图在自己家乡――中国腹地安徽建造首都，并实行了“诸王守边”、 “海禁”等一系列本土防御战略，而他却立刻放弃了建造完善、富庶而美丽的南京城，把帝国首都迁到了北方的边镇北京，以一位堂堂天子和帝国的首都去镇守明帝国的北方边疆。

永乐大帝显然不想实行自汉代以后中原帝国沿长城进行防御的边塞战略。

他在二十二年的皇帝生涯中，向着中国版图的各个方向全线出击，重点则是西北的蒙古人。所以他自己大多时间驻扎在北京，并五次亲自率领明军深入荒漠，攻击距离最远的一次战役――忽兰忽失温会战，就爆发在今蒙古共和国境内乌兰巴托附近。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明成祖朱棣正在试图彻底消灭一千年多来来自中国西北的游牧民族威胁。

而已经被消灭的蒙元王朝在其统治中原期间，曾经数次自中国大陆向海外用兵，动用兵力数以十万计，战船多达千艘，征途甚至远抵印尼群岛，这导致了很多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了敌意。而素来与中国交好、奉中国为宗主国的日本更由于遭到了大规模的元军攻击，自此开始对中国大陆戒心重重，终元一朝双方不曾有官方来往，倭寇、各国海盗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现象亦自此始。在明朝立国后的宰相胡惟庸谋反一案中，胡惟庸除了被指控暗中勾结蒙古势力外，还有联络日本的罪状，甚至还牵连到了当时南洋的三佛齐国（今苏门答腊巨港）（5）。

而位于中亚、西亚的回教世界，则素来精通航海之术，自印度洋到远东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此刻明帝国眼中的元朝“驸马”帖木儿，这个类似“什叶派”的穆斯林统治者（6），却正好统治着这片拥有纯熟航海技术的回教世界。

这一切，再加上永乐二年传来帖木儿在讹答刺（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土尔克斯坦南帖木儿车站东北）组织了五十万大军准备远征中国的消息，无疑会使任何一位清醒的统治者都明白自己正处于一个由不友好势力组成的庞大包围圈内。

强悍的永乐大帝面对这样的局面，舍弃了中原帝国一直以来以长城和高山、海洋为界线的固守本土战略，采取了四面出击的主动出击策略，把战火烧到了明帝国境外。

他一方面试图从根本上消灭威胁中国的各方势力，以破除自蒙元之后形成的异族势力对中国大陆的海陆包围，巩固帝国版图，另一方面显然还有着极强烈的拓边扩张意图，以期有超越其父的建树。

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篡位者”或者叫“夺位者”，通常而言，其心态总是会与一般的正常继位者有些不一样的。以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几位“篡位”、“夺位”皇帝为例子进行比照的话，就会发现永乐和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以“篡位”、“夺位”手段坐上皇位的皇帝，大约要算隋炀帝、唐太宗和永乐大帝这三位了。

无论最后的成败如何，这三人都是无一例外地一登上皇位，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拓边和讨伐行动，同时也都有修史和修典籍的强烈愿望及举动，并且对此格外关心，因为这项文治工作关系到他们在后世的名声。另外，他们也都对大规模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工程很感兴趣，尤其是水利和交通等，只要这些工程一旦成功，那将会让后人们永远对他们感恩戴德并牢牢记住他们。

从客观上说，这些除军事行动外的建设工作一旦成功的话，确实对整个帝国的建设有极大好处，同时如果其军事行动规划得当，也并不是全无益处的。

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的心态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必须证明自己要比原来指定的继承者或前任统治者更优秀，这样才能让人们承认他们的“篡位”和“夺位”行动是正确而必要的。

这些举动不但可以证明他们比原来的统治者更适合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外，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他们掩盖继承皇位的程序的不合法性，因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大家就会称赞他们是明主、雄主，说他们是如何的英明神武，再不会有人提起他们继位的程序合法问题，人们会因为他们带来的利益，而忘却或原谅他们继位的不合法性，甚至会主动去帮助他们寻找其行动在道德和制度上的合理性，以证明他们的“篡位”和“夺位”是必须的、正确的。

而倘若他们碌碌无为，那恐怕除了“篡位”、“夺位”这些恶劣的名声外，他们将什么也不会留下，但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问题，可怕的是这极可能引发其他宗室和贵族中的野心者对皇位的觊觎，因此而动摇他们的统治者地位。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所有主动的“篡位”和“夺位”者，首先肯定是一个具有极强政治野心和进取意识，又不因循守旧的人，不然的话，他们是不会有“篡位”、“夺位”这些在道德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现实中将会导致灭九族的举动的。

野心和征服欲，始终是促使他们“篡位”“夺位”最初始的动力。

也因此他们的侵略性和进攻性，也多半要比一般正常继位的皇帝们来得大，甚至于还可能更胜过那些开国皇帝们。

然而要证明自己比原来指定的继承者和前任统治者更优秀，是困难的，尤其是面对开国皇帝们，他们必须要做出比前任更为巨大的成就来。

因此，他们一登位就会无一例外地去进行如开拓疆域，远征异国，宣谕远方确立自己宗主国的地位，修建内河疏浚航道，开垦田地减轻赋税，并按照符合他们利益的准则去编修史书和典籍等等举动。这些行动，是最符合他们需求的。

永乐大帝在夺取了他侄儿的皇位后，首先在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的大动作。

他向各方派出了使者，《明史》载曰：“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侯）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

这个几乎和郑和一样的侯显“五使绝域”，不太为人所知，但是从其行动来看，他并不比郑和差，只不过他的行程不如郑和远。侯显曾经两度奔赴西藏，三次下西洋，率领部队出使到印度半岛的孟加拉邦一带，几乎就到达了帖木儿统治圈的边缘：“帝欲通榜葛剌诸国，复命显率舟师以行，其国即东印度之地，去中国绝远。其王赛佛丁遣使贡麒麟及诸方物。……榜葛剌之西，有国曰沼纳朴儿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国也，侵榜葛剌。赛佛丁告于朝。十八年九月命显往宣谕，赐金币，遂罢兵”（7），南亚――西藏――西亚――中亚，从这些半军事化外交使团的行动轨迹中可以看出，永乐大帝的拓边愿望非常强烈。

同样的拓边愿望也体现在了军事上。

永乐大帝登基后，除了马上把首都迁移到北方军事重镇北京，以便从那里聚集重兵主动出击打击西北的蒙古残元势力，打算解除这个中华帝国的千年之痒外，建立了哈密卫，制造了一个缓冲带以阻止西方帖木儿等蒙古帝国的侵略企图。

同时对来自南方陆地的威胁，他也一样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

自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起，他数次派大军出征安南（越南）、老挝等地，甚至远达泰国，对南方邻国及附属国的敌对势力穷追不舍，以稳定南方的陆地疆土。永乐时期，明帝国南方的大规模战事至少持续了十年以上，甚至有部队的主帅病死在征途中。最后，来自南方陆地边疆的威胁基本得以解除，越南也一度被并入了中国版图。

结合这样的战略部署和当时亚洲大陆的军事背景，永乐大帝一上台就立刻偏离了他父亲的全面“海禁”政策，派出一位具有回教徒和佛教徒双重身份且能征善战的亲信，率领一支极其庞大的舰队去远航南洋和南亚、西亚地区，显然不只是为了追杀建文帝这么简单。而《明史》记载的郑和下西洋的原因，除了“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外，也确实尚有“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之语。

因此，有相当的理由让人相信，庞大的郑和舰队远航南洋、南亚、西亚乃至红海等地，并不仅仅是为了探察建文帝下落，甚至可能这个理由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更大的可能是永乐大帝在陆地开拓疆域的同时，已经把眼睛注视到了广阔无边的海上，准备对“不服则以武慑之”，永乐大帝也许只是以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为借口，来堵住那些固执地坚守以农为本思想的大臣们的嘴。

事实上，他也的确不仅仅只是对“不服则以武慑之”而已，他已经用这支庞大的舰队，去安抚、震慑甚至消灭了一些地区和国家的统治者，使它们不能威胁中国，彻底破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让他们承认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甚至或成为中国的附属国。如果在条件允许可能的情况下，他当然可以直接派遣大规模的远洋舰队远征南洋、南亚、西亚地区，建立一个拥有强大海权的东方帝国。

但是，话说回来了，要说永乐大帝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包抄帖木儿帝国，则似乎可能性不大。

因为永乐大帝虽然会知道帖木儿帝国试图对明朝发起战争，但目前还没有资料表明以当时对世界的认知，可以知道自南洋迂回到西亚能对中亚形成包围，目前可以证实的是明人能自海路到达麦加，也就是《明史》中所说的天方，还知道在当地有传说可以自麦加走陆路到中原，其路程大约需要一年时间，而对于其他情况，则不甚了了。

如由供职行人司的严从简所作，成书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的《殊域周咨录》中道：“天方国与默德那接壤，古筠冲之地，旧名天堂。自忽鲁谟斯四十昼夜可达其国。乃西洋之极尽处也。有言陆路一年可达中国。用回回历，比中国历前后差三日（或云天方回回祖国也）”，而在《卷十六?撒马儿罕》中则道：“撒马儿罕不知古何国，或云汉■宾地。东西相距三千余里，地势宽衍，土田膏腴，为诸番胜。元驸马帖木儿者主其国。东有养夷城、沙鹿海牙、塞蓝城、达失午诸城；西有渴石、失里迷诸城，皆隶焉。本朝洪武二十年，帖木儿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二人开通道路，贡驼马。二十七年，帖木儿遣酋长迭力失等奉表来朝，贡马二百匹。”

由此可见，即使在万历二年，明人也还不是很清楚位于中亚的“撒马儿罕国”的确切状况，也不知道西亚和中亚之间是否存在通道，同时即使他们能从方位上判断出帖木儿帝国和南亚、西亚之间的地理关系，也无法知道由南亚和西亚可以迂回到中亚。

因此，虽然永乐大帝对西方的帖木儿帝国存有相当的戒备之心，并设立了哈密卫等等战略防御和缓冲地带，但要由此推论说他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形成对帖木儿帝国的包抄，这一假说的证据并不是太充分，成立的基础不够。

不管怎么样，幸运的是那位号称“毁灭王子”的帖木儿在东征行动发起之时病故，亚洲的这两大帝国之间最终没有爆发战争。不然的话，恐怕永乐大帝将无法从容地实施他的扩张战略，并且会马上面对一个和当年元朝入侵时一样危险的战局。

无论战事胜负如何，我们都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中原地区届时将要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庞大的。

不过帖木儿死后其帝国内部虽然处于分裂状态，可帖木儿帝国和中亚、西亚的亲蒙古回教世界以及其他汗国，对明帝国依然存在敌意，有重新控制东亚中心的企图，因此不但郑和在永乐年间自海路六下西洋，明帝国在陆路通使西域的举动，也始终没有停止过。

目前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的是，永乐大帝试图在构筑一个中国历史上没出现过的，除陆地外兼具海洋霸主地位的东方新帝国。

能够证明他这个企图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舰队司令官郑和及他的一些重要助手，还有他特意寻觅来的一些舰队特殊成员的身份，以及远洋舰队在海外的军事行动。

• 也许是明太祖早年和尚的经历，对商业没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