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先扯几句闲话

记得念书时，我颇爱议论。有一次，我激烈批评某事“矫枉过正”，父亲说我并不知道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他拿出一片弯曲的薄金属片，用手将金属片上端拨至正位，放手后金属片自然还是弯的。父亲随后将金属片上端用力拨过正点，再放手，金属片就不弯了。

我这才知道，矫枉过正原来不应该是批判用词，而应为状态描述用词，本是用来描述事物发展的正常历史历程——矫枉必然过正，矫枉也必须过正。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矫枉过正以求进步的历史，用更常见的话来说，就是螺旋型发展。

矫枉过正是历史常态，也是历史正态，所以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段，都不难找到过错。奇怪的是，某些人，包括那些赞同甚至高喊“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人，却一直要求文革是完美的，否则他们就说文革彻底黑暗。这种损着别人牙眼、以自身坐标为道德制高点的家伙，自然是永远正确的，因为他们定义了什么是错误。

最近网络上帝国派的声音很响。帝国之路不管能否成功，看来都是必然会走的了。我身上有隐形帝国基因，因此也说几句——中国未来可能的帝国之路，是对19世纪以来屈辱历史的矫枉过正式的反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可能结果，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不管帝国之路走得顺不顺，在未来都应该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回归潮，虽然我认为，这个潮流更可能伴随着帝国的失败而兴起。

任何一个以帝国为目标的挑战者，都必须另起炉灶，也必然不会得到现任霸主的祝福。因为现秩序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现霸主而不是挑战者的利益最大化，也因为扫帚不到，灰尘不会更不愿自己跑掉。因此，在现体系内的所谓崛起，就像戴着镣铐起舞一样，是不可能实现其目标的。

网上还很喜欢用“孙子决定了爷爷是否成功”这样的说法。这话有一定的正确度，但绝不是真理，因为它忽视了孙子“不肖”的可能——孙子喜欢被视为“正常国家”，不等于爷爷也喜欢。爷爷或者就是喜欢自己定义“正常国家”而不是被别人约束；或者就是喜欢火中取栗；或者就是明白对挑战者来说，乱是自己的机会；或者就是有能力在玩“三国杀”时直接走上巅峰，而无需乞求现任霸主的什么“祝福”。

由于现在政府的倾向性，在描述1971年重返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的中国，被形容为一个街头混混被正常社会招安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所谓“欢欣”也被放大了。似乎中国这个刺头之所以能进入联合国，是因为西方主流意识的大度，而不是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中国就要自组“反美小联合国”；似乎尼克松之所以访华，是对一个青春荷尔蒙分泌过甚的二傻青年的安抚，而不是为了拯救美国自己；似乎那时的中国，很为自己的被接纳而受宠若惊，而不是只将联合国视为一个斗争的新战场。

社会主义也好，马克思理论也好，在我看来只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工具。毛泽东一生都在寻求这样的目标：强国、富民、民治、民享。这几个目标缺一不可。因为马克思理论和社会主义可以契合毛泽东的理想，所以毛泽东才选择了它们。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不是教条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泽东搞文革进而发展马克思理论的根本原因——这些主义也好理论也好，如果不能达到强国富民民治民享的目的，就不值得追随。强国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富民，但如果强国富国而不能为民所享，这样的强国就不是百姓福祉，不要也罢。而民治，是保证强国富国的成果能被民享的关键词，因而也是文革的关键词。没有民治、民享，则强国中的百姓，是要受二茬罪的。

这几段东扯西拉的，都是闲话，自也无需主题。再闲话一句——客观评价文革乃吾辈责任。所谓客观，就是正视成就，也不回避错误。不过呢，由于现在错误说多了，说过了，也说得太梦幻了，本人此帖，还真就是主要为写成就而设的。我写文革成就时不会回避错误，但也绝不专挑错误来写，更不会放大错误，因为这才是让文革立体起来客观起来的基础。某些人想捣乱也没啥，无非搞点绿化，无非帮忙顶贴，越捣乱，我还就越要写。这些上蹿下跳的家伙，要气死也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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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64年9月10日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时说

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在那个年代，中国主要用“空话”即输出革命来争取生存空间的，并用“空话”这种惠而不费的方式，加上一场在异域的战争和投资回报率极高的对外援助，为自己打开了一片天。

让我们看看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吧：

自1958年9月8日中国对4艘美舰入侵中国领海提出严重警告以来，到1966年年底，中国一共对美国入侵我领海、领空、炸毁我公海渔船等侵犯主权行为提出过419次严重警告——1958年共提出45次严重警告；1959年共提出32次严重警告,1960年共提出53次严重警告，1961年共提出52次严重警告,1962年共提出44次严重警告,1963年共提出48次严重警告,1964年共提出80次严重警告,1965年共提出42次严重警告，1966年共提出23次严重警告。1964年“北部湾事件”发生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开始升级，对中国的军事入侵也在那一年达到顶峰。

1964年，美国在北纬17度线附近已经布置了超过25000名美军；1965年3月，美国又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南越，同时加紧对南北越的炮击和轰炸；1965年4月24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将越南全境和中国部分领海（西沙群岛附近领海）列入“战斗地区”，1966年底，侵越美军人数已经超过37万。1966年，美国多次轰炸河内和我国在北部湾公海航行的渔船，并多次入侵中国领海领空，该年的9月9日，美机甚至侵入广西东兴，疯狂扫射当地村庄和正在劳动的百姓。

1965年，中国开始了“抗美援越”，与此同时，开始大规模输出革命，中国的核力量也逐步成型。从那以后，美国入侵次数逐渐减少，1967年到1971年的5年时间，美国入侵次数平均为19.5次/年，最后一次严重警告为1971年12月25日抗议美国在23日、24日入侵西沙群岛永兴岛、东岛领海。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到文革结束，中国政府没有对美国发出类似的严重警告了。

自苏联撤出在中国的专家并停止对华援助，中苏关系急剧退温，1963年9月开始发表《九评》后，中苏关系降至冰点。现在某些人认为中国不应该和苏联闹僵，以为中国委屈一下就可以求全，却不知道50年代中期波匈事件后，中国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非常警惕，且已经不是毛泽东一人的想法了。毛泽东的中国，自始自终都以建设独立自主的工业国为目标。早在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之前的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就在为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印发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上指示，要独立自主地搞建设

1958年7月22日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也表明毛泽东对苏联（包括斯大林）的不满早已有之。这篇讲话和其他几篇文献，我将以附件的方式贴上（见附件《三个重要的文献》）。

1966年10月7日，苏联单方面决定中国全体留苏学生休学，限令他们于十月份离开苏联，并阻止留学生在离苏前向列宁和斯大林墓献花。华沙阵营的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同年11月2日，匈牙利勒令5名中国留学生停止学业并回国；古巴在这一年彻底倒向苏联，中古关系出现激烈摩擦。

1965年“930事件”后，印度尼西亚在美国支持下，开始剿灭国内共产党势力，并大规模排华。中国在东南亚也陷入反华包围圈，连小国老挝也在1966年开始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这一年的1月3日，非洲小国达荷美（即贝宁）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1月6日，中非共和国军事政变集团中止了两国的外交关系。10月28日，加纳也中断了两国外交关系。

为了化解美苏压力，并进而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空间，中国采取了3个主要措施：

1、以战止战

负责防空的中国空军高炮部队是首批赴越的作战部队，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北越防空任务。但1966年各大报纸对这场战争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口头支持上，以及中苏之间关于援越物质运输纠纷上，而对中国援越部队的报道则非常少（也就对“海空雄鹰团”的报道沾点边）。

始自1965年的抗美援越，是建国以来第三次大规模战争，也是解除美国对华军事封锁关键的一环。由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显示出了顽强作风，再加上中国军事力量大幅提升，中国在抗美援越的人力投入相对来说就小很多，以战止战的效费比也高得多。

对于美国以侵越方式遏制中国，中国采取了以战止战的对策，并最终赢得了胜利。这个话题可以聊的东西太多，也不是本章节主题，就此打住。

2、对外援助

后人在评价毛泽东时代时，喜欢指责毛泽东“过于大方，拿国家财产做恩惠”。且不说一个以全球大国为目标的国家是否需要对外援助，也不去比较尚不是大国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对外援助数量，光看毛泽东时代的对外援助，其实也不是现在所说的那样。那时的对外援助，有相当一部分是援建，援建的形式包括：1、给对方低息或无息贷款，然后中国企业拿这个钱去建设，也就是说，这个钱对方是要还的。2、对方自己出钱，中国来建造，此种方式在文革期间的报纸上一般称为“帮助建设”。这个和目前的对外招投标没啥大的区别。另外，对外援助也包括医疗等技术支持，对非洲的援助有相当一部分是采用这个方式的。完全无条件的无偿援助，在毛泽东时代其实比例并不大。

如坦桑铁路就是采用提供无息贷款、由中国勘探、设计、建设的方式建造的。是2011年，而不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免除了50%该铁路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债务。

在1966年和随后的数年内，中国一直对越南进行无偿援助，但这个援助和对别国的援助不同。和抗美援朝一样，抗美援越的目的也是为了中国自身的直接安全。除此之外，1966年《人民日报》报道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对外无偿援助只有一次，即12月21日签订的为期5年的对尼泊尔的无偿援助，这个援助以分期提供成套设备的方式进行。

除此之外，整个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对外无偿援助的报道还有：1967年年初，无偿援助尼泊尔2万吨大米；1967年8月和越南签订无偿援助军备和粮食的协定；1969年7月14日与也门政府签订无偿援助也门政府建立一所中等技术学校的协议；1970年5月25日与越南签订无偿援助经济、军事物质的协定；1970年6月29日为遭受严重水灾的罗马尼亚无偿援助棉花、棉纱、焦炭、冻猪肉、大豆、冻鱼、咸鱼、奶粉、蛋粉、猪皮和山羊皮；1972年2月2日的《联合公报》协议将对巴基斯坦的4项贷款改为无偿援助，另一笔贷款偿还期推迟20年；1974年4月，向柬埔寨提供无偿援助等等。在这些无偿援助中，以对越南的援助最多，因为那时的越南，是中国抗美的前线。以中国一贯的作风，我不认为《人民日报》会隐瞒对外无偿援助数量，虽然我在检索时，有可能因为关键词的设置而造成部分漏检，但数量不会大（我是用“无偿援助”检索的，只发现上述这些项目）。

1966年，坦桑尼亚广播电台短波广播发射台、刚果综合纺织厂、西非马里共和国的杜加布古糖厂和塞古联合纺织厂及马里吉奥利巴卷烟厂、锡兰（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纪念国际会堂、柬埔寨“亚新运动会体育城”、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拖拉机配件厂和爱尔巴桑轧钢厂及卢什涅造纸厂等项目，中国采取的是援助建设方式；对蒙古国住宅工程的援助，采取的是贷款方式；6月23日与巴基斯坦签订的援助兴建综合重型机器厂的议定书，采取的是无息贷款方式。11月16日和几内亚共和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议定书，中国以贸易贷款方式向几内亚共和国政府提供协助，以便购买中国货物。

在1966年甚至整个文革期间，中国不会也没有能力对所有的援外项目实行无偿政策。中国真心真意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因此虽然出钱不算多，也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赢得了人心。

3、输出革命。

利用人民的力量，把战火烧到敌人后方去，一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在美苏围堵之下，毛泽东选择了美国本土、欧洲、日本和第三世界为主要战场，利用美国内部种族和阶级矛盾以及反战情绪、美日美欧矛盾、第三世界国家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以喊“空话”、发行毛选等办法，成功地使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上第三股力量，也即最有思想号召力、意识形态输出最成功的力量。

在那时，中国高举“自由、民主、独立、解放”的大旗，教育全世界受压迫民族拿起武器，对抗殖民者和压迫者。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让美帝苏修及其追随者胆颤心惊。那时，全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都以到北京朝拜并获取“自由战士”称号为荣。

早在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人民日报》就已经刊登了多篇中国记者或华人眼里的美国黑人生存状态的报道。50年代，毛泽东就公开支持美国黑人运动。1959年，毛泽东接见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先驱杜波依斯博士。

60年代初期，领导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市黑人运动的著名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受联邦调查局通缉，被迫流亡海外。在流亡古巴期间，罗伯特威廉两次致信毛泽东，希望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斗争。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应邀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报道）。在这篇声明中，毛泽东说道

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不久后的1968年4月16日，毛泽东再次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这两篇声明都将附在《三个重要的文献》里）。在这篇声明里，毛泽东再次告诫美国黑人，非暴力主义并不能得到美国政府的宽容，只有拿起武器、以暴制暴，才能最终赢得自身解放。

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以罗伯特威廉为代表的一大批美国黑人运动领导人，走上了迥异于马丁路德金的反抗道路，以暴力而不是非暴力对抗种族压迫。1966年，美国黑人运动的暴力程度开始升级，美国各地经常可以看到黑人和警察对射。1967年至69年，暴力运动已经严重影响了美国侵越战争和国内政局，美国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

除了支持黑人解放运动外，毛泽东还多次接见美国和全世界反战人士，鼓励美国人民以各种形式反对侵越征兵，并声明一切种族压迫都是阶级压迫。毛泽东的号召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对美国60年代至70年代的民权运动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前些年，我在美国一大学图书馆看到一本书——《猴年，The year of the monkey: revolt on campus,1968-69》，作者William James McGill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校长。该书就描述了那时美国大学的运动状况。

在欧洲，则是民族主义者戴高乐总统为法国利益主动和中国走到一起。法国这个“搅局者”的存在，其实也代表了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对美国颐指气使态度的不满，只不过大多数国家敢怒不敢言，而一直以“欧洲灵魂”自居的法国，敢怒敢言。和意识体态色彩不甚浓厚的北欧国家，中国则一直与其有贸易关系（见后面的农业章节）。即便是与美国穿一条裤子的英国，毛泽东也利用其国内的不满，以及英国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利益，削弱美国影响。欧洲国家的反抗，也体现在经济领域，并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美金”走下神坛，变成美元。

日本在文革期间出现了很多毛泽东的狂热“粉丝”，中日之间的文化、经济、科学研究领域的交往也非常频繁，如日本著名的松山芭蕾舞团，就是第一个将电影白毛女改编为芭蕾舞剧的。在开展对日交往时，与对其他国家非政府交往一样，中国严格区分亲华人士与反华政府之间的区别，在加强两国经济文学科研交往的同时，继续批判日本佐藤政府紧随美国的反华政策，也批判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红卫兵运动规模也不亚于中国，外链出处

这里有几张日本红卫兵运动的图

对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则采取支持民族独立、解放的方式。那个年代，殖民地独立是大趋势，而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世界的传播，则加快了这个趋势。60年代，有一大批亚非殖民地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也成为“将中国抬入联合国”的主力军。在1966年，中国还开展了数次“支持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大会。

除了喊“空话”外，对反殖运动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著作外文版上。早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著作外文版就开始大量出版，1966年，毛泽东著作就有了英文、法文、日文、阿拉伯文、德文、柬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缅文、越文、意大利文、僧伽罗文、甚至盲文等等多种文字。除此之外，还发行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十六条》等文革文献的单行本。在《人民日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整版刊登输出革命动态。1966年国庆期间，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也在国外放映。

1966年，中国多次组织在华留学生和专家学习毛泽东著作，还多次组织来华专家下乡劳动。毛泽东在8月至年底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时，也接见了世界各地来京“朝圣”的“自由战士”。在文革期间，全世界有不少地方成立了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班。其中不仅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也非常注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1966年在北京举办的“亚非新闻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国还举办了几期亚非记者进修班，组织他们学习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要求他们多报道各地反美反殖运动，支持世界革命。

那个年代，国外媒体对中国非常关心，有不少媒体自行翻译毛主席语录并刊登。中国对外交往时自觉宣传毛泽东思想也蔚然成风。有人质疑中日围棋赛时中方代表人手一本“红宝书”，其实非常正常。那时的运动员们，也经常会“骚扰”别国运动员，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这自然不是坏事，也是输出革命的一环。人手一本“红宝书”总好过人手一本“圣经”吧？不管怎样，都是宣传中国价值观。这个世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想不被人压倒，就得自觉力行价值输出。

中国对外大肆宣扬自己的价值观，自然也受到部分国家的抵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戈德堡就说过：“美国希望中国会放弃它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策”。

1966年3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说，3月1日肯尼亚参议院通过了一个反华动议，恶毒地攻击中国领导人。因为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访问非洲时，针对非洲人民高涨的反帝反殖革命斗争，曾在讲话中提到非洲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此后某些人别有用心地说，“自从那次讲话以后，在一些非洲国家中确实发生了若干起政变、危机和暗杀事件”。

中国面临美苏两国和其追随者的重压时，依然不卑不亢，有时甚至可以说颇为“蛮横不讲理”。1966年11月6日，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段洛夫在谴责苏联驱赶我留学生时说

那时中国在对外交往时表现不卑不亢甚至略有些蛮横是常态，奇怪的是，中国的蛮横不仅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孤立，反而树立起第三世界领军人物的形象，究其原因，无非是“天下苦美苏久矣”。毛泽东曾多次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响应者云集的前提，是有人振臂一挥，而中国就是那个不仅敢于在朝鲜和越南与美国打硬仗，也善于振臂一挥喊“空话”的国家。没有振臂一挥者，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忍气吞声的。毛泽东就是那个看透天下大势并振臂一挥者，顺势而为自然响应者云集——看看目前的国内形势就知道，大家对有资格振臂者是多么地期待。振臂一挥者的存在，和相信群众力量并不矛盾。

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气场小，其身形也就显得猥琐瘦小；有的人气场大，其身形显得比自己实际身形高大得多。这样的人，也因此具备群众号召力。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没有最终长成超级大国的身材（骨骼渐成，肌肉未丰），但气场庞大。中国在这个星球上投下了巨大的身影——远比本来身形巨大，也造成了堪比美苏的影响力，成为了实际上的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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