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由教皇辞世说开去?教皇小传（一） -- 神仙驴

前面曾经提到过，1981年，老教皇遇刺后为凶手作忏悔，“上帝宽恕了他”，这是John Paul II的宽大，为他个人、为天主教增分不少；时间到了2004年，台湾地方最高领导人在竞选活动中“肚皮中弹”，随后的做法可能也体现了他的“包容”精神，――比如阻挠对此事进行调查的“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活动等等。只是，这种包容精神，却无法体现在他及其同党对所在地方人民的身上。台北的活学活用，怎不叫人拍案称奇？

在陈水扁有幸赶赴梵蒂冈参加教皇葬礼之前，到访教廷的最高层人物，是1997年和2002年的两位“副总统”连战、吕秀莲，此后陈的夫人吴淑珍曾于2003年7月赴梵蒂冈会见教皇。2005年4月这次，陈水扁能够踏上欧洲土地，外交“突破”的喜悦溢于言表。但现实是，意大利方面只允许陈在梵蒂冈葬礼结束后立即离开罗马，另一方面，一再吹风梵蒂冈即将倒向北京的传闻（可见《澳门?一则消息》），不得不使得台北方面如坐针毡。

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台北与梵蒂冈的交往历史。

1942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与梵蒂冈教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43年中华民国在罗马设公使馆。1946年12月梵蒂冈遣大主教黎培理（Antonio Riberi）至南京出任公使，其坚决支持民国政府代表着美方的利益，自然成为“美蒋敌对势力的帝国主义分子”，1951年9月，终被勒令驱逐出境。

1949年，民国政府迁台，作为旧势力代表的中国主教们，出境艰难。当时唯一一位红衣主教田耕莘选择去了美国，作这样决定的还有不少，最后多回到台湾。留在大陆的，形势也是岌岌可危，如龚品梅者，自1955年便蹲进监狱。

这里专说台湾，1952年台北成立总教区，借着祝圣郭若石为总主教的契机，黎培理公使赴台，事后留在台北，算是台北、梵蒂冈正式恢复了交往。

1959年6月台驻梵公使馆升为“大使馆”；1966年梵蒂冈驻台北公使馆升为大使馆。到了1971年，中华民国代表被驱逐出联合国，教廷迁驻台北大使葛锡迪（Edward Cassidy）改驻孟加拉国，一直到1979年，名义上的驻台大使实际上并不在台北，自此至今，在台领事机构实由驻台代办领导，换句话说，梵、台之间，仅仅维持着代办级外交关系。再进一步说，其实梵蒂冈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起，承认北京便已经设了伏笔、做了准备。

教务方面，台湾“中国主教团”1967年成立，郭若石、于斌、贾彦文、罗光、单国玺先后任主教团团长（贾彦文开始，团长改称主席），1998年，该组织改称“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现任教衔最高者单国玺主教，1923年生于河北，1987年任台湾天主教中国主教团主教，1998年被John Paul II任命为红衣主教，距上一位在台的红衣主教于斌去世，有整整20年了。单今年82岁，仍兼高雄教区主教。

单国玺

回头再说，教皇去世传出梵蒂冈倒向北京的消息，不能不使台湾方面紧张。

除去梵蒂冈，与台北有外交关系的其余24个国家全部分散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太平洋上。其中，有影响力的，梵蒂冈之后，估计只能排上拥河自重的巴拿马了。这二十几个国家里，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就占了2/3，而天主教在拉美国家影响实在太大，如前述，天主教徒一半人口在这个地区，与台北有关的12国中就有10国是天主教国家，许多国家中信奉天主教的信徒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80％、90％以上。一旦梵蒂冈彻底断绝与台北的外交关系，台北的外交将可能立即陷入崩盘的局面。届时，连“过境”美国的机会都不会存在。

台湾与其他弹丸小国可以施展金元外交手段，但对于拥十数亿信徒的教廷来说，梵蒂冈考虑更多的则可能是如何“开拓大陆市场”、从而扩大其影响力的问题。而梵蒂冈与北京之间的交往，其实也早就有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