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公私”概念出发理解中国和西方 -- 慧诚

关于一党制和多党制的问题，我已经写过不少文字（请参看我的《集权与民主思考片断》系列和《君子不党》）。但是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不够深，基本上还是对现象的描述，没有深入到文明的实质（文明的无意识）中去。

我刚才在哲学片断中已经反复强调了，所谓“一”，实际上是“先于数“，也就是说不是跟二和多相对立的一，而是在二和多之前的一，今天中国的一党制也应该这么来理解。在《君子不党》中，我提到：

这里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权力只能是“一”，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所谓三权分立，其实质权力本身，还是一。而政党则是二分或者多分，这里的矛盾是不可解决的。君子不党，因为君子是站在公利而非私利和偏利。儒家把最高的德行称之为中庸，就是这个意思，唯有中庸，方能成就天下之公。《礼记》曰：“天下为公”，是为政治是最高伦理。而多党制则是在制度上破坏了天下为公的可能性，不党的君子也不可能站出来领导国家。若要有真正“为公”的政府，就不可以搞党争，更不可以把党争制度化。

事实上，人类自有政治，党争就不可避免，即便在接受“党争可耻”教育的古代社会，亦不可完全避免，不过规模有限，难以持续。这就如同：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总是鄙视和惩罚偷盗的，然而偷盗从不曾消失。不过因此就不防止偷盗，以偷盗为正常，那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了。

同样的，党争本身并非什么优点，多党制则是制度化组织化的党争的顶峰。

那么下面要来谈谈中国的现实情况。按上面的理解，一党制实际上等于无党制。因为所谓party，它一定是part对part，有黑才有白，有阳才有阴，必有对立，才有所谓party。而一党制实际上就是无党制，之所以称之为“党”，一则是语言的习惯使然，二则是这个党在兴起之初，他也是part。就像中国共产党，在兴起之初，他只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中国人，这样一个党争在获得政权之后也没有结束，斗争还在继续，最后导致文革的发生。

因此中国的一党和多党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公有理“还是”私有理“，也就是说，社会和国家的本质是私人立场之间的协商调整，抑或社会和国家是先于私人的”公共整体“。前一种是西方人本文明化以后缓和公私矛盾的方式；而后一种则是中华人本文明的传统。或者再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对于西方来说，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是个人和个人集团“整合”起来的；而对于中国来说，个人和个人集团是从整体上分立出来的。

看待中国的多党制和一党制应当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中国的一党制不同于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一党制，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中国这样的文化基因。以其他国家的一党制来推论中国的一党制，是典型的风马牛不相及。

对于西方文明来说，“我”（个人）是初始状态。前面说到，亚当吃智慧树上的果子，才有“分别”“价值”，才产业欲望，也才沉沦到人间。然而，在吃智慧果以前，他所存在的世界也不是浑然为一，因为他是上帝的创造物，在作为创造物的世界和创造主体的上帝之间，有一条截然断裂的鸿沟，而在这个“鸿沟之前“是不可探索。因此”我“成为西方文明目前来说不可超越的”极点“。

而对于中华文明而已，这个我还没有分出去之前的那个整体的一才是初始状态，存在一个“阴阳未分之际，混沌未开之时”的源头。对于这个源头的追求在政治上体现“公”。在某种程度上，后来的家天下实际上窃取这个“公”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在儒家的体系中，皇帝一方面占据着合法性的位置，因为他掌持“公器”（参见《好皇帝，坏奸臣》系列），另一方面皇帝并不因其本身而绝对合法，道统可以对皇权加以限制，因为道统的真正源头在非家天下的尧舜，倘若皇帝过分偏离“公”位，他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孟子的民贵君轻就是此理，儒家并不是无条件支持家天下的，或者更准确的说，儒家从本质上是反对家天下的，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承认家天下而已。聪明的皇帝会一方面稳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另一方面也使自己符合儒家的公义伦理，来保持自己的合法性。倘若皇帝偏离这一准则，就会形成皇权和大臣的矛盾。中国皇帝基本上受到儒家的教化，最昏庸白痴的皇帝也说不出法国国王那样的话：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这也是中国的天下伦理与西方的封建伦理的区别。朱元璋读书不多，不理解儒家的政治伦理传承，一心为自家确立绝对权威，删改《孟子》，表面上强化了自己的位置和专制权力，实质上却损害了“公器”的权威，同时也为自己的江山埋下了隐患。在明朝的历史上，皇权与大臣，政治与道统之间关系如此紧张而对立都是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