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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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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海瑞罢官》迷雾之刘少奇

写到这里,我必须先说一句,我非常遗憾地看到大家对《海》剧及其批判太重视了。我之前已经说过,我认为《海》剧及批判根本不是文革里主要的一环,甚至根本算不上一环,也完全谈不上是文革的导火线。对《海》剧的批判时间、批判力度都完全比不上当年对《武训传》和胡风等的批判。实际上,这几个完全不具可比性。在1966年的《人民日报》,依然会11次提到《武训传》,但在文革开始后(十六条发布后),对当时刚刚发生的《海》剧批判的关注已经下降到和多年前的《武训传》类似的地步了。

还是用1965年11月10日至1966年12月31日的报道数据来说明一下吧——

以“海瑞”为标题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43比1;《文汇报》为86比0,;《解放军报》为9比0。

以“海瑞”为内容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204比11;《文汇报》为338比10;《解放军报》为83比5。

以“吴晗”为标题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34比0;《文汇报》为20比0;《解放军报》为12比0;《新民晚报》为4比0。

以“吴晗”为内容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242比12;《文汇报》为278比9;《解放军报》为103比3;《新民晚报》为75比1。

在1966年8月9日之后,即使文章的题目或内容出现了海瑞、吴晗、三家村,也只是带一笔,如《人民日报》报道、《文汇报》等其他报纸转载的一篇讲怎么学毛著的文章里,时传祥提到吴晗、邓拓,但只是提到,和文章主要内容没甚关系。而《人民日报》在9月6日(即8月9日后唯一一篇在标题里提到海瑞)的《谁煽起了海瑞戏的黑风》,里面说的也是周扬而不是吴晗。

好的,开始说本章节的正题吧。本章节是关于《海瑞罢官》的最后一个章节,因为它和对它的批判真的不重要。

在看与《海瑞罢官》有关的评论文章时(这些文章也包括谈明史的,谈农民起义重要性的),我很吃惊地发现,1966年的报纸里有太多文章里提到刘少奇了,但这个“提”,居然都不是批判性的,而是以刘少奇的讲话或文章作为正确与否的标杆。

1966年2月8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韦格明(这个应该是笔名,取自“为革命”)的文章《海瑞“刚直不阿”的反动性》,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封建文人,总是把海瑞的这种所谓“刚直不阿”精神,披上一件“超阶级”的漂亮外衣,歌颂他“爱民”呀,“保民如子”呀,等等。刘少奇同志说过:“所谓超阶级的、一般的道德,只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这是保障少数剥削者利益的‘道德’。”(《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66年2月21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李雄豪的文章《镇压农民军是史可法的本性》,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人的本质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有过许多精辟论述的。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说得很明白:“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史可法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这一点林父同志也不得不承认。

1966年4月25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朱理章的文章《折中主义的“清官”论必须反对——评星宇同志的<论“清官”>》,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爱民如子”一套信条,本来就是以“爱民”为幌子的吃人的东西,封建官吏接受这种信条,就是为了要在“爱民”的幌子下吃人。因此,他们并不是受骗,而正是在骗人。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曾经指出: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所以崇拜圣贤,“目的就是要升官发财,用这些‘圣贤之道’去压迫被剥削者,用满口仁义道德去欺骗人民。”我们为什么不去揭露骗子,反而去说骗子受骗了呢?

1966年7月12日《文汇报》,发表了上海电影机械厂复员军人团总支书记陈瑞祥的文章《不准瞿白音攻击党的领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事实根本不象他所说的那样,我们革命人民与党的领导者之间有着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尊卑之别。刘少奇主席在接见掏粪工人时传祥时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文汇报》不重要,或文章作者对批判《海》剧的目的不理解。那么,让我们看看某些重要的人物或写作组在《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吧——

1966年4月14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康立《<论“清官”>的质疑》,(4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认为,要正确地解释这些问题,就必须按照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所指出的,“一切剥削阶级,都要欺骗与压迫被剥削者,都要互相争夺被剥削者的剩余生产物或剩余价值;因此,就造成一切剥削者的欺骗性、对于人的压迫性及互相争夺性。”“清官”的压抑豪强及反贪污等,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互相争夺剥削果实的一场闹剧,而“清官”则不过是这场闹剧中戴着假面具的一个“二丑”(即小花脸)罢了。假如认为,这样的理解便是“对复杂历史过程过分简单化的看法”;那么,是不是竟认为需要在人民的革命功劳簿上替这些骗子手记上一大功呢?

康立,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集体笔名之一,取自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

1966年3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关锋、吴传启的文章《论吴晗同志的道德论》,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在谈到共产主义道德,谈到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立场,要无条件地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毫无疑义,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的这句话,只是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范仲淹所说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这句话,从上下文看来,明明白白,是说明共产党员应该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两者的阶级实质是完全相反的。有人用刘少奇同志引用了范仲淹的话,来论证共产党员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那完全是歪曲和欺骗群众。我们要采用历史上形成的为人民群众熟悉的、今天还有用的语言资料,来丰富我们的语言,同时要坚决反对把语言资料的利用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

关锋被目前的官方称为“林彪江青爪牙”,此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关锋在报纸上的社会活动排名在王力之后、戚本禹之前,更远远地在姚文元之前。

1966年5月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丁伟志、王正萍的文章《剥开吴晗“民主斗士”的画皮——评吴晗在解放战争时期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固然,就当时倡导中间路线的人士而言,情况也很复杂,动机并不尽同,需要具体分析。但是,从实质上看,提出这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中间路线”的政治纲领,乃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反动。“因为他们既然坚持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势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而帝国主义者却不会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只会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统治的殖民地。这正是蒋介石卖国贼所走的道路。”(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丁伟志当时是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哲学组的成员,文革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1966年5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萧前、李秀林、董新民、方克立的文章《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阴谋家》,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正当刘少奇同志在庆祝我们党成立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号召我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邓拓即刻起来,反对“把‘时文’当作八股公式”。他挖空心思地找到了宋代崇尚苏氏父子文章时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他说:“历代几乎都有一些人擅长于‘时文’,这种人在当时往往很吃得开。另外有许多人,因为不喜欢‘时文’,就往往很吃不开。”

萧前是艾思奇的助手,发表这篇文章是,他在人民大学工作,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董新民是人民大学60届哲学系毕业生,后留校;方克立为62届哲学系毕业生,后留校,方克立在文革结束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长。

1966年7月29日的《人民日报》也报道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会议,并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愤怒声讨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的文章,在该文里也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是在中央直接关怀下召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在会上向代表做了重要讲话,号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人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明确指示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纲。阴险狡猾的周扬,一面剽窃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在大会上大做反修报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一面又在小会或会外散布与中央指示精神针锋相对的反革命黑货,公开煽动学术界反对毛泽东思想,抵制反修斗争,胡说什么“不能都去反修”,要“各得其所”,并且散布“读书就是反修”、“考古也是对反修的贡献”、“演《贵妃醉酒》也是配合反修”等等反动谬论。铁的事实证明,周扬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盗窃犯,反党的阴谋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如果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真的像目前所说的那样是文革序曲,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序曲在8月9日戛然而止?如果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为了吴晗后面的大头头刘少奇,我更难理解为什么很多文章的作者,包括上海市委写作组、关锋、萧前、丁伟志等等,要以这样的口吻提到刘少奇?

目前我看到的回忆录或访谈,大多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除了师东兵的《李雪峰访谈录》。外链出处在这个访谈录里师东兵写到——

刘少奇也在会议上说:“你彭真到现在还嘴硬,你的个人主义膨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为什么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骗我们?你就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的修正主义就是你!”大家看到刘少奇这样讲,都跟起来了。”

李雪峰没想到,这次会议能撤销彭真的职务并让他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他对我说:“当时,全国都在旋涡中,而北京是旋涡的中心。谁都不愿意来,但中央既然决定了,我只得硬着头皮上任。”刘少奇说:“让吴德当第二书记,你们俩搭班子,要保持团结。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等部队调动完毕后,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

刘少奇对李雪峰说:“彭真这个家伙在历史上和现实工作中都是反对我的。他总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对我封锁,不讲真话。这一次把他揪出来也是我们党多年来争取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对他的黑帮势力的清理和斗争。”

李雪峰说:“彭真过去是从来看不起我的,多年来我们对北京市的工作无法过问。名义上北京市属于华北局领导,实际上是北京在指挥我们。”

几天后,刘少奇又给李雪峰打电话:“我考虑很久,想让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运动的发言权。最好让她担任清华工作组的一个领导职务,给她创造一个提高和学习的条件。你看怎样?”

“很好,清华大学是北京运动的重点,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办好这件事情。”李雪峰马上作了部署。于是,1966年6月19日,王光美来到清华,正式参加了清华工作组的领导工作。

6月6日和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李雪峰提出:“这次运动,应该制定一个决定,明确打击的重点是什么?黑帮和黑线的标准是什么?不然,群众心里没数,我们心里也没数。”刘少奇当时还是很有把握的,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比57年反右还要规模大,意义也深远。现在还是要放手一些。我们要善于领导和敢于领导这次运动。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要避免被动,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那个局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知识分子有左、中、右三类,通过这次运动,要把他们划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将来依靠谁,团结和打击谁了。这样便于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很少有回忆录提到杭州会议时有“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内容,至少我没有看到,但从3月下旬北京的布局可以看出,杭州会议应该提到了,且应该是主题之一。这才能解释为什么之后各大报纸,特别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内容是这样的,这应该视为斗争转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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