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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徐懋庸杂文之八

姚文元 　

　　姚文元

　　关于徐懋庸杂文的批判，本来还可以写上很多篇，但我们不可能每一篇都来分析一下。文艺作品写人物要创造典型，我以为这对写杂文也是适合的，以上七篇，大体上可以把徐懋庸杂文的基本特征及其反动性揭露出来了。

　　徐懋庸的杂文是同社会主义事业、同马克思主义坚决为敌的，语汇的刻薄，用心的毒辣，都显示出他内心蕴藏着对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深仇大恨。在未出版的“打杂新集”的序言中他曾说，他这一时期写杂文如此之多的原因是“把积压了廿年的一些意思陆续形诸笔墨”了。这是可信的。廿年来，这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反党言行不断受到批判，使他内心“积压”了许多极深的仇恨，终于在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把他肚子里“积压”着的毒液喷射出来了。在鸣放当中，我们看见很少写杂文的如洛尔之流突然写出整批整批的杂文。其原因也就同徐懋庸一样，是多年来积压的或隐藏的仇恨通过杂文发泄出来了。曾经混过了战争关、土改关、肃反关等等的“弗先”先生，到社会主义这一关再也混不过了。作为政治上思想上反动人物的代表，徐懋庸已被彻底击溃，不管他有什么“妙手”，都不可能使写“真理归于谁家”的徐懋庸再“回春”了。

　　徐懋庸的杂文的特点是大量地抄引马列主义著作中的词句加以巧妙地歪曲或违反逻辑地“联系”，制造出一套容易模糊人的修正主义的怪论。他几乎处处地方要显示自己是一个正牌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处处夸耀自己是一个博学的人，仿佛他脑子中装了一排木箱，里面放着许多经典著作，他随时可以拿出来。杂文中如此多的引经据典，的确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做过。敌对思想采取这种巧妙的形式，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力量的强大，迫使敌人不用正面进攻而采用伪装的办法。这告诉我们，今后要高度警惕地识别思想战线上伪装的敌人，要善于区别仅仅是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句子或者真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我们从徐懋庸的文章中学到了:原来是有这种别有用心的文贼，竟能够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引伸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等于“刽子手”，从恩格斯的反对超阶级的“社会主义论”中“联系”出资产阶级也是社会主义者。这不是新笑林广记中的笑话，而是当前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事实。学到了这一点，我们以后的确可以减少一些“书生气”的。

　　徐懋庸所用的基本方法是诡辩。诡辩常常冒充辩证法出现，实际上同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辩证法要求揭露事物的内部的矛盾，要求全面地、灵活地、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同相互转化来看问题，但这种灵活性正是客观事物本身发展的真实面貌的反映，而不是主观任意地加上去的。因此，灵活性同高度的原则性是统一的，是符合逻辑的。但诡辩则相反，诡辩专家玩弄概念是十分“灵活”的，但这种“灵活”却是主观任意地外加上去的，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根本相违背，它否定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把概念的含义弄得脱离原意乱加解释，瞎扯一通，其结果当然变成对马克思主义严重的歪曲，在逻辑上也是荒谬和不通的。例如辩证法说:我们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缺点，要两点论，但其中成绩是主要的方面；而诡辩论则冒充辩证法喊道:“我们要两点论呀，一切工作中都有成绩和缺点，成绩就是缺点，缺点也就是成绩，说成绩是主要的就是教条主义，必须打到呀!……”再如辩证法说:理论要联系实际，诡辩论就喊叫道:“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际就是原则，要理论就有框框，就是教条主义!……”一切修正主义者在逻辑上总是乞助于诡辩，因为修正主义不是真理，只能用歪曲事物本来面貌的办法来把它表达出来。

　　徐懋庸的杂文，曾经一度风行一时，向他约稿的报刊甚多，使他达到了“终日手不停挥”的地步。这说明我们的嗅觉并不是很灵敏的，这当中有值得深刻记取的教训在。然而，这终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假的总是假的，在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国家里，一切伪装的敌人决不可能长久地欺蒙群众，一到反击右派开始，徐懋庸的面目就被揭露了。改动一个字套用一句古话:“固一时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徐懋庸之类的右派顶多只能做“一时之雄”——而且只能在工人阶级暂时不进行反击的时候； 至于做“一世之雄”的幻梦，那是永不可能实现的了。他们那个过去的时代早已被历史的巨潮永远地埋葬了。

　　让我高高兴兴地同这位“弗先”先生的杂文告别吧!你不会太寂寞的，“彭鼎”先生，陪同你的还有悲泣“今不如昔”的百花楼主同要把马克思主义“坚决打回去”的老牌反马克思主义者舒芜先生，他们都是写反党杂文的“老手”。你们尽可以在历史的坟墓里去讨论什么“质的规定性”去，可是如果你们不改变立场，这个世界上就决没有你们插足的地位。至于我们，在彻底扫清你们这一伙人散布的乌烟瘴气之后，要满怀信心地越过你们大踏步地跨向前去了!不平常的1957年已经接近终了。伟大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开始，新的一年正在以诱人的光辉吸引着我们。在进行伟大的经济建设的同时，思想战线上还有多少斗争等待着我们啊!多少问题需要研究、需要分析、需要争论啊!我们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举得更高，用这一年极其丰富的思想斗争的经验同教训来武装自己，继续地进行战斗，向着新的胜利前进，向着彻底解决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目标前进。

　　1957年12月17日夜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