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由教皇辞世说开去?教皇小传（一） -- 神仙驴

一会一团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与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合称为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前者为群众团体，后者是教务领导机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副主席、常委、秘书长组成联席会议，商议决定中国天主教重大事宜。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英译为Chinese 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CCPA）]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英译为Bishop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BCCCC），向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负责]

此外，还曾经有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1992年被整合到其他两个中国天主教组织中去。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性质上等同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以协会面目出现的。它们的产生，当然与那时的时代背景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作为外来教会，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在1949年前，尽管说有着一些不容抹煞的积极影响，但客观上也确实摆脱不了为外国势力服务甚至成为压迫的干系。中央政府对外来势力对中国的影响，是始终抱有极其强烈的戒心的。天主教更因其有着境外最高领导机构的缘故而倍受关注。

1950年7月，从《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发表开始，中国基督教走上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道路。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而在1950年11月，《天主教自力更新运动宣言》起，中国天主教分裂。依附于梵蒂冈的天主教徒，独立于政府之外，形成了所谓的地下教会。1957年，天主教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会议强调，“中国天主教会必须独立自主，彻底割断同梵蒂冈教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的活动。”此后，爱国会代表会议历经7届，现任主席为傅铁山，2003年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任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为刘元仁，我们下面还会介绍到他们。

爱国会突出了爱国的宗旨，这点确实与罗马天主教的普世思想有着抵触，尤其在梵蒂冈二公会议之前，更是如此。比较而言，主教团的作用是在其主持教务活动上。

中国天主教地上教会同样“遵从一本圣经，信仰一个上帝”，但在关键的组织形式上游离于梵蒂冈之外，这突出表现为“自选自圣”。

自选自圣

主教的晋升，一般说来，需要梵蒂冈的祝圣，这是梵蒂冈拥有的特权之一。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自选自圣主教的做法，在梵蒂冈看来，无异于是对教廷的严重挑战。偏偏，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做法是针锋相对的。

上世纪40年代，中国教区20位主教仅有3名中国人。随着共产党与教会的矛盾升级，主教任命权上终于擦出了火花。双方各自任命对方眼中的敌对人士为主教，更是火上浇油。1957、58年中国大陆自圣的主教不被梵蒂冈接受，北京更加坚定了走自选自圣的路子。到北京和梵蒂冈关系缓和的时候，教皇也追认部分自行任命的主教。但归根结底，这种方式确实是教廷不能允许的。如果北京、梵蒂冈希望关系正常化，组织结构的问题是第一道难关。

地下教会

对于中国大陆的广大信徒来说，同样也有这个两难问题。官方公布的中国天主教徒人数为500万，而各种流传版本中，加上地下教会人口，总数却有约1200万之众，这个数字如何得来，我也无法知晓。

话说回来，私自聚众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活动，确实不容于政府。地下教会因其频频发表的各种言论，与政府的互动形成了恶性循环，与一会一团的矛盾更是尖锐。但在近期梵蒂冈释放出和缓气氛的气球情况下，这种矛盾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舒缓。如何处理这可能多达700万人的地下教会见光的事情，则又是一大问题。

再说到此前路透社的新闻上，在北京、台北、梵蒂冈之间的角力中，梵蒂冈希望天主教的势力可以扩散到占世界人口1/5的大国，北京则在估算着梵蒂冈放弃台北的利市能否抵消这种外来力量干预对内政的影响，而台北，除了自嘲实现了“外交突破”之外，还能指望些什么呢？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 傅铁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