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主和集权问题 -- 慧诚

新儒家蓄意突出中西之争的路子当然是不可取的。新儒家刻意突出“中西之争”的对立性却没有充分看到其中的调和性，固然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在一次同友人的对话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很多人把毛泽东的问题视为为中华民族在工业化时代寻找新的思想范式的一种尝试，但是他认为其意义并不仅限于此。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对中华传统的一种回应，这一社会组织形式，友人认为同样也是对宗族社会和工业化社会的一种和解。但是他以为其实这个问题更可以向前推延，回溯到清末，面对剧变的世界，满清统治者为什么还在坚守着一些东西？这似乎不能完全利用当下的主流解释，即通过地缘上的便利性来论证其对于“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意义（如《走向海洋》里所主张的，便利的海洋贸易条件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难道中国没有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就真的能发展出现代工业化？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一定程度上认为，这至少是不全面的，中华面对西方，或者说中华面对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同样也是包含着一种观念之争（可以相比照的是西方的古典时代为什么和后来的基督化时代有那么大的差异？拜占庭和古希腊享有着相似的地缘条件，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这又怎么解释？观念之争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想搞清楚的就是，那时候的中国人到底所坚守的是怎样的观念？

非常讽刺的就是，我们这辈学人，也包括我们的上辈，对西方的了解已经深入骨髓，我们可以义正辞严地批判西方文化中的狂妄，但是我们却无法看懂自己的典籍（有位做古文字学博士研究的友人也无法完全辨识甲骨文），这无疑是一种耻辱。现在似乎我们的学术很繁荣，但是实际上各个方面的思想资源远远不能达成整合。各门各派的学术利益共同体互相鄙视，充满壁垒，个别山头独断专行（尤其是咱们最牛的那些高校里，这些问题更为严重）。而当下这个思想资源整合的问题已经很严重，其实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地步了。现在就我个人而言，西学是我的一面镜子，但是我更迫切地想知道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肯定也不仅仅是新儒家所能尽收其中的。我以为这个问题对于未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拨乱反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