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东山顶上的酥油茶】之川藏屠夫：赵尔丰开边二三事【上】 -- 京华烟云AMIP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秋日的一天，川滇藏之交的乡城，一匹快马突然闯到戒备森严的边务大臣军营，马上下来一位穿着华丽气喘吁吁的藏族头人，自称是德格土司多吉僧格派来的使者，有要事求见赵尔丰大臣。

此时，赵尔丰正在为改土归流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

就在不久前，赵尔丰以武力彻底铲除了明目张胆反抗朝廷的桑披寺势力，川边四大土司中的两个，即巴塘土司和理塘土司都已经被清军砍了头，川边另一个大土司即康定的明正土司尽管在名义上还没有改流，但也早已在赵的彻底控制下形同傀儡，四巨头中只剩下川藏北路上遥远的德格土司还没有搀和进来。

朝廷对赵的工作自然相当欣赏。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6月，四川总督锡良拉着成都将军卓哈布，两名一品大员联名上奏，强烈呼吁在打箭炉也就是康定以西设立统一管理川边的新职即川滇边务大臣，以统筹改图归流大计，他们在奏章中写道：

“打箭炉西至巴塘、贡噶岭，北至霍耳、五家，纵横数千里，设官分治，事阻极繁，如隶属于川，断非设一道员能所统治。……臣等详筹，乘此改土归流，宁夏、青海之例，先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一劳永逸，此西南之计也。”

做为赵尔丰的后台老板，锡良所谓川边“断非设一道员能所统治”云云，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在为唯一能胜任这个新职位的赵道台讨官当呢。果然，按照总督和将军的提议，军机处根据接下来组织的“部议”结果，向光绪皇帝（其实也就是他身后的太后老佛爷）建议了如下两点：

第一，关于设立川边大臣，各部讨论的结果认为这事儿很靠谱，即“现西藏纷乱未靖，边境多事，所拟设置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事以可行”。

第二，至于川边大臣的具体人选，除了老赵这个唯一的人选还能有谁呢？军机处“查赵尔丰由建昌道为炉边善后督办，平定巴塘、乡城，改土归流，设官分治各端，甚合机宜”，因此“请旨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

很快，太后老佛爷的批复下来了，朝廷随即宣布“奉旨，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

对于朝廷的信任和褒奖，赵尔丰自然感激涕零，不过在他随后给朝廷的谢恩奏折中，老赵除了照例表达一番“天恩高厚，无以图报”外，还就一件琐事专门做了请示，他竟然要朝廷答应自己私刻公章！

当然了，赵大人的境界与现在的那些满大街“刻章办证”的造假者有云泥之别，这是一个“宜从权变”的非常措施，他其实是在说，现在形势紧急，等朝廷发下来正式的大印恐怕会耽误事儿，我就自己先刻一个木头章儿——也就是所谓的“川滇边务大臣木质关防”——来暂时代替吧。这就可以理解了，毕竟掌握印把子是那个年代当官最大和最重要的事情。

（按，清朝正规编制官员使用的官印称“印”，而像川边大臣这样的临时派遣官员使用的官印则称“关防”，在印泥的使用上二者也有所不同，印一般用朱红色，关防则用紫红色，即俗称的紫花大印。）

那么，人们不禁会感兴趣地问，这个所谓的“川滇边务大臣”究竟是个多大的官呢？尽管按照清朝惯例，由于属于临时派遣的钦差性质的官员，川滇边务大臣不应有固定品级，而应根据任职者的不同资历因人而异，但实际上该大臣的级别相当高。

比如辛亥革命前“护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就被朝廷下令去接替赵尔丰的川边大臣之职（这个人事任命引起了诸多事端，甚至成为点燃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索之一，后面<辛亥百年祭>里再讲），而赵尔丰自己亦曾以川边大臣的身份兼任驻藏大臣——也就是说，川边大臣与督抚（通常为从一品到正二品）或驻藏大臣（通常带尚书、侍郎或都统、副都统衔，也是从一品到正二品）应该是平级的。

由正四品的道员骤升到一二品大员，朝廷对赵尔丰的恩宠不可谓不厚重。按道理，这时候的老赵似乎应该志得意满才对，前面提到的焦头烂额又是从何说起呢？

其实，情况却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在赵尔丰的高压政策下，以巴塘、理塘为中心的川藏南路暗潮涌动，各地活佛、土司、头人们尽管表面上唯唯诺诺不敢出声，但私下里却仍然阴奉阳违，没有谁明确承诺改土归流。他们虽不再敢公开武力反抗赵尔丰，却都抱着“惹不起就躲”的想法，一个个跑得远远的，甚至躲到金沙江那一边的西藏静候事态发展，同时指示手下头人们暗中捣乱。在这个敏感时候，川藏北路最强大的德格土司派人过来，究竟有什么事情呢？

于是，在赵尔丰狐疑的目光中，德格来的头人躬身献上了土司的亲笔信。看完信后，赵尔丰几乎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想必他当时定会长啸一声，大呼天助我也！

因为信中德格土司的意思相当明确：只要你干掉我弟弟，我就带头改土归流！

这事儿说来就话长了。原来，德格老土司罗追彭错（又有康墨达比多吉、泽旺仁则等名字，他们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家里有两个儿子，但奇怪的是他俩却同母不同父——老大多吉僧格是土司夫人、出身西藏贵族家庭的玉姆才登仁甲与老土司所生，而老二降白仁青则是这位土司夫人与头人私通所生。有意思的是，清朝史料将土司夫人的名字音译为“玉米真登仁甲”，其简称自然是“玉米”，因此后面发生的事情便可以简单归纳为“一个玉米引发的血案”：）

尽管翻译的很缺德，但这桩桃色事件应该是真的，在多种资料里都能相互印证，比如民国时期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也记载道，德格土司娶了藏女玉米真登仁甲为妻，生下儿子多吉僧格，“玉米亦通其头人某，生子降白仁青”。

按照清朝史料记载，这两个孩子的性格都有明显缺点，老大多吉僧格懦弱，老二降白仁青暴虐，似乎都不太适合继承德格土司之位，尽管老二更得土司夫人欢心，但老大却是老土司的亲生儿子，自然受土司高看一眼，老土司夫妻为了儿子的继承权睚眦不休，直至最后彻底分居。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土司夫人率先发难，她勾结驻扎在附近瞻对（现在的四川甘孜州新龙县，曾被划归达赖喇嘛管辖）的西藏军队，公然向自己的老公进攻，面积高达十万平方公里的德格土司辖区很快陷入一片混战。当时的四川总督鹿传霖派兵干涉，将土司夫妇及其两个儿子都押到成都关了起来，并随后向朝廷建议将德格“归流”。但驻藏大臣文海、成都将军恭寿都与鹿传霖有矛盾，在他们的阻挠下，德格改流最后不了了之。土司夫妇不久相继病逝，在朝廷的裁定下，长子多吉僧格继承了土司之位。

多吉僧格即位后，其同胞弟弟降白仁青不服，像自己母亲当初那样也联合附近瞻对藏军，发起了向哥哥夺权的战争。双方混战不休，最后土司哥哥打不过弟弟，不得不落荒而逃，几处官寨都被占领，连土司大印都丢了。失败的多吉僧格不肯善罢甘休，于是想到了藏区人见人怕的“赵屠户”，从而发生了本文开头土司派人送信的一幕。

得到川藏北路送来的这个意外大礼，此时正在川藏南路陷入泥潭的赵尔丰可谓欣喜若狂，他在随后给朝廷的奏章中写道，德格不平定，则藏区的全部工作都受到牵制，平定德格就有望收服瞻对等地方，要改土归流就一定要先去除障碍，事情才能成功，现在如果能趁这个机会收回德格，将其划为州县，那就一定能实现在康区建省的目标！

那么，德格在哪里，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德格位于雀儿山下金沙江东岸，现在是川藏北路在四川境内经过的最后一个县，但当时德格土司辖区的面积却大得多。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川藏路的交通枢纽，川藏北路由东向西穿过此地，其北面通过石渠与青海相连，南面则经过白玉和川藏南路的巴塘相通，并且它控制着金沙江上的岗托等几个最重要的渡口，只要拿下德格，西藏的东大门就在眼前敞开了。

“德格”这个名字，其实来源于一个长期统治这里的古老家族，其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吐蕃时代，也就是说该家族先后延续竟然达一千三百多年。

不过这个家族此前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名号，直到元朝时，管理天下宗教的萨迦法王八思巴路过这里，该家族第二十九代四郎仁钦因组织后勤有功，被法王赞誉为“四部十善大夫”。在藏语里，“部”为“德”，“四部”指法、财、欲、解脱；“格”为“格”，“十善”指近牧、远牧善草、建房、耕种善土、饮用、灌溉善水、砌墙、制磨善石、造屋、作薪善木。从此之后，该家族便以“德格”为名，这里后来也因此得名“德格”。

至于这个古老家族的起源，一般有两种说法，一说该家族祖先扎生根泽仁来此谋生，依附于当地领主岭葱土司并与土司之妹结婚，分得两头牛耕一日的土地作为嫁妆，并以此奠定了日后德格家族的基础。与德格家族联姻的这家岭葱土司，其家世也相当显赫，据说他们是藏族传说中伟大的神王格萨尔的后裔，世代生活在格萨尔王建立的岭国，还曾被明朝皇帝册封为“赞善王”，因此人们常称其为“岭王”。

第二种说法与第一种类似，不过人物关系正好相反——德格先祖有一女貌美聪慧，岭葱土司求以为妻，并以两牛耕一日的土地作为聘礼赠之。民国时期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写过一部《德格土司世谱》，其中就采用了这种说法：格萨尔王建立岭国几百年后，有一岭国勇士名为洛珠刀登，“有女美而才，岭王求以为妃，许给一日犁地的聘礼。乃率其仆，沿濯曲南犁，暮达龚垭之年达，得长七十里之河谷。岭王因赐之。遂，得为有土地之独立小部落。”

如果再往前追溯，这个家族的始祖则更加眩目耀眼，据说该家族的祖先是吐蕃名相噶尔.东赞域松，也就是民间故事中代表松赞干布求娶文成公主的那个禄东赞。禄东赞所在的噶尔家族控制吐蕃政权长达半世纪之久，最后在公元698年被吐蕃王赤都松赞彻底铲除。

史载噶尔家族成员及亲信故旧超过两千人被处死，禄东赞的二儿子同时也是噶尔家的领袖、曾在与唐军屡次的血战中无往不胜的著名统帅噶尔.钦陵被迫自杀，钦陵的弟弟赞婆和儿子莽布支毅然与吐蕃决裂投奔唐朝。留在藏区里的噶尔家族的后裔们从此四处漂泊，据说其中有一支后来流落至德格，他们自称是噶尔.拉吉尼根布的后代，此人为钦陵的侄子即禄东赞的孙子，曾是吐蕃一位相当有名的苯教僧侣。

到了明末清初，羽翼已渐渐丰满的德格家族审时度势，主动与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合作，在协助和硕特部军队征服康区的战争中获得了大片领地，并最终将自己原来的领主岭葱土司降为附庸。

清朝康熙年间，德格土司又帮助了幼年的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使其免遭政敌的毒手。七世达赖喇嘛成年后回到拉萨并建立了噶厦地方政权，西藏当局因此对德格土司大力嘉奖，并颁发给他在藏区内长享特权的凭证。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德格土司并非黄教信徒，而是信仰萨迦派即俗称的花教，但这种宗教差别对于灵活的头脑显然并不构成障碍。

清康熙年间，清军经由康区前往西藏平定准噶尔之乱，大将岳钟琪率兵由康定进讨，沿途收降各路土司，德格土司率先归降并为大军积极提供后勤运输和粮草支援（即俗称的‘乌拉’差役），甚得岳将军赏识和清廷褒奖。

到了雍正时期，恭顺的德格土司被朝廷授予安抚司衔，归打箭炉厅管辖，后又被提升为宣慰司，成为康区四大土司之一，被藏人称为“德格甲波”，即“德格王”，其辖区领土广大，包括今西藏江达、四川德格、白玉、石渠和原邓柯等五县，占地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从而形成了川边土司中最庞大的一支势力，《清史稿》记载道：“诸土司部落，以德格为最大，东连瞻对，西连察木多，南连巴塘，北连西宁。番人以其地大，有‘天德格，地德格’之称。”

经过长时间缜密准备，赵尔丰终于在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11月进军德格。这段时间里，西藏形势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前一年的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9月，进京告御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终于见到了光绪皇帝和太后老佛爷，但这次会面却似乎并不愉快，敏感的达赖喇嘛甚至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不仅因为会面后皇帝尽管恢复了他的名号但对他的投诉却置若罔闻，更因为会面时清廷坚持他必须以普通臣子的身份行叩拜大礼。

在十三世达赖之前，亲自觐见过皇帝的黄教最高活佛只有两个，那就是顺治时的五世达赖和乾隆时的六世班禅，关于达赖、班禅与皇帝会面时是否磕头叩拜的问题，一直是场喷来喷去的口水仗，最后甚至上升到论证中国对西藏是否拥有主权的高度。笔者学也浅薄胆也怯弱，自然不敢参与其中，但参照各种资料，想必当时最可能发生的应是水浒中常见的那种情景：某某好汉作势要拜，宋公明抢步上前一把扶起，口中大呼折杀我也——也就是说，活佛摆个姿势，皇帝马上免礼。

不过，这次似乎是个例外，皇帝铁了心要活佛磕头，而活佛则拼死不从，据说争论的最后结果还是和稀泥折中了事——达赖喇嘛以屈膝下跪代替磕头叩拜，但这种两头不讨好的处理方式无疑搞得双方都很不愉快。同时，他此前提出的希望今后能直接向皇帝上奏而不必再通过驻藏大臣转奏的建议也被清廷否决，使得达赖喇嘛更加失望。

屋漏偏逢连阴雨，郁闷的达赖喇嘛又得到了更不好的消息。就在1907年8月31日，为了防止共同的敌人——德国向东方扩张，英俄这两个曾经的对手在圣彼得堡签署了《英俄协定》，该条约界定两国在波斯、阿富汗与中国西藏地区的势力范围，双方同意保持西藏领土完整，英俄双方都不能吞并西藏，任何关于西藏的事务双方都必须通过中国政府来解决。该条约意味着今后达赖喇嘛再不可能从俄国得到任何形式的援助，终于导致达赖喇嘛对俄国彻底绝望。而于此同时，英国对达赖喇嘛的拉拢却进一步加紧——就在达赖喇嘛驻京期间，英国公使朱尔典专程去雍和宫拜会了他，两人相见甚欢，更加巩固了已初步确立的合作意向。

可英国女王毕竟太遥远了，不甘心的达赖喇嘛决定再等一等，希望自己的皇帝能充分认识到他的重要性——缺了自己，尽管地球还能转，但西藏转不转就不好说了。但达赖喇嘛很快发现，缺了他的西藏不仅照样能转，而且还似乎转得更好更快了，自己如果再不回去，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4月14日，因在中英关于西藏的谈判中据理力争为我国争回部分权益，时年四十三岁的外交官张荫棠被朝廷破格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赏副都统衔”，从而成为有清以来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汉人驻藏大臣（驻藏大臣按惯例非满即蒙，尽管后来赵尔丰也兼任过驻藏大臣，但他严格来说属于汉军旗人而非汉人，而且实际并未到任）。

曾先后在美国和西班牙等国任职的张荫棠是清末少有的具有近代眼光的官员，他对于国际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更知道觊觎西藏的敌人们如英国和俄国当时的境地。张到任后迅速稳定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外逃所造成的西藏混乱局势，并向清廷弹劾前大臣有泰等十余名满、汉、藏贪官污吏的种种误国劣行，指出“窃惟安边之要，首在察吏，必大吏廉洁，率属办事，乃能刚正而服远人。令藏中吏治之污，弊孔百出，无怪为藏众轻视，而敌国生心”。

在张的坚持下，颟顸的有泰终于被朝廷革职查办，其余官员也都被“归案审办，分别监追”。此举无疑大快人心，马上赢得了西藏民众的好感，史载“汉官威令始行，民气大振”。

就在达赖喇嘛滞留内地期间，张荫棠于1907年1月13日向朝廷提出了著名的《治藏刍议十九条》，其主要内容包括在宗教上优待达赖、班禅但不给予实际权力；在政治上恢复从前的藏王摄政制度并以汉官监督；在人力资源上彻底清查西藏的户口和租赋，以免遇事心里没底；在军事上筹饷练兵，增强边疆国防力量；在经济上振兴农工商业，开发矿产，革除苛政，废除无偿的乌拉差役，同时修筑道路和设立银行，加强物流和资金运转；在行政上设置西藏行部大臣、会办大臣等，分别负责外交、督练、财政、学务、盐茶、巡警、农务、工商、路矿等事务；同时大力兴办教育，改良当地风俗。

这无疑是一套相当彻底而全面的改革措施，尽管部分内容比如改良风俗等仍不脱民族歧视，但总体来看其远见卓识即使到今天仍令人佩服不已，必将使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受益良多，其中一些提议甚至是当代中国政府仍在致力实现的目标。

但另一方面，这样彻底而全面的变革其实意味着要重新构建关乎西藏所有人的利益分配体系，尤其是这些富于近代化的改革措施如果真的付诸实施，必将摧毁西藏高层赖以生存的传统政治经济基础也就是政教合一制及农奴制，这让那些既得利益者根本无法忍受。

因此张大人的改革方案一出，西藏上层大哗，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新任驻藏办事大臣（驻藏大臣分为两个级别，办事大臣略高于帮办大臣，如果两大臣同时存在，则办事为正帮办为副）联豫则对张取得的成就相当嫉妒，不仅多方擎肘，为反张浪潮推波助澜，甚至不惜联合西藏噶厦政府向朝廷建议请达赖喇嘛回来主持局势，其目的无非是制约自己这位在西藏普通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副手。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5月，在众多活佛、贵族以及自己同僚的包围夹攻下，心力交瘁的张荫棠黯然离开拉萨，重返自己熟悉的外交领域。即使已离开了这里，但他仍用自己的外交才华为西藏做了最后一件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4月20日，张荫棠代表中国与英国经过半年的争论交涉，终于签订了《中英修订藏印条约通商章程》，该文件明确了英国不得与西藏当局直接交往的原则，并规定英国人不得越过亚东、江孜经西藏任何地方而至噶大克的来往路线，从而缩小了英方侵入西藏的范围。此后，张荫棠多次出任清朝驻外公使，并在辛亥革命后担任了中华民国第一任驻美公使。

晚年的张荫棠再次翻看当年他向朝廷所上的奏章，曾无限感慨地说：“天下事知之匪艰，行之维艰，虽有良法能言而不能行，犹无法也！”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张荫棠病逝于其北平寓所，享年七十一岁，遗有《使藏纪事》五卷。

尽管张荫棠在西藏只驻了短短一年时间，但拉萨的老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清正廉明锐意进取的汉族官员，甚至许多贵族对他也怀念有加。藏族人至今还把一种波斯菊称做“张大人”花，据说该花就是张荫棠当年带过来并在西藏生根发芽的，许多不会说汉语的藏族人谈及此花时，也都能流利地说出“张”、“大”、“人”这三个可能发音并不标准的汉字。

（张大人花，来自网络图片）

告别张大人令人扼腕叹息的遭遇，让我们还是回到1908年的德格，继续讲赵尔丰与土司兄弟的故事吧。在这场战争中，边军兵分四路，赵尔丰自己亲自殿后，但兵力并没有乡城之战那么多，大概两个营也就是千人左右，土司多吉僧格也召集了八百名当地藏族土兵一起参战。

土司弟弟降白仁青的当地武装无法抵挡，初战大败后向北逃至临近青海的石渠，就在这里，一路打得顺风顺水的赵尔丰却险些丧命。

按照清朝史料记载，赵尔丰率兵追至石渠县西北玛母地方，这里是一大片高原，清军至此，见草原荒漠杳无一人，却看到鸟群南飞，因此知道附近有敌人埋伏，但是时近黄昏，而且道路生疏，不便搜寻，他们只好就地扎营。

赵尔丰与部将后营管带程风翔、卫队营管带张荣魁等会商，认为敌皆勇悍且未受重创，恐其夜间前来偷袭，于是严令军士“持枪坐寐”。四鼓后哨官扎绍先率卫兵出营巡视，尽管天色黑得伸手不见掌，但他们却听到对面依稀有用藏语说话之声，于是知敌人已至，便一面传知各营，一面开枪射击。张荣魁和程风翔等人考虑到黑夜作战玉石难分，刀枪不长眼恐伤及主帅，于是便保护赵尔丰到帐后一小土山暂避。事后证明，正是手下的这一举动救了赵尔丰的命。

原来降白仁青痛恨狗拿耗子的赵尔丰到了极点，思欲诛之而甘心，他知道赵军夜间放枪“多系向上，并无准头”，于是策划了一场相当大胆的斩首行动。当天晚上，降白仁青“率其同党，伏地而行”，直扑赵尔丰大营，清军放连环枪击之亦不退。杀到近处，降白仁青率众弃枪持刀蜂拥而上，赵军亦举刀相迎，两军短兵相接，枪不能施，藏兵不顾伤亡，终于闯入了赵尔丰大营，随即开始疯狂杀戮，可他们杀来砍去，却怎么也找不到要杀的正主儿——史载“幸尔丰先已避出，始未遭害”，想必事后看到自己大营中那血腥惨烈的情景，死里逃生的赵大臣无疑会一身冷汗。

双方就这样一直混战厮杀到天亮，最后清军的装备优势终于发挥了作用，藏兵的冷兵器和土制枪械渐渐无法抵挡。同时，程凤翔等率军分两路由山上杀下，痛击敌人后方。清军随击随进，敌后队伤亡过多，前队惊惶失措，只好自行溃退，乘马飞逃，只可惜赵军都是步行，追之不及，不知敌人藏在何处，也没法搜索。

为解决情报问题，赵于是在当地人中“选派诚实者十余人”，四出探寻敌踪。不久后当地人回报，降白仁青等率众藏在噶衣牧场。这个地方在今天石渠县的扎麻朱康，其地势十分险要，大河四面环绕，藏兵不时在山顶侦察，十余里外，皆可望见，他们人不离枪马不卸鞍颇有准备。

赵尔丰考虑到敌人既有准备，大军前进，目标甚大，十余里外，即为所见，若肯迎战最好，若先期远逃，岂非徒劳无功？他于是传令各营，每营选精兵一百人，以当地招募的土兵为向导，清军伪装成当地人，每人发给藏式皮袄一件，雇乘良马一匹，“人皆裹粮，不带帐蓬”，就这样轻装前进，一直推进到距离敌人阵地附近，随即乘藏兵不备，直向山顶杀去。

清军骤至，藏兵仓皇应战，可是地势已失，只好退守山上第二重防线，赵军亦追至山下，分两路由山旁小道登山，与之“争守山隘，阵斩悍敌”，山下赵的后续部队也追踪而至，开始四路围攻。降白仁青见清军势大，知不能敌，率其余众乘马狂奔而逃。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清军来的不只是步兵，在降白仁青身后，赵军马队紧追不舍，而且随追随放枪射击，沿途毙敌甚多，溃败的藏兵们虽有时乘隙还枪，但已属强弩之末。

就这样一连三日三夜，清军追了有五百余里，直到一条大河拦住前方，这就是金沙江上游著名的通天河。藏兵再也无路可去，“扑河而死者甚多”。也有凫水及乘马而渡者，但行至河心水深浪急，被冲走丧命者又不少。赵军在岸上不断开枪射击，河中被击毙者也相当多。最后，藏兵几乎全军覆没，渡河而逃者包括降白仁青在内不足十人。

清朝史料记载，降白仁青此后又屡战屡败，一直溃逃到青海果洛。大兵压境下，果洛的女土司向朝廷投诚，赵随即派员进驻果洛，昂翁降白仁青感到青海也不安全，最后不得不跑到西藏投奔当时已被朝廷恢复名号的达赖喇嘛政权。

但藏族民间却流传着另一种说法。在这个版本中，其实弟弟降白仁青比哥哥多吉僧格有学问得多，为人也宽厚明理，很得当地人心，嫉妒的哥哥于是多方迫害弟弟，最后借助赵尔丰的精锐边军，在康北的杂渠卡也就是现在石渠县的扎麻朱康抓住降白仁青，将他押回德格，关在土司官寨的大牢里。后来在同情他的当地人帮助下，弟弟从牢中逃了出来，逃亡到青海投奔正在那里的达赖喇嘛。

藏历土猴年（公元1908年）10月，经清朝政府批准，达赖喇嘛一行开始经青海返回西藏，但此时的达赖早已如惊弓之鸟，遇到风吹草动就要琢磨一番，于是一路拖拖拉拉走走停停，直到藏历土鸡年（1909年）10月底才到达拉萨。

无论事实究竟怎么样，赵尔丰毕竟赶走了土司弟弟，实现了自己对德格土司的承诺，现在该轮到土司老爷来履行诺言了。不过，据《清史稿》记载，老赵这人很仗义，并不想乘人之危，甚至允许多吉僧格复职，反而是土司坚决不干，哭着喊着一定要按约定改土归流。鉴于这套大部头史书的主编正是赵尔丰的二哥赵尔巽，因此这种说法仅供参考。

宣统元年（1909年），多吉僧格终于交出了土司大印和委任状，他这样向朝廷解释其辞职的理由：“德格地广人稀，窥伺者众，终恐不自保，原招汉人开垦，使地辟民聚，乃可图存。”朝廷随后赏赐他以有名无实的世袭二品顶戴，并每年从德格税赋中划给三千两赡养银。穿上了清朝的官服，多吉僧格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无家可归，因为他的几处官寒都已被边军改为存粮的兵站。

这个忙赵大人是要帮的，于是已被边军消灭的巴塘土司的一处官寨以及附属设施被统统划拨给多吉僧格家族使用，这位前土司老爷就这样由川藏北路搬家到了川藏南路。后来，赵尔丰在巴塘大力兴办教育，多吉僧格这位曾经给改土归流做出了卓越榜样的前土司又和夫人带头捐赠首饰，朝廷于是又赏给他头品顶戴，同时也为他夫人树了牌坊。

清廷在德格土司的领地内，设置了一府（登科府）、一州（德化州）、三县（白玉县、石渠县、同普县），并派朝廷官员直接管理。

正由于德格土司的主动求助，在川藏南路一筹莫展的赵尔丰却趁机实现了在川藏北路的改土归流，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这样，赵尔丰终于迈出了改土归流最艰难的一步，他审时度势，迅速改变重点，决定以德格为样本首先实现川藏北路各土司的改流，然后再将成果向川藏南路扩展。

这以后，川边大小土司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像德格、明正土司那样交出土地，保全性命和富贵，要么像巴塘、理塘土司那样拒绝改流顽抗到底，最后性命和富贵一起丢掉。识实务者为俊杰，土司们多选择了前者，成为有名无实的流官，其余的则要么被杀，要么被抓，要么被赶到西藏。

至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川边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基本结束，赵尔丰先后将巴塘、理塘、德格、春科、高日、岭葱、纳夺、孔萨、麻书、白利、东科、朱倭、单东、余科、明正、鱼通、绰斯甲、咱里、冷边、沈边、崇喜、毛垭、曲登等土司改流，并在这些地区新设置了两个道、四个府、一个州、二个厅以及二十五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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