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铁血文革 -- 时光行走

在文教方面，“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上千所大专院校和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教育投入从来没达到过3%这一世界平均线。毛26年建立了数千所大专院校、各类中专基础教育体系（建国前夕，全国仅有普通高校205所，在校生仅有117000人），识字率从20％上升到80％，新中国的四次扫盲高潮，１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02年我国文盲约8507万，其中2000万左右为15～50岁的青壮年文盲，文盲总数超过世界总数的10％，仅次于印度，居全球第二，教育投入却排名世界到数第三），在校学生增长8.4倍，小学在校人数达到了创记录的1.5亿，入学率达到了97.3％。普通中学在校人数1977年达到了创记录的6780万人，而1977年之后的几年，大量学校关闭，在校规模迅速减少，仅中等学校在校生到1982年已经减少了2000多万；

中国科技发展与社会思想的关系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增进全国人民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时利用克服自然界的功效，促进人民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幸福，使国家强大，并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了达到这目标，中国决不把科技发展作为国家称霸或穷兵黩武的工具，也不要为了发展工农业，破坏自然界环境，或者为了增加西方人以浮华为繁荣的"国民生产总值"浪费全世界极其宝贵的资源，使将来人类走到绝路上面。

中国设立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农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现在单说"中国科学院"，里面有直属的大约二十多个研究所（天文、数学、物理、高能物理、力学、电子物理、半导体物理、地球物理、大气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生物物理、生理、分子生物、动物、植物、遗传学、地质、计算机等）。中国科学院之外，还有大约二百多个研究所，散布在全国各地，费用大致由科学院支出，但行政方面，大都由省市地方自决。这些研究所的工作对象，在目前情形下，大都致力于研究国家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但也有一小部分接近基本研究。我个人预料，将来国家紧急需要可由生产部门直接供应时，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工作，可能大部分转移到基本研究方面。

。。。

Ⅰ、关于科学发展

一） 考古学--多项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都在解放以后做出来的。例如，蓝田人标本为六十万年前，北京人标本为五十万年前（开始研究在解放以前，原来标本遗失，现在继续掘出标本，接着研究），半坡遗址为六千年前，车马坑原址为三千年前，马王堆女尸为二千一百年前。

二）射电天文学--射电天文台设在东北密云、北京附近的沙河、上海的奈蛇山、昆明附近等处。

（三）数学--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对证明二百多年前德人戈德巴赫的一项推测（一个够大的偶数为两个素数之和），有很大贡献。另一项贡献，就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优选学"及"统筹学"。

（四）物理学--云南东川宇宙线观察台发现一种十倍于质子的质量的粒子。科学院研究所有粒子内"层累子"结构的研究。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何祚庥与黄涛用复合场和场论倡立赝矢流的近似守恒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做成"托卡马克型"等离子区原子核熔解仪器。

（五）生物化学--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胰岛素分子的合成与研究，世界闻名。核酸Ｍ-ＲＮＡ由细胞质到细胞核的传播效应，是科学院生物学家童弟周与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研究成功的。

六） 地震预报--中国地震学家在辽宁省南部大规模测量，曾预报地震可能在海城、营口一带随时爆发。后来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果然发生强烈地震，因预报后有防备，减少很多损失。

七） 石油油藏勘探--根据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首倡"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的理论，地质工作者钻了几千口井，最后找到油田。现在中国有大庆、大港、胜利等处很丰富的油田。Ⅱ、关于技术发展

八） （Ａ）医学一、针灸的近代应用：脑的生理、痛觉神经的研究。二、断肢连接的手术。三、草药功效及药草培植。四、马王堆二千一百年前女尸的生理及分子生物的研究。五、消灭血吸虫方法（用断水办法，使田螺缺水，死在泥中）。

九） （Ｂ）农学一、利用以虫攻虫的原则：中山大学教授蒲蛰龙用小蜜蜂攻杀荔枝害虫。联合国环境研究室主任莫理斯斯特朗报告中国以"红眼蜂"攻杀稻害虫。二、改良各种农产品种：稻、麦、蔬菜、水果、桑树、蚕、鱼、家畜等。三、大规模森林绿化技术。

十） （Ｃ）工学一、高压电线上直接修理。二、双水内冷却大型汽轮电机。三、各种精密手工艺品的艺术复兴。制造各种"争气牌"工业产品的新技术。四、含锰钢的制造。五、美术细陶器制造中用结晶釉的技术。

（续完）原载《参考消息》， 1975.09.08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教育制度的彻底改革，与医疗体制改革相似，使农村受益。在1966年以前，教育体制忽视农村的现象十分严重，城乡教育的不平等愈演愈烈。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巿地区，这不仅表现在大学和中学主要设在城巿，而且城巿小学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农村。入学考试、升学制度、严格的入学年龄限制以及必须缴纳学费等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城市贫困家庭出身的青年受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农村青年了。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城市培养专业人才，为城市精英特权的永久化服务。这当然是有意为之。1960年代初期，农村学校和业余学校数量锐减，与此同时，城市为党政官员子女专设的预备学校却增加了。[15]此外，整个教育体制代价高但效率低。大学为已经人满为患的政府机构和城市工业官僚部门源源不断地输送大量的专业毕业生，但却很少培养农村急需的技术人才。

1966年前，这种教育体制就受到强烈的批评。最严厉的批评来自毛泽东。1964年，他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他提倡缩短学制，提倡新的教育体制要建立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取代与实际生活脱节的书本教育制度。他强调自己长期坚持的一个信念，即最佳和最有创造性的教育形式，是在实践中边干边学。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他不惜把孔夫子变成一个周游列国的贫农，甚至是一个「群众路线」的先驱者：

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也没上过中学或大学，他当过吹鼓手，什么事都干过……还作过会计，会弹琴、射箭和驾车子。他教出七十二贤人，诸如颜回和曾子等，还有弟子三千。他年轻时来自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16]

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各级组织陷于瘫痪后，这场意义深远的教育改革才得以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时，学校都停了课，在复课后，学校基本上就按照毛的新教育政策进行改革。新政策最积极的特征是扩大和发展农村地区的教育。国家减少了对相对富裕的城市地区的教育投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贫困地区、主要是农村的教育。虽然强调各地要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但在决定如何及在哪里发展教育方面，国家的财政支持和政策依然是决定性的因素。新教育政策优先发展初级教育，由于初级教育在城市已经普及，所以，目标是在偏远地区普及五年小学教育。在现在众口一词谴责的「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里，农村小学和初中入学人数迅速增长。小学生人数在十年里从1.16亿人增加到1.5亿人，初中（包括农村小学里附加的两年制初中班）人数从1500万人增加到5800万人。[17]

在发展农村学校的同时，也曾试图解散国家教育官僚机构，下放学校管理权。文化大革命前，农村学校由县政府（国家官僚机构)有关教育部门根据国家统一政策进行管理，新教育政策则要求把学校交由所在地管理。小学一般由生产大队管理，中学由公社管理。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农民在对教师和教材的选择、推荐学生上中学或大学、根据当地的特殊需要改革课程设置等总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18]此外，学费、入学考试和对入学学生的年龄限制都取消了。许多大跃进期间的业余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得到恢复。中学和大学的入学标准与课程的改革，给农村青年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上大学不再经过考试，代之而起的是推荐制度，由生产单位根据政治标准和文化程度进行挑选和推荐，优先贫下中农、工人、士兵和基层干部。青年必须在工厂或农村进行数年的生产劳动锻炼后，才有资格被推荐成为大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哪来哪去」的原则。

1970年代初实行的新农村教育计划，与同期死气沉沉的城巿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形成显明对比。不过，虽然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改革总的来说使农民受益，但动乱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经济利益。与人们对当时情况的推测相反，文化大革命没有对农业生产造成多大破坏。1960年代后期与1970年代初期的农业生产，以每年平均约3%的增长速度平稳发展，[19]但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增加，农民的生活水平和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也没有提高。与文化大革命前一样，农村在经济上依然受到城市的剥削，是国家为城市工业投资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家通过税收、强制性的征购和价格政策，把本来可以用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农业剩余产品收进国库。尽管大批农民从农村工业化计划、教育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受益，但是，文化大革命没有使城乡关系发生实质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