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东风遇到西风 -- 淮夷

今儿早上爬起来，发现窗外刮台风，挂着8号风球的警告，香港交通都停下来。这种天气，读一本东风遇到西风之书，也算是应景了。

我很喜欢的这本书叫作《The Geography of Thoughts》(思维的地理)，作者是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Richard Nisbett。此书主题是讨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这个话题特别庞大，而Richard采取了一个管中窥豹的聪明角度：社会学实验。书中介绍了许多有趣的实验设计，这些实验让人们意识到，东亚和西方在认知模式上的巨大差别。

（一） 属性vs关系

比如，有这样一组图片：

受试者要在鸡和草之中，选一个和牛更接近的归为一组。凭直觉，您会怎么选：鸡和牛？还是，草和牛？

这个实验目的是考察东西方看待事物的习惯，并不存在所谓正确的答案。实验在成年人和儿童都得到类似的结果：西方人多数选鸡，中国人多数选草。

西方人用事物的“属性”来分组（鸡和牛属性是动物，草的属性是植物），东方人则习惯从“关系”角度看问题（牛吃草，牛和草的关系强于牛和鸡的关系）。

这种差别的延伸意义在于，西方人更擅长发掘事物背后的“规则”，并用规则指导决策。东亚人对规则往往不敏感，他们更喜欢整体相似性。

为了验证这个可能性，作者设计了下面的花朵实验，受试人群包括三类：韩国人、亚裔美国人、欧裔美国人。

这个实验跟“鸡、草、牛”分组类似，但更复杂。

花朵实验的要求，是让受试者在上面两组花中，选一组和底下的花最相似的。

两组花和底下的花比起来，各有差异，不太容易找到明显的答案。我自己看了一会儿，觉得该选左边（group 1），事实上，这正是多数韩国人和亚裔美国人的选择。理由是二者“看起来”更相似，比如group 1有三个花的花瓣和目标很像，且三个是有叶子的。

欧裔美国人普遍选了右边group 2，理由是，这组花和目标皆遵循同一个“规则”：直的花茎 （反观group 1，花茎都是弯的）。

（二）名词vs 动词

这种选择花朵的认知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呢？作者提出一个有意思的猜想：语言差别。

西方用“属性“观察事物，属性多用名词描述。东亚用动态“关系”分析事物，关系的描述牵涉较多的动词。

幼童一般容易学懂名词，认知心理学家Dedre Gentner发现欧美幼童以每天2个单词的速度学会名词，远高于学动词速度。然而这个现象并不是全球普遍，语言学家Twila Tardif也发现一个奇特现象，东亚儿童学动词的速度快于学名词。

原因何在呢？

有一个解释是说，动词在东亚语言中更明显。以一句话为例，动词往往出现在东亚语言最开头（中文）或最后（日文），相形之下，英文有更严谨的主谓宾结构，所以英文的动词常被淹没在一句话的中间位置。

中文可以简单的说 “下雨了”，英文则非要找个老天爷出来充当主语，要说“It is raining”。

再如，中国人一起喝茶时，这样问对方：“再喝点？”重点在于动作“喝”，茶被省略是因为无需强调喝的是啥。英文正好相反，英文强调名词，要说”more tea?”，重点是对象茶，而不需强调喝，难道茶不就是用来“喝”的吗？

再以老舍的《茶馆》这段对白为例：

松二爷：好像又有事儿？

常四爷：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嘛？

这俩人对话，找不到一个主语，全程都是动词。中国人读来觉得特顺，您要是直译出英文，老美一准儿被这堆语法“错误”的句子搞晕。

人类学家Sapir和Whorf提出过一个有名的Sapir-Whorf假说，假说认为，不同语言的构造差异对人们思考过程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这个假说被科学界争辩很久，没有定论。作者和两个中国学者做了一个联合实验，测试语言转换是否能改变人们思维定式。

受试者需要同时懂得东西方语言，所以，他们测试了中国大陆的高校学生。实验的设计是“鸡草牛”之翻版，实验者在一张纸上写下“熊猫、猴子、香蕉”三个中文词，让学生找出两个最接近的。

跟“牛吃草” 的逻辑类似，中国学生大多选了“猴子和香蕉”为一组。

实验者在纸上改用英文“panda, monkey, banana”，去测试另一组大陆学生，这次出现统计上显著差异的学生们改选了panda和monkey。

听起来有点神奇，中国学生转换到英文语境下，脑子也似乎换了，做出西方人惯常的属性判断。熊猫和猴子都是动物 ---这是欧美学生的普遍选择。

（三）广角vs 隧道

在前面的花朵实验中，东亚人看重整体性而西方人看重局部，这种思维的分歧，在作者设计的另一个实验里面，有更深的揭示。

实验叫作Michigan Fish Test（密歇根州观鱼竞赛），受试人群是日本人和美国人。

这个实验要求受试者观看这样一幅图画，时间是5秒钟。

（有兴趣的话观看5秒自测）

实验者收起画，然后提问：请回忆，你刚才看到些什么？

如果你回答：三条大鱼，还有一些水草。那么，你多半是美国人那一组的。

实验中日本人普遍答出了远远超出美国人的鱼缸背景信息：青蛙、蜗牛、石子、甚至日本人还注意到了大鱼冒出的几个气泡。

西方人倾向于tunnel vision（隧道式视角）去观察世界，他们的大脑专注鱼缸主角---占据画面中央的三条大鱼。他们能回忆出一些大鱼特征（比如有个大鱼是红色的鱼鳍），这一点日本人普遍输给了美国人。反观东亚人，更擅长用广角视野去观察整体环境，并能注意到大鱼和环境的关系。

我想，现实世界中，中美渔民在海中捕捞的时候，是否也有类似的观察差异和记忆偏好。这或许是一个有趣的比较，可惜很难进行可控实验。

（四）个性 vs 环境

东方的环境论和西方的个体论，也影响到他们对犯罪事件成因的看法。

1991年，爱荷华大学物理学博士卢刚，因为不满导师，枪杀了导师并在校园射杀数人后自尽。这件事引起了心理学家Michael Morris和彭凯平的重视。

Morris和彭凯平分头分析了中美新闻媒体的报道口径，发现美国媒体更多指向于卢刚的个性，“脾气一直很差”，“相信开枪是最好的报复手段”，“心理极端阴暗”，等等。而中国媒体强调卢刚的环境，“与导师相处的不好”、“中国应试教育的影响”、“美国枪械管理的放松”，等等。

如果说卢刚事件，中国媒体有为之开脱倾向的话。那么在同一年，美国邮政工人Thomas McIlvane冲入他工作的邮局，射杀上司和几个同事。Morris和彭凯平继续就此新闻，查阅中美报纸的讲述角度。

纽约时报对Thomas枪杀案的评述，与报道卢刚枪杀案，如出一辙，他们倾向于认为，这是凶手本性造成的惨剧。中国报纸则一如既往的强调环境因素，“Thomas刚被上司无情解雇”，“他可能受到最近一起德州枪击案的刺激”，等等。

在一个实验中，中美学生被问到一个what if的问题：如果卢刚找到了教职工作，将来会不会发生这种枪杀惨案？

美国人回答：多半还是会的，性格决定命运。

中国人回答：多半不会了吧，此一时，彼一时。

（五）循环vs 线性

作者和中国学者联合做过一个实验，观察东西方对事情发展趋势的不同看法。

实验对象是密歇根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比如，当看到这样一个问题：“露茜和杰夫是同一所大学的高年级学生。他们已经约会两年了。你觉得他们毕业后分手的可能性有多高？”

露茜和杰夫是两个完全虚拟的人物。毫无其他背景信息的情况下，50%的北大学生认为两人将分手，只有30%的密歇根学生认为两人将会分手。

这个小实验揭示着东西方对事件趋势的不同理念。“物极必反”的东方哲学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心理，我们易于相信，好事很可能会变坏，而坏事最终也可能变成好事。西方人惯于以线性发展的心理看待未来，一个上升的走势意味着，未来将继续上升，而不是下跌。

在另一个有意思的实验中，作者给北京和密歇根的学生们看了一些趋势图。

这个趋势图可以代表GDP增长率的走势、股市指数的走势、失业率的走势，等等。这是一个加速增长的曲线。

学生们被要求根据这个图的形状，标出下一个最有可能的数据点所在位置。

面对增速曲线，美国学生大多数相信，下一个数据点将持续这种明显强劲的态势。北京学生面对这个加速强势的曲线，中国文化的潜意识告诉他们，“盛极而衰，刚强易折”，所以他们更多预测道，下一个数据点将出现增长放缓，乃至可能是彻底的反转（下跌）。

（六）东风遇到西风

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特别提到了东西文化差异的顽固性，以及他们终将产生的冲突。亨廷顿的学生福山，也写过一本很有影响力的著作《历史的终结》，福山说，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将统一全球。

激进的福山多半是预测错了，他的老师亨廷顿或许又太悲观。

如今的天下大势，西风再也压不倒东风了，东风也不并需要压倒西风。

• 【原创】西河的那些才子佳人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