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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天下无谍7.0 个人趣评共谍之最 -- 黄河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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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有几个错

有个大学生在西安参加地下工作,想起自己的一个同学“杨公素”是个公子哥,就起了个化名“杨公素”。没想到“杨公素”的爸爸就是杨度,引起了杨度的熟人的注意,专门去访问,发现人不对。

后来这个大学生就一辈子叫杨公素了,解放后当过驻印度和越南的外交官,曾出过一本新中国外交史。

你错了很多,他们原本是好朋友,是为了怀念故友和一段感情才用的化名,解放后引起杨公素之母杨度的如夫人的注意。

解放后没有担任驻印度的外交官而是中印边界谈判代表。

杨度之子“杨公素”失踪。

  杨公素在初三就同我同班,他长得白净文静,带付眼镜,个子不高,穿着入时,一付公子哥儿形像。人很聪敏伶俐,口才很好,自己不打球却是球迷。高一以后我俩同桌,对我特别友好,那时我已在运动场上显露头角,每次无论练习或者比赛,他都在场当啦啦队,为我们打气加油。他苏州有家,却要在学校住宿,与我同房,一房三人,还有位姓张的同学,但我们两人最好。

  他突然有一天要请我去他家里玩,说他妈妈要见见我,我欣然去了。他妈妈是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典型的苏州妇女,个子不高,很清秀,想当年是苏州美人类型人物。她对我非常亲切,一再说公素有我这样的朋友她放心了,当时我还不十分明白她担心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妈怕公素学坏,结交些纨绔子弟,光吃喝嫖玩,不好好读书,看我虽然壮黑但成绩很好,为人诚实,决不会同那花花公子一样花钱胡闹。在他家第一次吃到镇江“肴肉”。吃饭时公素的大姐杨云慧、二姐杨云碧、三妹都来了,还有弟弟公敏,他比我们低一年级,另有小弟弟公武,真是一大家人,欢坐一大桌。公素的母亲对我好,他二姐对我更亲切,时时照应我为我添菜,与我谈话最多。从此我就进入了这个家庭,杨伯母,我这样称呼她,只要有点新鲜好吃的东西,都找我这个佘世兄(他们称我)去,并且也会见他家在杨州做生意的娘舅,一个高大精明的下江人,他听说我是公素的朋友也对我好。

  在他家熟了,见他家亲密和谐的样子,使我感动,我这在千里之外的孤子也感染到家庭的温暖,使我同杨氏兄弟的友谊更深了。

  公素对我很好,把他家什么事都告诉我。他妈是杨度的小老婆,原是苏州游船上的船娘,招待游客并可伴宿的,杨度看上了就纳了作妾,那位娘舅原来是她相好的,杨度也接受了他作为娘舅来往。杨度另外有正式妻子和家庭,在政治上失败后就依附杜月笙,在上海做寓公,成为杜月笙的清客,他的家实际是在上海,把公素妈及其子女安置在苏州。据公素讲,杨度在得意时可能在张宗昌处当什么,手上有了钱,就给了他妈一大笔钱存在银行里,每年的生活费用就由这笔钱的利息支付,他“娘舅”做生意大约也贴补一些,日子过得还可以,属苏州中等生活。杨度不来苏州,公素妈及全家有时去上海。可以说是杨度风光与风流时期在苏州的“金屋藏娇”,像这种情形在苏州是司空见惯,许多苏州女子还愿意这样。

  我知道这些情形后,就有点看不起他家。杨度在民国以来干了些什么我不完全知道,但他是袁世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世人皆知,声名狼藉,现在又拿杜月笙的钱养家,更令人齿寒。我一个正派学生如何看得起这种人和他的家,我也不客气常当着公素面骂他父亲,他也不同我翻脸竟默认了。公素有他自己的苦恼,他好玩,喜欢打弹子(台球)在台球桌边结识了苏州一些花花公子,讲究吃喝玩乐,他妈妈怕他堕落下去不好好读书,见我同他好,想让我把他从那些花花公子那边拉回来。

  公素很聪明,他早对他家情况不满,他想当个上层公子,西服要去美国定做,这点做不到,家里经济不许可,就只有在上海做最高级的西服。他家有私家包车,大都由他专用,他弟弟公敏是骑自行车上学,他住校嫌伙食不好,家里经常送菜来。所幸的是他听我的话,他是个球迷,对我崇拜,在校跟着我玩,除了打台球外,他几乎同我亦步亦趋,正因这样,他才把他家的事向我倾诉。他不喜欢那个“娘舅”,虽然他对他特别好,给他钱花。公素在家里闹了别扭,比如挨了他妈妈骂,不给钱花,不许做新西服,总是到校里向我哭诉,骂他家不是上层人家。虽然没有说他父亲不好,但当我批判杨度时,他也有同感。中学三年我同杨公素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我常被请去他家,同他家人都熟悉,特别是她二姐杨云碧对我好。他家大姐同一位英国留学回来的郭有守结婚了,郭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工作,他母亲了件心事,对这婚事满意。姓郭的是四川人,虽然没有钱,但不大不小是个官,对他家也有光彩。二姐杨云碧同我差不多年岁,不读书,不上学,据说她颈子生过什么疮,现在留有痕印,所以她穿衣衣领特别高,除了遮那点痕印外,还显得高贵矜持。人不算特别漂亮,但身材好,婷婷玉立,风度清雅,她又对我亲切,一下就把我迷住了。我知道他家情况后,鄙视他家,但因为几个原因,我仍保持了与他家来往。

  主要是杨公素对我的友谊,他知道自己是杨度小老婆的儿子,在杨家尤其是湖南杨度老家家族中占不上一席地位。每想到这些事,他就想以花花公子的玩世不恭摆脱苦闷。他对我真心坦率,把我当成真诚的朋友,兄长,知心人。是他这番诚坦感动了我,我也算在苏州孤身几年得一知己。他对我可以说言听计从,处处听我的话,我劝他不要消沉,不能因家事而不自信自立,自己要走自己的路,但他树不起这个勇气与雄心,每每谈到痛处他就抱着我痛哭。我有点义气,不能拒绝他的友情。1932年春我们到杭州之江大学寄读时,他就下决心不读书了要回苏州,我同他弟弟杨公敏再三劝他,但这次他不听我的话,毅然回了苏州,不久就接着杨云碧来信说他回家吵了一架就走了,从此就不知下落。

  之江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并不难,我却买了一本杭州地图,那时杭州公共交通不发达,从六和塔到杭州城只有一条公共汽车路,我按着地图的路线,跑遍杭州大部分名胜、风景区。最有趣的是徒步旅游九溪十八涧,那完全是自然风光,比之西湖边的人工装饰更为吸引人,南高峰,北高峰,钱塘江,秀丽景色,登高揽胜使人心怀畅舒。在西湖周围群山丛林中,有不少茅屋草舍,隐居着高人名士,我常走路口渴时找茶水,找到这些隐士家中,竹篱草堂,花草树林,茅舍数间,清静如仙境,令人羡慕,交谈之下,竟是高人雅士,常常流连忘返。这是我真正领会西湖美好的地方。

  1932年暑期我回到苏州继续在东吴上学,他母亲对我哭诉公素出走情况,请我也设法找找他。我一个学生能从何处去找?他家的人分析是他可能去扬州找他“娘舅”,在过江时落水了,请我去镇江找找线索,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他的“娘舅”是老扬州,已早早就设法找过了。我只好去了镇江住在旅馆里,打听那个时期是否有人落水的事,长江上有人落水是常事,但在轮渡上投河的事却没有听说过,我还在本地《江苏日报》上登载寻人广告,自然是杳无音讯,回苏州向他母亲交差了。杨公素有离家的想法我是早知道的,但我也知道他除了苏州及学校里同学外,并没有什么朋友可以隐藏或寄住或找事做的机会,那他能去哪里?从1932年春出走后,一直没有消息,杨公素就此在这个世界上失踪了,但他对我的友情我一直记在心中。

  在1941年我被国民党追捕,不能用佘贻泽原名时就改用杨公素这个名字,这自然是干工作不得已改名,但也有纪念这段友情的意思。解放后杨公素的名字忽然出现在报上,引起杨家的欢乐与误解。1965年我去上海专门同杨公敏一起去见了公素的母亲与大姐杨云慧,解释了我改用公素名字的经过,他母亲才明白了说,你就像公素一样是我的儿子。

  还有一个因素是我同杨家二小姐有过一段短暂感情。

  “一二八”事件时,日机曾炸过苏州,学校关门,杨公素邀我住在他家,这样我同二小姐接近机会就多了。我们渐渐地谈到个人心情与想法,发现她非常忧伤。在同大家一起时,她活泼愉快,处处有大小姐风度,她大姐已结婚住在南京,她在家中最大,代替她母亲张罗,我既是客人又是弟弟,她待我非常礼貌亲切。她上街时打扮非常入时高雅,一副大家闺秀,高贵人家的派头,使人羡慕。在和她单独交谈时,我发现她内心忧愁,对生活悲观。她曾邀我去她闺房私谈,一再表示人生无味。她房中除一个小姐闺房应有的高级用品外,还有不少上海出版的小报刊物。我发现她内心有种痛苦,常叹今生已了,人生无味。

  我当时不了解她为什么会有厌世的想法,设法安慰她,渐渐我们发生了感情。对我来说像初恋,对她似乎是种寄托。我们虽未明言但心照不宣,互以好朋友对待。在她家住了短短不到一月,我们像互相找到了知音。杨公素看出来了,他表示支持,但说怕不可能长久,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家的事你以后就会知道的。我同杨公素兄弟去杭州之江大学寄读,同二小姐书信来往较密。后来杨公素出走,是通信的话题。到学期快完时,二小姐来信,信短事大,她说因家庭需要不得不与由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工作的一位工程师结婚,她为了家庭不得不牺牲,盼望我们的友谊能永远留作纪念。我看了当然不愉快,因杨公素已有预告,我也没受什么影响。想起来也是,她家需要有人支持生活,杨度已死,没有后援,还想继续维持那种生活,她家小姐怎么能找像我这样一个穷学生。

  但二小姐仍然对我好,结婚后她住在上海,我去过她家,她仍然向我倾诉婚后的寂寞,把我当作知心朋友。记得1935年她同她母亲参加上海银行办的旅行团来北平旅游,她专门约我游北海,在黄昏时划船湖上,她把她婚后不满同别人交好的事也向我哭诉。她那样聪明美丽,却过着那样矛盾的生活,无法解脱的人生,只有我这个始终保持友谊而不及乱的朋友,算是知心人了。解放后她和后来的丈夫来天津(那时她的丈夫是搞进出口的),她又单独来我工作单位谈过一次话,叙述她在抗日战争时的生活与现在的苦恼,她仍把我这个共产党员当作知心人,无话不谈,曾暗示悔恨当年抛弃我,又哭诉现在的不满。此后就无来往。1964年我陪外宾去上海时,才知道她服安眠药自杀了,结束了她的一生,矛盾的一生,两面生活的一生!

  但她总算找到一位能倾吐内心苦闷、不满的朋友。我们的交情是真诚的,纯洁的。我在苏州七年半,却交上杨公素、二小姐两位朋友,他们的许多私事,恐怕连他家亲人都不知道,我自然也不应该说出来。我把这些写出来,除了想借此纪念他们外,也想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大转折时的人间悲剧。

  80年代,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讲,杨公素父亲杨度晚年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入党,利用杜月笙的关系为我地下党做了不少好事。我感到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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