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试看来日之中国究竟是谁家之天下（一） -- 北大28楼

九十年代以来左派思潮的变迁(续完）

在整个九十年代前面提到的各种不同思潮虽然各怀心思，却都要给自己披上一个“稳定”与“秩序”的伪装。在此之外，九十年代的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思潮应该就是民族主义了。1996年宋强、张小波等人的《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一书正式出版，大概可以看作民族主义正式登上中国舞台的标志。

如果单从内容与质量上来说，《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以空洞的口号居多，实在说不得是上乘之作。实际上《中国可以说不》就是从形式上来讲也未见得高明之处---这个书名本身就是在拾人牙慧，而且拾的是不甚高明的“别人”的牙慧。

《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名显然是取自日本臭名昭著的右翼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在八九年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八九年那时候日本的泡沫经济正在最高峰，“日本买下美国”的说法尘嚣日上，财大气粗的日本当然是得意忘形不可一世，有了调整美日关系的想法自然也不足为奇。而96年的时候日本经济历经多年不景气，《说不》对日本来说早已不知从何说起。此一时彼一时，这时候选择跟风的《中国可以说不》就有了跟不上时代的落伍感。

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可以说不》所宣扬的民族主义对准的矛头，除了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之外，显然就只有与中国历史纠结最多的日本了。而《中国可以说不》在书名上偏偏选择去跟风日本最臭名昭著的右翼石原慎太郎，刻薄一点来说已经近乎是讽刺了。

尽管《中国可以说不》不过是一本喧嚣之作，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却是，这本书无可否认的体现了九十年代一部分国人多年积累的强烈情绪。众所周知，八十年代开放之后，面对经济上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国人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这样的自卑感体现在行动上，就是处处强调对外“友好”，处处强调外国“友人”，甚至将其当作是头等大事来抓。这样的氛围，也导致国人对外国处处高看一等，就是所谓“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当时有民谣：

雄性的侵略性与支配心理一般都比较强，这一点上中国外国都不例外。这样的现实对一部分国人来说，当然在心理上是极大的刺激。

尽管如此，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由于中国与西方尚处在蜜月当中，民族主义的情绪并不强烈。比如说耀邦同志当年对日本的态度其实不但是“软”，而且是颇有些“媚”的嫌疑的，但八十年代美国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尚可，自然也就不提。到了八九年之后，中国与西方关系进入冰河期，美国有经济制裁、银河号、96年台湾等问题；而日本也在靖国神社的问题上越走越远，以前累计起来的各种不满情绪当然也一下子爆发起来。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反日情绪，不过是八十年代以来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的总爆发而已。而马立诚也好，吴建民也好，没有跟上时代背景，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根源实质上是来自于八十年代以来日积月累的不满，所提出的看法自然也只能是南辕北辙。

《中国可以说不》虽然代表的是比较独立的民族主义立场，但在九十年代整个中国思想界的背景下，一方是拥抱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另一方是反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集合，由于民族主义在反对西方话语权这一方面有共同语言，显然与包括左派在内的反自由资本主义走的更近一些。

然而这些毕竟是九十年代的情形，到了现在已经大有不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九十年代以来官方“稳定压倒一切”的论调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关于“稳定”与“秩序”这一点上，九十年代以对抗自由资本主义为目的所形成的包括威权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在内的所谓笼统的左派集合，也正在面临分化的情形。

对如李泽厚等一部分持有自由资本主义的思想界而言，稳定自然是符合其根本的推动中国完全地迈向自由资本主义的目标的。就像高盛的胡祖六所说的，现在的中国既然正高速行驶在资本主义的大道上，那么资本主义在中国面对的最大威胁自然就是不稳定。仲大军在今年六月某敏感日子前夕抛出来的那个回忆八九年的经济理论研讨会的名单，其目的当然也不过是在这里：就是劝告右派，现在中国的形势对自由资本主义最有利，稳定最符合右派的利益，切不可操之过急而将他们的“大好局势”毁于一旦，只要稳定下去，中国迟早是属于自由资本主义的。

对何新等曾经的“威权”主义来说，过去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现在他则认为有所误导，政治体制不改革，贪官污吏不除，中国将陷于无底的深渊。而民族主义也在分化。《中国可以说不》的后续《中国不高兴》在09年出版，而作者除了宋强等人之外，还包括王小东、宋晓军等人。而前一段日子王小东为了“稳定”这样的“大棋”，居然恬不知耻的为咱大清的蓝贵人呐喊助威，涂脂抹粉，真是让人匪夷所思。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思想界中曾经的反自由资本主义的阵营在“人民有没有改朝换代的权利”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巨大的分歧并趋于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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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楼主提到当前左派的几种思潮，也算是有感而发。这几个帖子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追根溯源，九十年代以来，“左派”其实是一个笼统而广义的概念，包括了威权主义，民族主义等多种不同的立场。其唯一一致的目的仅在于都是在对抗九十年代占据了中国主流的自由资本主义。

到了现在，与其说“左派”内部有争论，其实也可看作是威权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狭义的左派等不同立场之间的争论。

关于中国的形势是不是真的到了不能“稳定”的地步的争论，也许还可以说是内部的。但狭义的左派在面对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时就要面对一个重大的问题：“人民有没有表达自己意愿并改朝换代的终极权利”。而在这一点上各方持有的立场可能是根本不同的，而这样重大的分歧很可能引发的将会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所谓“广义左派”的解体，这恐怕是当前左派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 我看现在左派的问题，还是在面对体制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