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谈谈文革—(1)儒家的缺陷 -- 猪啊猪

现在的农村，有个奇怪的现象，按理说改革开放后，农村生活水平比起几十年前明显提高了，免农业税，家电下乡，合作医疗都在搞，农民应该从心底感谢小平，江core，胡总才对。而毛时代按照官方说法，就是天下大乱，加上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人大部分在农村，那么，农民伯伯应该非常痛恨毛主席才合理。但事实上，现在的农村，经常看到有些家庭挂毛主席像，而不是给他们生活水平带来提高的邓江胡的像。

有人将这种现象归结于农民的愚昧和对强权的崇拜。对此我持异议。人人心里有杆秤，谁对谁好，自然感受得到。退一万步说，就算当年被毛的政治口号所欺骗，这么几十年过去了，也该醒悟过来了。时至今日，农村仍然感谢毛，这就说明，毛当年是真正为农民谋利益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下面就尝试顺着时间顺序，按利益博弈的视角来剖析文革。

一，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

中国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但解放成都，贵州，广州，重庆，云南，海南，拉萨等省市终于1951年，况且还有1950年6月25日～1953年7月27日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一直在打仗，解决的是政权能否活的下去的问题。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中国逐渐摆脱战争威胁，政权才算初步巩固，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意义上的成立，应该始于1953年。

在朝鲜战争之前，大家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同心同德把做蛋糕的面粉啊，奶油啊之类的原料准备齐全了。至于蛋糕嘛，还是做不出来滴，因为一穷二白嘛。这块蛋糕，直到一五计划完美完成，才真正做出来。才谈的上分蛋糕的问题。

那么，这块蛋糕是如何做出来的？

1。暴力土改，剥夺地主的土地和金银。

“新区土改从1950年开始，到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完成。整个土改，总计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近7亿亩土地，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2—47％，在这一过程中，留给地主、富农土地约8％左右，同时也动了中农的部分土地。”

这里肯定很多同学有不同意见了：说1952年土改就完成了，关1953年~1957年的一五计划鸟事啊。

我们知道，经济政策的效果都是有滞后性的，一个政策颁布之后，其效果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比如星空大师08年11月10日推出的4万亿刺激方案，对其优点，当时网上赞美声一片，对其缺点，到了2011的今天，仅仅温和的通货膨胀，对该政策，就集体变成骂声一片了。另外，建国初期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物，还涉及到一个资源调配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时间的。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居然没有恶性通货膨胀，土改绝对功不可没。

2，苏联的外援

苏联的外援，对一五计划的实现，毫无疑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建国初期，1949年苏联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的商品形式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利息1%，为期5年。苏联的3亿美元贷款按1950年汇率折算人民币约合9亿元，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62.99亿元中，所占比例高达14.3%。另外，苏联政府帮助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

3，军费比例的减少

建国前军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一度达到60%多，之后逐年减少，从1953年的35.3%，降到了1957的18.2%。同时，对军队实行大规模精简整编，把军队数量从1951年的627万人，缩减到1958年的237万人。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以及全体国民的努力，一五计划完美实现了，蛋糕做出来了！当然，与蛋糕同时产生的，还有“走资派”，即官僚资本主义，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就叫改开派。

1.1 官僚资本主义的前生今世

官僚资本主义，在古代被称为“士大夫”。“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

在当代谈士大夫，谈官僚资本主义，通常会定义它是腐朽的，垄断的团体。而在开国时期，士大夫这个群体的垄断，是自然垄断，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新中国建立之后，百废待兴，文盲率高达80%，在这样一个人口约5.5亿人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总会需要人来管理，这些人就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官吏。选拔他们的标准，有军功，个人魅力等等，但主要还是看其是否是掌握知识。

祖国刚成立之时，这些人一般是一边从事劳动，一边进行管理，一个人做两个人的活。随着一五计划的进行，中国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这些人越来越忙，一个人做两个人的活开始不大现实。于是一部分人就从劳动中剥离出来，仅仅从事管理工作。这帮人的屁股是在“官”这边的，逐渐就开始和被其管理的民众对立，开始拿着国家公信力“欺下”；遇到上级考核，他的屁股坐回自己这边，就是“瞒上”

欺上瞒下是官僚资本主义，走资派，改开派难以解决的问题。只要官僚资本主义存继，欺上瞒下就不会被消灭，而且官僚资本主义越发展，欺上瞒下就越肆无忌惮。如何对其限制，是个永恒的话题。

二，蛋糕（利益）如何分配

中国刚建立之时是没蛋糕可分的，官僚资本主义也仅仅是萌芽。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做好了一个大蛋糕，与此同时官僚资本主义也开始蓬勃发展。两者对如何分蛋糕——即把利益分给谁，具体如何来分配利益，就出现了矛盾。毛派是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官僚资本主义的，因为这样是把打倒的“三座大山”合并成新的“一座大山”，所以给官僚资本主义定义为“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派对分蛋糕的观点是：先分好蛋糕，人民大众会支持，有了人民大众的支持，蛋糕自然会越做越大。

资派对分蛋糕的观点是：没蛋糕就不存在如何分蛋糕，先做好蛋糕，人民大众望梅止渴会支持，蛋糕越做越大，人民也就越来越支持。

毛派对蛋糕是如何建立的理论是：人民重于泰山，人民是先进生产力

资派对蛋糕是如何建立的理论是：知识就是力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历史上曾经如何分蛋糕

毛派：蛋糕由全民所有，所以交给国家，由国家按公平原则平均分配，这才是社会主义——后果是“吃饭不要钱”实现了大锅饭

资派：蛋糕由全民所有，我们代表全民，所以交给我们，由我们按照资源的合理调配原则分配，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前只进行了一半，现在出现的结果是贫富悬殊，官民对立

总而言之，在一五计划完成时期，毛左派和走资派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出现了矛盾，开始权利斗争。表现形式是“冒进—反冒进—大跃进”，实际生活中就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当然，三年自然灾害和中苏交恶也有关系。按照大旗派的方法论，中苏交恶，不在于谁对谁错，实质问题是中国逐渐走向富强，不愿意继续当苏联的附属国，然后才会出现“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等意识形态相互比正义的争论。“毛泽东是个政治家”这句话，想必所有的左派右派都不会反对。而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是可以预判和影响中苏未来是否会交恶的。毛对中苏未来会交恶的预判，并以此提出的政策，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大跃进的发生。

三，文革的诱因

大跃进的发生和发展，在我看来，除了高层权力斗争，主要是中央政策传达到地方的放大效应。比如胡总视察廉租房，价格如果是1.7元/平方米，地方就可以高歌到1元/平方米，政绩心理下，还可以冒出0.7元/平方米。

大跃进的确是毛提出的指导方针，地方为了政绩，就出现了放大效应。在当时，各省大放卫星，人民日报积极宣传，包括钱学森这种大知识分子，都写了几篇文章，论证亩产为何能到万斤。

文革前后的史料是很混乱的，大跃进这种污点，除了毛主席承担过责任，其他人大多与此撇清。根据后来毛接受斯诺的采访，提到“政令不出中南海”——《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文章，《人民日报》曾经拒绝刊登；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是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后，《人民日报》提出来的，这就说明《人民日报》是掌握在刘少平派系之下的。那么，能否把大跃进的次要责任归结到刘少奇头上？

大跃进时期饿死无数人，毛是痛心疾首的。想必这句话，左派右派都可以接受。而大跃进期间，各地官僚欺下瞒上放卫星的表现，钱学森这种大知识分子毫无操守的做为，让毛相当失望，这就为后来的文革埋下了伏笔。

四，文革中被打击的对象

文革期间，史料继续超级混乱。谁是谁非错综复杂，基本不可考。就算以后解密，估计也会出现和解密资料相矛盾其他史料。我想，从3条线索可以比较清晰的认识文革的具体打击对象

1，不管是彭德怀也好，接班人林彪也好，代表的是军方势力。而军方，是可以决定政权更替的

2，不管是刘少奇等“走资派”，还是下层“臭老九”，按照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都是应该被打击的对象。

3，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初始直至文革期间，苏联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内很多人和苏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亲苏的。这些人在文革中，也是被打击的对象。比如林彪前期极反苏修，最后的叛逃方向，貌似是朝着苏联去的。而这帮亲苏的人是谁，史料又是不可考的。不过这里可以提出一个思考的线索：苏联重视和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在革命初期就号召发动工人夺取城市；而毛中国化了马列主义，实际重视和依靠的是农民的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所以在工农联盟中更重视工人阶级作用的，一般来说就会亲苏一些。

想必让大家失望了，具体的文革过程，就这么几句话就过去了.在那个Chaos且史料奇缺的时代，谁具体做了什么事，他是保皇派还是造反派，他是被冤枉了还是因有此报，是走资派还是苏修派，我想，论证这个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因为中国人一贯说一套做一套，说了不做，做了不说。现在倒过头去看文革，对文革的认识，也大多是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思想。

文革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而马克思主义只提出了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纲领，至于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后，如何具体来区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甚至无产阶级内部，如何划分富农，中农，贫农，也没一个客观标准。这就为日后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那么，在这场持续了10年的全民大混乱的运动中，到底是谁获益了？有没有人获益了？我想，不会有人否认，在人口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在农村中数量最多的贫民，实质上获益了。他们获得的，并不是家里多了一块土地，屋里多了一点余粮，而是获得了做人的尊严。获得了人人平等的观念。这种尊严，这种观念，不是理论上的，不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种空泛的口头上的，而是具体落实到了“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行动上的，是能让农民在实践中逐渐感受到的。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大范围的思想启蒙运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没给农民发钱，但是给了农民尊严，提高了农民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农村挂毛主席像的原因。

而这种尊严，是建立在其他人严重失去尊严的基础上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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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鳖抗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