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人信仰手册》前言 -- 镭射

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家，即道家、儒家及其他诸子百家，都是从一种相当成熟的一神教——天道教发展起来的。

让我们先从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概念——“太极”开始。

“太极”一词的语义，一向众说纷纭。特别是宋代周敦颐妄用佛教思想解释“太极”，称“太极本无极”，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其实，追根溯源，它的含义并不复杂。“太极”，在古书中又写作“太乙”、“太一”、“泰一”等。从这些不同的称谓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只是一个借词，其本义并不在字形中。那么它是什么含义呢？其实，“太极”，就是“帝”的切语（“太极”的切音为“提”，而“帝”字古音就是“提”，此音至今仍保留在形声字“啼”中）。这种说法有根据吗？有。《史记正义》云：“太一，天帝之别名也。”前面已经说过，“太一”和“太极”为含义相同的两个名词，因此可证“太极”就是“帝”之说不误。

既然“太极”就是“帝”，那么“帝”又是什么呢？所谓“帝”，其本义是上古华夏民族对用来判断天象和季节的主宰天体的称呼。对于一个农耕民族来说，季节的变化对生活和生产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因此，这种主宰天体被人格化为天神——主宰一切的“上帝”。正是从这种对天体和天象的崇拜中，发展出了中国古代宗教。正因为如此，这种宗教与其他国家的宗教相比，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它与天文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天文学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宗教、哲学、艺术，并进而影响着社会、政治直至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天”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由于古人对天文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因此古代中国的宗教观念也是不断变化的。总地说来，中国古代宗教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古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太阳为决定时间和季节的依据。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上帝”就是太阳，由此产生了以太阳神及其配偶太阴神（月神）为主宰神灵的二元崇拜。这一阶段贯穿了自传说中的伏羲至黄帝的数千年，跨越了渔猎文明、采集和种植直至大规模畜牧和垦殖的一系列时代，伴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起源全过程。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那个向来被视为难解之谜的“太极图”的含义了。“太极图”为圆形，古人云：“天圆地方”，圆形代表着天。那一黑一白的“双鱼”，其实就是象征着白天和黑夜（那两只“鱼眼睛”，就是太阳和月亮）。“太极图”所表示的，就是白天和黑夜交替运行。正是从这里，产生了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阴阳观念。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无中生有，有中生无，这个对立面相生及转化的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原理。

第二阶段，大约在商周之际，中国古人的天文观念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太阳不再被视为宇宙的主宰，取而代之的是北极星。北极星代替太阳被视为宇宙的主宰，是有深刻原因的。它的位置几乎就在地球自转轴的延长线上，如果仰望北半球的天空，群星仿佛附着于一个倒扣的大碗上（“盖天”），这天盖围绕着北极星不停地旋转。不但群星，而且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迹也是围绕着北极星的位置而旋转（当然，白天看不到北极星）。北极星似乎就是天之枢纽，是天空最高处，群星仿佛都是拱卫着它。因此，北极星就理所当然地代替了太阳，成为宇宙的至尊。而太阳、月亮，则成为了“太一”驾下的“两仪”。《吕氏春秋·孟夏纪》中有这样一段话：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混混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 这段话可以这样解释：北极星（“太一”）作为天轴，使日、月（“两仪”）围绕之而旋转。由于日月的交替，又导致昼、夜、寒、暑的变化，这种往返不已的变化，就叫“天常”（又叫“天道”）。

这种天文认识的变化，必然导致宗教上的变化。从商周之际起，“帝”——“太一”（“太极”）就不再被看作是太阳，而是北极星了。中国古代宗教的最高主宰由此从阴阳二元神阶段进入了一元神阶段——以“昊天上帝”为主宰的上古天道教阶段。作为这种宗教的主宰的“昊天上帝”有如下特征：

1、天道教内有众多神灵，见诸甲骨文和上古文献的就有四方神、蚕桑神、农业神等等，这些神灵各有特定职司，构成了一个整然有序的神灵系统；

2、天道教有一位最高的主神，即“昊天上帝”。由于继承了此前的阴阳二元神的思想，使得“昊天上帝”成为了一个“阴阳”复合体（可参考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思想）。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中国上古的天道教，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多神教。这种多神教是中国商、周时期的国教。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就是商周时期天道教的巫师和祭司们进行占卜留下的。

春秋以后，随着社会大动乱的发生，天道教也解体了。随着上古天道教的解体，中国文化在春秋时期也发生了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人们开始摆脱宗教巫术的思维方式，自然哲学思潮开始兴起。《荀子·天论》中对“天”所作的自然主义的论述，就是典型的代表。

但是，天道教毕竟在民间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它构筑和支撑着中国社会的伦理和秩序的基石。对此，儒家的先哲们认识的很清楚。《易传》中说：“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君子“以振民育德”，“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易传·象辞传》）。而要顺利的进行教化，最简单和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自古流传下来的天道教的天神和祖先崇拜。但这又与当时流行的自然哲学思潮明显矛盾。如何解决这一两难处境？以《易传》的作者为代表的儒家先哲找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做法：神道设教。

《象辞上卦·观卦》说：“观天之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这话的意思是：圣人观察四时的运转，春夏秋冬秩序井然，就像有神灵主宰一样。于是设立鬼神祭祀，利用鬼神的力量来推行教化。这样，天下万民因为畏惧鬼神，也就驯服了。“君子”虽然祭天祭祖，但并不是真的祈求天神或祖先保佑，而是为了推行教化，文饰政事，利用传统宗教的力量来让人民接受儒家的伦理和行为规范。用《荀子·天论》里的话来说，就是：“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这是一种宗教和无神论的巧妙结合，它有效的化解了无神论的文化核心与民间神灵崇拜的矛盾，因此一直受到中国历代统治者和学者的推崇，同时也造就了中国文化“表面多神，内核无神”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