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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略谈文革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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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事实上有没有饿死人?!想靠口水就把事实抹杀么

“怎么就会一定饿死人呢?”,事实已经发生了,事实已经饿死人了,某些人不去总结经验教训,反而想光靠一张嘴就把事实抹杀,而去粉饰他从未经历过的某个社会形态,这就是本人对一些小左感到非常厌恶的原因。

毛泽东的责任就是提出并不断提高跃进指标,并打击所谓的“保守思想”。

毛泽东直接提出的一些高指标,主要是指赶英超美的目标和以粮、棉、钢、铁为主的经济上的高指标。毛泽东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想让国民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的更高一点,这没有错,也无可厚非,其实这也是当时全国人民的想法。自鸦片战争失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曾经受到大大小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落后。广大人民因此在新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初创之后,就有一种赶超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强国的愿望。同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更加剧了这种情绪。

受这种情绪感染,1957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在15年之后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3这里毛泽东说的赶超英国,主要是指在钢铁产量方面。12月2日,刘少奇在全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国人民传达了这一指示时,他说:「在15年内,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和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4李富春在随后的《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方针的报告》中论证了这种可能。依客观情况而论,中国经济若没有遭受到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左」倾错误的破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钢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大跃进中,赶英的目标不断的发生改变,表现在:赶超时间上一再缩短,赶超对象由英国变为了英、美。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代表团时说:「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5距离1957年莫斯科会议还不到半年,毛泽东就把十五年赶上英国的目标修正为十年或者十一年,并把二十年赶上美国的目标也提了出来,这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思想的具体体现。4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十五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6这个目标又比月初他所提的目标提前了5年。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王鹤寿同志在发言中认为「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7 1958年6月16日,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报送的「二五」计划要点中同样提到「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此档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6月17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谈到:「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8」离1957年11月只有7个多月时间,毛泽东把赶英的目标从15年提前到2年了。这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加之大跃进时期,一些地区、部门捷报频传,更加坚定了毛泽东「赶英超美」的信心。 可以说,「赶英超美」目标一再提前,打乱了中国正常的计划工作,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毛泽东除了提出赶英超美的目标外,还提出或者肯定别人提出的一些高指标。为了配合「赶英超美」的目标,毛泽东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中国钢铁产量翻番的目标,此后中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造成整个国家钢铁产业畸形发展。大炼钢铁运动高潮之时,甚至连商店都搬到工地上昼夜为炼钢铁的工人们服务。另外,毛泽东对别人提出的高指标,有些也很赞成。例如毛泽东对上文讲到的李富春关于「二五计划要点」的报告,他就很满意,批示到:「很好一个档,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

二 毛泽东不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对提出高指标的影响

从1955年第4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股冒进的势头。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社会主义的改造进入了高潮,给各部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毛泽东对右倾保守思想不断的批判,使各部门的压力骤升。典型的事例就是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10。此后,毛泽东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进一步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

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11

这一序言的发表,对各部门的震动相当大。于是,各部门纷纷调高指标。国家计委将1967年的粮、棉、钢、煤的计划指标分别修改为:粮食由1955年的6000亿斤提高到9500亿斤(加上大豆,实为1万亿斤);棉花由1955年的5600万担提高到1亿担;钢由1955年的1800万吨提高到2500万吨;煤由1955年的2.8亿吨增加到3.0亿吨。许多部门则把原来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早5年,改为1962年实现12。

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民经济计划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计划若冒进,带来的势必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混乱。在事实面前,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开始冷静下来,逐步调低过高的指标,最终使八大一次会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这些措施的施行,使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成为改革开放前少有的几个好的年份之一。对于「反冒进」,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但是他还是尊重了党的集体领导。

从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毛泽东把精力再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逐步将他对反冒进的不满表露出来。在八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13。毛泽东说要恢复这些东西,并说反冒进是右倾,是促退。这样的讲话使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感受到了压力。

同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审阅的〈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该文对反冒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首次使用了「跃进」一词,获得毛泽东的好评。12月12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并经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继续对反冒进提出批评。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对反冒进提出严厉的批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道:「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14」

南宁会议以后,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掀起了一个生产的高潮,一些地方上的领导人开始提出一些高指标,并且越来越高。毛泽东这时候头脑也不冷静了,他在成都会议上做了六次讲话,讲话继续批评了反冒进,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15」这样的提法就比较严重了,把冒进与反冒进的对立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这不能不给反冒进的领导人以相当大的压力。

在毛泽东的讲话鼓舞下,会议通过的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中,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比这年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数目提高了很多,如:钢产指标从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提高到七百万吨,粮食指标从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亿斤16。一些省的负责人也相继提出一些高指标。南宁会议与成都会议实际上为八大二次会议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毛泽东主要通过这两次会议,扭转了反冒进以来的形势,并使得刘少奇等人不断的检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两次会议,社会上形成了一股跃进之风。

1958年5月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把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刘少奇作了大会工作报告,报告内容体现的基本是毛泽东的思想。刘少奇指出,中国已经进入马克思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提出了一系列超越当时历史阶段的高指标。即使在现在,这些高指标都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如:技术革命方面,「把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全国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使一切能够使用机器的劳动都使用机器,实现全国城市和农村的电气化;使全国的大中城市都成为工业城市,并在那些条件具备的地方逐步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的县城和很多乡镇都能有自己的工业,使全国各省、自治区以至大多数专区和县的工业产值都超过农业产值;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网和邮电网。」17文化革命方面,「扫除文言,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许多的县都有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消灭『四害』,讲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18」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高指标纷纷出笼。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将1958年钢产量指标提高到 800-850万吨,将1962年的指标提高到4000万吨。冶金部党组提出,1959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以超过 8000-9000万吨。北戴河会议更是把大跃进推向了顶峰,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指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191958年11月,郑州会议通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提到:到197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要达到5000斤至10000斤并且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即把全国土地平均分成3份,三分之一用于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用于休闲和种植绿肥,还有三分之一用于种树和种草20。

这些听起来振奋人心的高指标,严重的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使得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异军突起,挤占了其它产业发展的空间,损害了其它产业的利益,进而影响到中国工业整体的发展水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运动的偏差,开始与党内其它领导人一道纠「左」。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彭德怀的问题后,纠「左」变成了反「右」,并把阶级斗争的观念引入了党内。此后各地的高指标与浮夸风又开始盛行起来。

毛的问题的核心就是彭德怀指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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