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中国政府对萨米人的悲惨遭遇表示关注 -- Emyn

官员阶层的认识是可以分不同的群体的。

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时代，“改革”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很模糊，其实质到底是什么？从官员阶层来看，对改革的认识是分不同的群体的。

第一个群体就是体制内有知识分子背景的那一批。对这一批而言，“改革”的定义很明确，就是抛弃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而这一批也是改革最大的推手。比如说当年的体改所，农发所的那一批智囊对改革本身就是走资本主义这一点清楚得很。不过由于80年代的政治背景，走资本主义还是只能做，不能说。这也是在面对党内其他群体以及群众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用“改革”这个词，而不是“资本主义”这个词。

第二个群体就是体制内的高层。对这一批而言，“改革”的定义就是走一条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不同的新道路。至于这条新道路是什么，体制内的高层未必很确定，也未必意见一致。有的人想走“鸟笼”，有的人怀念“新民主主义”，有的对南斯拉夫式“不严格”的社会主义情有独钟，还有的仅仅从操作以及管理的角度，而不是大的立场来看待方向。

这些高层唯一达成一致的意见就是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僵化”的、“腐朽”的、“没落”的、“反动”的，是绝对不能走的。除此之外，其他任何道路都可以走。由于这世界上就只有两条路，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虽然他们未必认识到“资本主义”的问题，但在前一个智囊群体的有心推动下，实质走的基本上是资本主义。

第三个群体就是体制内的部分中层。对他们来说，“改革”的定义就是走一条“敢为天下先”的路子。为了政治上投机，他们虽然不一定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但他们知道对于自己的仕途，越“新”越好，越“激进”越好，越“大刀阔斧”也越好。总之，“敢为天下先”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比如山东诸城市长陈光本人也未必就明白“卖国企”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但从92年开始出于解决财政困境与政治投机的心理，诸城开始“大刀阔斧”“创造性”地“卖国企”。后来诸城卖国企受到老朱的肯定，从此以后，“卖国企”就在全国推广开了。

所以说走资本主义虽然是有心的党内智囊在推动，但其实就算他们不推动，在体制内争相“敢为天下先”的情况下，为了显示自己与以前的社会主义“僵化老路”是“决裂”的，他们实质上多半也是“大刀阔斧”走向资本主义。

第四个群体就是体制内的另外一部分。对他们而言，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改革也好，与他们并不相关。他们最关心的才是自己的个人利益。由于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长期被压低，外企在中国的财力比国内企业而言有更大的优势，政治寻租自然也是得心应手。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几十年以来在政策上一直有“媚外”的嫌疑。在外企坚挺的美元面前，国务院的部委内比如说商务部内的司局级们，是很容易笑纳并制定具体有利于外企的政策的。

这些群体主要是从80年代以及90年代考虑的。到了90年代末以后又有了新动向。首先体制内高层也都明白了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在此之后绝大多数高层对走资本主义基本认可，当然也有少数高层由于认识到“改革”就是“走资”而思想急剧左转。

比如说老江具体什么时候认识到这一点不好说，但最迟到00年以后，老江应该说一定已经知道“改革”的实质，后来他“与时俱进”的“三个代表”就是从理论层面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现实的肯定。而现在左派中的林书记还有邓同志其实以前至少还是拥护改革的，到了90年代末以后才完全改变立场的。

另外，这一时期也是左右之争从90年代中期局限于知识界小圈子内扩散开并大众化的过程。

至于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不关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革的群体，虽然他们仍然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为先，但由于入世之后国内的一部分企业也有钱了，坚挺的人民币面对美元也有了一定的底气，于是国务院部委的司局级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不一定就完全“媚外”，有些也开始笑纳人民币而制定“媚内”的政策起来。

从群众层面来说，左右之争从精英知识界到党内高层到大众层面，今天可以说连一般的群众也有很多明白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用“改革”来遮掩实质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