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秘密录音”事件——1 -- 老老狐狸

四川历来就是外调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162.72亿斤，平均每年32.54亿斤，尽管数字不小，但每年外调加上内销后尚有结余，从当时四川粮食生产较好的情况看，还是可以承受的。在1958年“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四川从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粮食大减产，但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递增。1959年外调49亿斤，比1958年的39.6亿斤增长23.3%；1960年外调68.4亿斤，比1959年又增长28.3%，比“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外调32.54亿斤增长一倍还多。

由于外调任务过重，原有粮食库存被挖空，省内农村粮食返销严重不足，以致农民实际留粮水平锐减人均留粮（包括种子、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512斤猛降为278斤，1960年又继续下降到260斤，两年都低于全国农村人均378斤的留粮水平。城镇居民粮食供应也压低到每月21斤，大大低于全国城镇平均27斤的水平，后来还要求机关厂矿职工每月节约两斤，只有19斤。

外调粮食过多，城乡人民口粮严重不足，导致营养严重缺乏，是四川浮肿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一九六0年秋，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讨论粮食分配问题。省委意见，农村按人均每天半斤大米留口粮。我和其他一些地委书记的意见是，农村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口粮。李井泉同志说：农民留多了，国家过不去。我说：农村不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口粮，不仅生产不容易恢复，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也停止不下来。李井泉同志说：问题己出了，是出在京、津、沪、辽，出在成都、重庆，还是出在你们专县，出在京、津、沪、辽是全国性的问题，出在成都、重庆是全省性的问题，出在你们专县是局部性问题。有的地委书记建议，把我们四川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意即使中央了解四川的情况，少调四川的一些粮食，我们好安排群众的生活。廖志高同志说：我们已反映了，而且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多调一亿斤粮，多死多少人（具体数字记不得了）；中央还要调。就在这个会议期间，中央来电报说，北京只有三天的粮食，要四川在三天以内运五百万斤粮食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