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六普数据公布后的一些总结兼暂时告别贴 -- 黑岛人

“预防为主”远不仅是指计划生育而言，但现在计划生育是一个极其基本的问题，因此在报道“预防为主”的其他方面以前，需要进一步讨论它。

中国的避孕丸效果怎样？据林大夫和其他专家说，他们的那种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完全没有副作用。如果每日服用，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忘记服药（有意或无意）的人“依然很多”。与此同时，现在正在加紧研究一种每月服用一次的理想的避孕丸。林大夫说：自1969年以来，就在全国各地试验使用这种避孕丸了。仅北京一地，就有五千人参加一项节制生育的试验计划，其中包括医务人员、工人及其家属。

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日本利用前列腺催经的阴道丸的研究和成果，也保持接触。林大夫说：“我们的研究小组——我们称它为计划生育战斗组——也在研究药效较长的口服避孕药。我们正在试验三个月服用一次的避孕丸，而且，现在我们深信，我们能够试制出一种有效期为一年左右的避孕丸或注射剂。”用中国草药作为男用和女用的避孕药也在继续试验中。（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出用针刺来避孕的方法！）男子绝育（有了两个孩子以后）是提倡的，自由的，但并不普遍。

避孕药的应用已推广到了什么程度？在我访问过的各省内，据说避孕丸到处都在应用，甚至在陕西省内地也是这样。但林大夫说，还是供不应求。在中国，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大致有七、八千万，这意味着每年需生产约一百七十亿粒每月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男用的避孕药可以帮助弥补目前这种避孕丸的供应不足。

中国还需要大量的预防各种传染病和流行病的疫苗，它现在已成为这方面的最大生产者。北京的一家“超现代化的”药厂（曾去参观过这家药厂的荷兰医生J·A·德哈斯对我说，它比欧洲的任何一家药厂都大）每年生产疫苗八千万单位。我的老朋友、美国出生的马海德医生告诉我，他在中国其他地区，曾看到有这样生产能力的药厂在十二家以上。

有关方面正式告诉我，北京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使用避孕方法，其中有三分之二服务避孕丸，在周围十个县的农村公社，现在约有百分之四十的适龄妇女服用避孕丸。

1964年，周总理告诉我，他的政府希望到1970年时人口增长率能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现在我问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时，他说，到1966年，全国人口增长率确实已降到百分之二以下。他又补充说，可是在文化革命期间，许多青年男女自由混合，人口增长率又急剧上升。许多人的早婚，助长了出生率的提高。随着纪律的恢复，越轨的时期已成过去。由于简便的新避孕丸的更加广泛的使用，总理认为人口增长率又在下降了。

中国人被问到这类问题时，容易受窘。但我的询问已使人确信是善意的。1965年，我向北京市妇婴保健处的一位副处长询问婚前的禁欲情况——在这个国家里，结婚的理想年龄，女的已推迟至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在中国农村地区，建议的结婚年龄女的是二十三岁，男的是二十五岁。）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普遍保持贞操，外国人是很难相信的。

她指出，现在妇女都有生产工作可做，有和男子同样的机会；在过去，一个女孩子二十岁还未结婚，是丢脸的，而今天的看法正相反；青年人都受到政治信仰和为社会工作的理想的训练，他们不是仅仅为了寻欢作乐而生活的。

“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而且这里也没有像在西方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商业化了的性刺激。但是一个得到了自由的妇女，难道不能有至少去结识一个她可能会选为结婚对象的男子的自由吗？”

“这并不是那么严格。男女双方有了了解，并开始互相熟悉，这种机会是有的。我们不否认，有时会有婚前性行为，有时会发生怀孕的事情，虽然这是很少见的。在过去，这种妇女自己去流产，或想办法流产，但现在，由于使用避孕方法和知道可以自由流产，那样的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未婚母亲去流产是极少的。以我国人口之多，这种流产人数这样的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医生对于头胎要求流产，总是劝这个妇女加以保留。如果她是一位未婚母亲，而结婚又不是解决办法——因为父亲已婚，或男的在政治上是个不良的匹配对象或其他原因——那就没有人会坚持非把孩子生下来不可。就会采取流产手术。”

我和马海德医生的谈话，也大体上证实了上述的观察。这位医生和他的美丽的中国妻子，已有一儿一女。就他的儿子来说，在同他的女朋友的婚前整个相爱过程中，他六年来“始终如一”，没有和她发生过“肉体关系”。马就是这样想的。不管怎样，他们最近在适当的年龄结了婚，接着马海德夫妇很快就有了一个孙子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青年人的情况，”每天要看几十个病人的马海德医生说。“我不敢说避孕丸不会使事情起变化。这里一切事物都在变。但在眼前，我们的青年人也许是世界上对性的态度最不随便的了。”

总之，无论性关系今后是否会更加自由，免费使用避孕丸和流产的自由，可能不久以后（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宣传，打破了农民的保守主义和男尊女卑观念）会导致人口增加率的进一步下降。但中国是个拥有广大人口的平等社会，进步的好处必须为大家所共享，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也必须遍及广大地区。

如果以主席所说的低数六亿八千万为底数，1965年1月以来的六年按每年最低增长率百分之二（根据周总理同我的谈话，这估计可能偏低）计算，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口估计将达七亿八千万左右。1971年1月，我问总理，现在是否可以说中国人口已达到八亿。周总理迟疑了一下，回答道：“不，还不到。”

在北京愿意作出较明确的宣布以前，假定到1972年时包括台湾在内（约一千四百万）的全国人口将超过八亿，这种估计似乎是靠得住的。即使从现在起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一，这也意味着到公元2000年时将达到十亿以上。如果是百分之二的话，从理论上来说，到那个时候将再增加二亿五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