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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忠诚——“西路军骑兵师东进永昌”之惑与之思

忠诚

——“西路军骑兵师东进永昌”之惑与之思

作者:双石

  高台、临泽之战中,西路军骑兵师遭到严重损失,师长董俊彦、政治委员秦道贤、政治部主任李庆壅英勇牺牲,骑兵师也基本解体。1月底,西路军总部首长决定集中全军所有马匹,重新组建骑兵师,任命杜义德为师长,刘庆南为政治委员,李彩云为参谋长,全师编为两个团,共编7个连,共400余人。

  骑兵师重组后,归九军代军长王树声指挥。

  据时任骑兵师作战科长的李新国回忆:

  骑兵师的干部战士除原骑兵师回来的以外,大都是从军直属队精减抽调来的,组建仓促,由参谋长李彩云同志亲自组织训练。李彩云是甘肃人,是参加江西宁都暴动的知识分子,原先是红五军团的训练科长,对部队的训练很有经验。马匹的来源,一部分是从直属队抽调来的,一部分是从二十五、二十七师中抽调来的,也有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马的质量很差,大约三分之一是母马。俗话说,骒马上不了阵,不能打仗。

  骑兵师组建起来之后,经过短期的骑术和战术训练,就投入战斗了。骑兵师第一次执行任务,大约是在1937年2月底3月初,从倪家营子东下,调动敌人。这时虽是初春,但仍很寒冷,与隆冬季节也不差上下。

  李新国的这段回忆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但其中关于西路军骑兵师执行“从倪家营子东下调动敌人”的时间却有问题:从现有的电报等档案文献看,1937年2月底3月初,西路军已经被迫从倪家营子向西北方向突围至威狄堡以南的三道柳沟,这个时候,数百人的骑兵师当然是不可能“从倪家营子东下”的。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的“西路军作战简表”中给出的时间可能相对要准确可靠一些:西路军骑兵师1937年2月16日从倪家营子东下,19日,在永昌东南的东大河河坝地带与马步青骑兵第五师一个团和当地民团遭遇,敌众我寡,骑兵师被敌人包围,激战一天后方突围而出……

  关于骑兵师这次战斗和突围后的情况,李新国的回忆是这样的:

  一天深夜,我们冲破敌人封锁,插入敌后,沿着祁连山边走了两天两夜,进到永昌县东南。在一个大河坝地区,敌人的骑兵追上来了,古浪方面来的敌人也来了,和当地民团加在一起,超过我们力量两倍以上,而我们打算把倪家营子的敌军主力牵引出来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抢占一个土围子,与敌人拼杀了两天一夜,因为弹尽粮绝,已有十余人伤亡,管理科长也牺牲了,无法再与敌人纠缠下去,于是决定夜间突围。途中有许多母马脱驹,跑不快,战士们不仅不能骑马,还要拉着马走,遭到严重伤亡。尽管如此,我们的战士仍然斗志昂扬,冲破敌人包围,沿着祁连山边儿转移。

  正当此时,接到了军部电报,命令骑兵师立即返回倪家营子。摆脱敌人后,走了40多里路,在深夜12点钟的时候,突然来了暴风雨,雷响得震耳,闪电照射在马身上,一片亮光,人都站不住,战士们只得抱住马腿。一个多小时之后,暴风雨停止了,我们靠着指南针看着地图走了一夜,天亮到达永固山口处,遇见敌人从西宁往前线送马的小马队,我们追击了一下,未能追上。大约又走了两三天,回到了倪家营子,见到九军代军长王树声同志,他说:“大家休息待命。”骑兵师在这次执行任务中,全体同志都表现出高度的革命精神,对马匹十分爱护,有的把自己的干粮省下来给马作饲料,千方百计地给马找水饮。在战斗十分激烈、异常残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同志掉队,充分表现了人民战士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彻底革命精神。

  这时,主力部队的处境已十分困难,三面受敌,整天都在与敌人拼杀,特别是三十军打得更为激烈。我们九军的战斗力已经十分差了。上级认为再坚持下去对我军就十分不利了,于是决定突围转移。

  这时全部西路军已不到3000人了。部队突围转移到南柳沟,敌人像恶狼一样对我军咬住不放,又激战了数日,才转到梨园口。

  从李新国的这段回忆来看,骑兵师出击永昌及返回倪家营子的过程中,战斗伤亡并不大,“严重损失”主要是在突围和转移途中。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的“西路军作战简表”中给出的骑兵师回到倪家营子的时间是1937年2月24日,三天后的2月27日,西路军就被迫向西北方向突围,进至威狄堡(今新华镇)以南的三道柳沟,与敌激战至3月初,就基本归于失败。

  骑兵师这次向永昌出击,历时9天,往返行程近千里。

  不知道当时的杜义德等骑兵师将士们知不知道,骑兵师从永昌东南突围而出后,实际上已经接近了脱离险境获得一线生机的边缘了:这个时候,马家军正集兵于甘州西南围攻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而从骑兵师突围东进至永昌东南才被马步青部骑兵第五师一个团追上的情况来看,马家军在此间的兵力并不多。如果他们突围后继续向东行军两天就可以冲过凉州,脱离危境赢得生机的机会,也就大为增加。那个时候,胡宗南第一军的补充旅驻扎在凉州,但因国共谈判已于此间达成共识,他们主动向西路军东返部队进攻的概率也因此而有所降低,这支机动力较步兵为强的骑兵队伍获得一线生机的机率,当然也就大为增加……

  由于这些亲历老者们已经相继故去,我们已无从知道他们在那年那月那时时那刻的所思所想,只能根据当时的战场态势,从“事后臭皮匠”的角度作一些揣测:骑兵师师长杜义德是战争阅历相当丰富而且很爱动脑筋的战将,从倪家营子出行数百里而没有遭遇严重战斗和战斗损失的事实,肯定已经足以让他能够感受得到继续东进有可能获得的一线生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接到了西路军首长令骑兵师西返倪家营子的电令。

  “西返”与“东进”的选择,肯定也摆在了他们面前。

  “西返”,那就肯定是重入危境,再度进入血肉横飞的战场,此一去就完全有可能“壮士一去不复返”;东进,可能会有严重战斗也可能会比较顺利,生机虽然仍属难定之数,但脱困机会肯定要高于也多于“西返”。

  这些忠勇的将士们忠实地执行了西路军首长的命令,毫不踌躇地踏上了重归困局之路。

  因西路军失败后销毁了大量的电报,其内部的指挥决策的电报目前难以寻觅,敌马步青骑兵第五师的有关档案记录也无从查询,笔者目前能查阅到的关于西路军骑兵师东出永昌之前最近的一份电报,是西路军首长为完成西进任务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新提议”,这个“新提议”的建议内容为:“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缓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为没有其他史料予以佐证或证伪,所以笔者暂时还无法判断西路军首长令骑兵师东进的确切意图何在:是吸引敌军东向以掩护西路军主力继续西进哩?还是为“俟天气稍缓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侦察开路?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几百人骑的骑兵师这次东进,未能“牵制大量敌军东向”,对西路军面临的困境和危境也并无改善。

  然而骑兵师将士们在风尘仆仆浴血转战中写就的“忠诚 ”,却有着纸张难以承载的沉重。

  这份沉重,也是传承给人民军队的一缕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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