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媚如春事件的七纵八横 -- 达闻奇

本来我是不想在河里讨论媚如春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事离到“事件”还差得远。这年头三天两头出个事件，无非就是闹闹情绪，走个把人，算不得什么大事。

在陈述观点之前，先做个声明，我对媚如春同学的个人奋斗史没有任何臧否的意思，也没兴趣去放到道德标尺上去衡量。但是这个事件中（姑且先称为事件吧）很多人的反应却耐人寻味，令人不吐不快。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了背景来讨论。西西河算是比较清澈的中文论坛，但河里的小气候和大环境是不可能没有干系的。厘清这一点有利于理顺媚如春事件的条理纷争。

媚如春事件的讨论焦点，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媚如春同学的奋斗史是否存在道德争议， 二是，管理推是否恰当。这第二件事是以第一件事的成立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管理推是给这个争议问题一个放大效应，本来这是一个个人的行为价值判断问题，被放大到了群体和论坛的价值观问题。

但这些仍只是表象，如果放大一点视野，就会发现媚如春事件真正隐含的问题，是一个大环境中的逻辑争议，而这个争议，若干年来被人们有意无意的无视或掩盖。那就是发展的上限和底线问题。而这个问题，与之前老广的道义与利益之争，陈经的帝国与祖国等争论一脉相承。

我们先来看一下事件中的具体意见。相对而言，支持反对双方的意见都很精彩，而反对方的意见比较统一，一种比较宽容，对事主的做法表示理解，但不支持，反对管理推；另一种认为事主的上位手段不道德难以宽宥，对她来河里张扬已然不满，更反对管理推。

而支持一方的意见大致归纳也有这么两派，一是“激赏派”，以若干女性ID为典型代表，大致是对媚如春同学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表示敬佩和崇拜，叹息自己缺少这样的毅力和勇气，从而对其折射出的女性价值和反抗传统的意识表示赞赏。二是“肯定派”，以忙总为代表，主要意见是搁置其中的道德元素，肯定其执行力和上进的野心，认为与时代的鼓励成功、鼓励不拘一格的精神合拍。这里面有个潜台词，就是一个人所承担的道德义务与其阶层、能力和资源正相关。在某一水平线下的人，可以放低底线。

总的说来，反方主打一张牌“道德”，即媚如春同学践踏了道德底线，或者这样大加宣扬会严重的损害公共道德底线，故而反对。支持方则主打“发展”价值观，即忙总的“生存就是道德，发展也是道德”，主张根据阶层和资源进行道德标准划分的道德相对主义。

而这里面隐含的，是一个发展模式问题。发展无非是两种模式，一个是提高上限，一个是放低底线。比如一个企业，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水平等，这属于“撑上限”，而压榨员工，用廉价物料，放低质量标准等，属于“放底线”，一般来讲，前者是道德的，后者是不道德的。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鼓励前者，惩戒后者。

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拓宽到世界和历史的层面上，会发现放低底线的模式是被不断应用甚至默许的。比如西方的发家史，资本主义初期的原始积累，都大量应用了放低底线的策略。而我们国家这种情况也一样存在，如若干年的工农剪刀差，80年代初期一大批企业（我不敢说是全部）的快速增长，都一定程度上有这种因素。

我们不能无视这种策略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合理性，比如生产力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为了和西方平起平坐不得已而为之。那么这就具有了双重道义性，一个是依据忙总的“发展”价值观，我们还在水里，不上船就要淹死，你还有什么选择？二是公平原则，西方自己屁股就不干净，凭什么不许别人这么干？况且西方是掠夺别人，我们是压榨自己，这里面有质的区别。

但在国家内部，这一点却不能完全照搬。原因是国与国之间的道德标准本来就很低，甚至可以说，相互之间本就是没有道义责任的。那么，大家都是口头唱高，实际上各自为政。但在国家内部，人与人之间要是没有道德责任，那么社会是无法维持的。在媚如春事件上，反方同学的纠结就在于此。我们是否应该宣扬一种“不顾一切”的成功观，尤其是有生存压力或者阶级限制的情况下？若干年来的一个客观事实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底线却越来越低，这是否是正常现象？

当然，我们决不能把经济的进步归因到底线放低上，因为提高上限永远是发展的必要、主要手段，而底线的浮动是辅助的、从属的。但问题是，底线一旦下放，往往就刹不住了。这点上西方是典型，而我们有跟着一起玩的趋势。在这点上我同意忙总的一个论断，即中国知识阶层（实际上可以等同于中产阶层）的集体思想震动是从99年炸大使馆开始的。从那时起，他们认识到西方的所谓道义是一张多么虚假的画皮，在利益面前可以赤裸裸的连遮羞布都不要。这里我要提出第二个论点，即中产阶级的第二次思想震动是从08年经济危机开始的。如果说前一次撕下了西方“道义”的画皮，那么后一次则掀开了“繁荣”的面具，让西方彻底露出真容。前一次是秀下限，这次连上限都一股脑儿奉送了。

本来这是好事，可以让大家看清世界残酷的真容。但问题是，不少人就此精神崩溃了。不可否认的是，若干年来，我们很大程度上是跟着西方的标准走的。那么在获得了长足发展后，在西方自己也走到死胡同面前时，中国人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从这点上，我们可以解释西西河的讨论环境为什么从06-08年的平和宽容发展到如今的动辄剑拔弩张，甚至到老铁要另开新河的程度。因为在08这个时间点之前，大家至少表面上都在往上走。而西方这个经济标尺一倒，很多人的焦虑情绪迅速提高到了最大值，加上国内的社会矛盾一激化，开始找不着北了。

发展，怎么发展？在这里，我首先要声明这次媚如春事件中正方的一个积极观念，即不要把“放下线”跟“不道德”等同起来。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放下线是不得以的权宜之计，并且“下线”的概念很宽泛，并不一定是道德的下线，可以是“精力、体力”或者“个体承受力”的下线。适度的放宽，可以带来积极的作用和整体收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改革都是例子。

那么这就牵涉到一个细化的问题，三个方面：一是底线放多低，二是时间多久，三是对不同的阶层，底线是否不同。具体到媚如春同学身上，我们可以这么评价，媚如春同学如果不使用灰色手段，无法解决生存问题，无法迅速跨越阶层，那么对于她来说，这个道德评判标准是可以适度放宽的，也即是我同意道德相对主义，但要有共同的底线，即不违反法律，不必要的情况下，不伤害别人（往上爬，不损及别人利益是难免的）。

那些赞同媚如春同学的人，并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她在往上爬的过程中，既踩着强者的肩膀，也踩着弱者的肩膀。在一部分人潜意识里，富二代和官二代是可以利用的，感情伤害不算伤害，用了就用了呗。但实际上，这也不同程度的挤掉了其他弱者的机会，不要跟我说只有攀附才是唯一道路。如果我们可以用媚如春自身的才能来平衡这一点的话，那么她在上位后，有没有弥补其他弱者受到伤害的行动或意识？说的再白一点，她有没有随着地位的上升，把自己的道德责任相对提高一点，既然承认道德相对主义？

目前来看，我不能说媚如春没有这样的意识，我只能说她的意识很淡漠，是一种不自觉的状态。她的同情心只在于家人和与她相同境遇的人（姐妹们），当然这也不错了。我关注的是，很多人仍是以一种静止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媚如春的过去和现在已经不同。她发帖，即是认识到“攀附”这个“术”快要走到头了，该是向更深刻的“道”转变的时候。她能承认这一点，还是有足够勇敢和坦诚的。但换言之，“坦诚”也是一张名片，某种程度上还能转化为资源，我想媚如春对此也是很清楚的。

作为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人，上了船就要注意两件事，一个是洗白，一个是不要被踢下去。你永远不知道应用非正常手段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也许没事儿，也许某天就被揪住小辫儿。如果作为个人可以心存侥幸的话，那么作为集体，则有逃脱不了的道义责任。马云说“企业家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温总理呼吁“房产商应流着道德的血液”，至少大家口头上还是不敢松了这跟弦的。那么作为小环境的西西河，面对一个个人奋斗成功的典型，略微提高一点道德要求似乎不是过分的事。我不主张对过去进行道德审判，我只需要分清对象，时间，范围。一个无限放松下线的社会必然是要触底的。使用弹性道义原则的人要记得，这个道义是你从社会借来的，最终要归还给社会。如果下线的损失能带来上限的进步，那么这个发展是值得的，如果上限能够反哺下线，那么发展是可持续的。否则，就只是抽了墙根盖屋顶，后果自负。用精确的话来说，一个社会的道德总量应是稳定的，个人的道德总量也应是一定的。如果为了利益借贷道德，那么归还时还要加上利息。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说到这里，想起了若干年前一场大专辩论会的内容：“温饱是否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在那场比赛里，作为反方的复旦大学最终获得了胜利。我想经过若干年的奋斗，已经基本解决温饱的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更从容的坐下来谈道德，而不是耻于谈道德，以谈道德为落伍。我们不要重走西方的老路。

另外，在媚如春事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有些人对媚如春本人并无兴趣，却习惯拿她的事例为自己的价值观张目。我想说的是，媚如春本人并不代表什么，她是个未完成式。臧否价值观有时候是场无意义的游戏，因为谁也说服不了谁。对于这次媚如春事件来说，无论正反双方立场有什么差距，在辩论中都应用了理性的方式，我想这是这次纷争中唯一可以毫无疑义为大家所接受的共同意义。

• 【原创】忙总此文，情绪大于理性，
• 道德与宽容
• 十分遗憾这个结果，只希望忙总早日归来
• 大家比较一下河里对媚如春的态度，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