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略》创刊 -- 南渝霜华

地震恐怕是最让人类心惊胆战而又束手无策的自然灾害。作为一个缺乏纵深的岛国，日本很不幸地处于几大地质板块结合部，深受地震之害。在日本，频繁的地震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难以想像的无奈情形。如今，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不仅是国家的义务，更成为区域和世界集体安全体系的责任。因此，日本的震灾救援，也关系到东亚的稳定和发展。但东日本大地震的救援工作，暴露出相应合作机制的缺失。笔者认为，中国应当推动建立在东亚地区建立区域性的应急救灾联合响应机制，在作为东亚首要大国担当相应的国际义务的同时，促进区域整合、共同发展。

一、日本救灾能力的缺失

由于饱受地震之苦，日本在地震科研和防震实践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成效显著。比如，日本房屋抗震标准极高，国民训练有素，能较从容地应对地震，提供有一定警示作用的“紧急地震速报”，等等。然而，这些措施在大地的磅礴蛮力面前效果有限，遇上海啸等次生灾害更是无能为力。至于核泄漏、化学品污染等震灾可能导致的工业社会危机，更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应对能力。震后的灾民救济和社会重建，牵涉到规模庞大的物资运输、存储、分配，人员安置，以及各种人财物力的协调，绝非个人或个别团体所能胜任。高效、有力的政府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才能取得最好的救灾成绩。

然而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在这次震灾中表现如何呢？震后，日本灾区和附近地区都保持了较好的秩序，人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社会上也没有发生大的骚乱。这和几年前遭受卡特琳娜飓风袭击的美国新奥尔良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得到了国际舆论的肯定。但受灾地区的稳定主要应归功于平时的防震教育，以及注重纪律的文化和坚韧、自制的国民性，而不是救援工作。人们的克制有助于救援的进行，但从根本上说，政府的积极行动才是关键。从震后各国媒体报道来看，日本在政府或者说国家层面的表现不能让人满意。数十万受灾群众挤在避难所内，却得不到足够的粮食、饮水和御寒衣物，以至于数十位灾民冻饿而死。

出现这种悲惨局面，有多个原因。其一，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受到地震破坏，交通不畅；其二，燃油不足，救灾物资不能及时送到灾区；其三，食品毛毯等救灾物资本身也严重缺乏。但有媒体质疑，电视台的采访车都能赶到灾区拍摄采访，为何救灾车队却无法抵达？就算地面交通工具无法抵达，为何不使用直升机空投救援物资？另据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表示，日本自认为是发达国家，所以没有要求大量援助。但一方面没有充分储备救灾所需的各类物资，另一方面却又竭力维护所谓经济大国的颜面，不向国际社会求援（最后还是不得不请求中韩等国提供大量燃油），预防不周在先，虚荣失时于后，导致平民的许多生命财产在迟缓之中化为泡影。甚至在震灾发生半个多月、道路交通状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仍无法建立顺畅的运输线，竟把向灾区运送救援物资的责任推到提供物资的各国头上，招来国内外媒体的批评。至于在本该便宜行事、一切从权的救灾行动中恪守迂腐教条，如要求“毛毯尺寸必须是80厘米见方”，致使饥寒交迫的灾民迟迟得不到各国捐赠的物资，更是不一而足。

福岛核危机则是日本政府无能、国家乏力的集中体现。首先，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政府仍然放手让东京电力公司应对，以至于连续发生处置失当，四个机组先后爆炸。东京电力行事不以国家安全为首要出发点，一心想保住核电站和公司形象，既没有果断排放水蒸汽，也没有第一时间用海水灌注反应堆，及至情况不妙，又惊慌失措，企图让员工全部撤离现场。等到日本政府合并东电对策本部，为时已晚。其次，抢险力量缺乏协调。装备更先进、也受过相应训练的消防队没及时上阵，冲在前面的自卫队既无经验也不熟悉电站情况，最后抗命不遵成为众矢之的，军威重挫。最后，信息发布混乱，错误频繁，不仅引发国民恐慌，更引起世界各国强烈不满。

缺乏执政经验的民主党，显然要为救灾不力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但是否换成自民党或者别的政党——在民主体制下，这似乎是唯一的问责结果——就能解决问题呢？至少，救灾中暴露出的一些结构性弊病，由来已久，并不是政府换一套班子就会烟消云散。日本行政体系的决策层与执行层分离，最高层的首相和大臣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而从中央到地方的金字塔形公务员系统，却雷打不动。不难想到，这些具体负责实施的中下层官僚，才是政策成败的关键。他们不缺循规蹈矩、恪尽职守的作风，但要他们在救灾这种关键时刻奋勇作为，就只能是一种奢望了。与此同时，东京电力这种大型垄断企业也让日本政府无可奈何。东电勾结官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商利益集团，同时花费大量资金在媒体投放广告粉饰太平，所以虽然在其核电经营历史上劣迹斑斑，却从未遭到真正的清算。东电的嚣张，正是日本财阀政治的生动体现。任何一个政党上台，都不可能轻易改变这种模式。至于说日本政坛乌烟瘴气、首相更迭频繁，那只不过是社会老龄化加剧、经济持续疲软大背景下各党都无所作为的一种表现罢了。

二、谁来救援日本？

这次地震虽然造成巨大破坏，但还并不是那把让日本人担忧已久的达摩克利斯剑。不知何时来临的东海大地震（参见本期刘夙文），让人们无法消除内心的恐慌。“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张爱玲笔下的乱世，对日本人却是宿命。日本文化的“物哀”特征，以及日本历史上多次向大陆扩张的尝试，一定程度上都源于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社会应当更积极地协助日本抗击震灾，以实际行动体现对生命的尊重。问题是，谁来承担救援日本的重任？

作为日本盟友、国力最强的美国似乎是首选。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不久，美国《外交政策》网站迫不及待地表示，由于美军应日本政府邀请，派出航母参与救灾，日本人对驻日美军的态度可能发生积极变化，普天间基地纠纷也可望得到妥善解决。但实际情况是，前往仙台附近海域展开地震救援活动的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仅仅因为舰载直升机机组人员受到了微量核辐射，便辟易远避，逃之夭夭。固然美军在清理仙台机场和使用大型运输机运送救灾物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美军参与救灾仍有较大的局限性。美国在日驻军的基本职能是钳制中国并监视日本，既没有受过抗震救灾的专业训练，其物资储备也以满足军需为本。据报道，往来于东京和仙台运输救灾物资的C-17运输机，装载的物资是美国基督教团体从全球募捐的毛毯和卫生用品，这也侧面证实驻日美军本身并未储备救灾物资。

而且，美军再怎么给力，美国本土还是远隔重洋。从日本列岛到北美大陆，美国掌控的诸多岛屿，除夏威夷这样的旅游胜地外，多作为军事基地，服务于美国的大洋战略。例如，储备了巨量航空燃油和武器弹药、最近仍在扩建的关岛基地。东亚美军从根本上说并没有救灾的职责，也不太可能参与常态化的救灾机制。

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学者胡珀由救灾行动放眼未来的时候，担心中国两栖舰队的发展可能会使日本人在遭遇下一次危机时把目光投向中国。这并非杞人忧天。对于灾害不断的日本来说，中国恐怕是一个更好的救世主，尽管很少有人愿意坦承这一点。中日两国距离很近，而中国也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在抢险救灾方面经验非常丰富，在物资储备、交通运输、人员调动、机构协调、工程技术、应急机制等多个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或独到之处。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在救灾方面的卓越表现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让中国的救灾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日本人民完全可以得到更好的救助。鉴于华侨是在日外国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出于对本国公民的责任，中国协助日本救灾的意愿也更强烈。最后，中国在飞机和船舶制造方面的长足进步，使其援助日本这个海岛国家的能力有所保障。

三、理念与机制

目前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与这种期待背道而驰。日本接受了中国的燃油、食品和救援队，彬彬有礼地表达了谢意，但将中国海军的医疗船拒之门外。3月27日，日本驱逐舰在东海油气田附近遭中国直升机警告。4月6日，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又首次公布专门分析中国军情的报告，明确主张日本政府提高警惕。这些事件让我们不断意识到，中日之间的诸多现实矛盾，使得联合救灾所必需的互信十分薄弱。

联合救灾需要解决很多细节问题。比如，医疗队和搜救队在异国土地上，如何才能克服语言障碍、习俗差异，充分发挥救援能力？但最关键的阻碍，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军事力量的使用。解放军固然训练有素，在以往的抢险救灾中表现出色，但突然间深入日本海域甚至国土，无疑会引起日本乃至美国的疑虑。反之，如果日本试图调动自卫队力量协助中国救灾，后者大概也难以接受。联合救灾意味着短时间内的多层面深度合作，这和日美之间的联盟关系有相当大的冲突。其二是社会各界反应。颇以“先进国”自豪的日本民众，是否乐于接受中国的援助，反对党会不会就此大做文章，这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而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领土纠纷悬而未决，情绪上不能接受耗费相当人财物力的联合救灾，也不足为奇。

对此，笔者认为中日两国都应从宏观、长远的战略角度来看待联合救灾。两国同在儒家文化圈，都深受儒家伦理观念影响，而儒家的核心理念“仁”，正是以对生命的关怀为本，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和亲爱。“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联合救灾之所以值得为之努力，就是因为能够直接帮助生命遭受威胁的人们抗争不仁之天地，弘扬人道。仁者爱人，不仅应当是我们的道德实践，而且也应当作为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基本信念。如果说历史与现实的纠葛是联合救灾的阻碍，那为什么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以联合救灾为解开心结的契机呢？

只要在理念和志向上取得基本的共识，接下来的工作再怎么繁杂困难，也是技术性的，而相应机制的建立大可循序渐进。比如，首先由各国红十字会磋商，探讨哪些方面需要进行合作。在此基础上，东亚各国政府可以派出级别对等的官员，通过商谈，明确救灾时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应怎样做，为救灾预备好沟通机制、合作方式、行为准则，并签署相关协议，为合作奠定法理基础。平时还可以组织联合救援演习，不断磨合，互相学习，增进互信。从中日两次震灾救援的经验来看，联合救灾至少能在救灾物资、交通运输、救援人员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如能借此机会加强军事互信，还可尝试引入中国调动军队救灾的成功经验，建立以救灾为使命的东亚快速反应部队。一旦灾难发生，国内政府积极应对的同时，负责联合救灾的各国官员依协议通力合作，使国际援助发挥最佳效果。东亚各国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乃至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也已经酝酿多时，因而联合救灾机制可以说是具有特定重要作用的辅助机制，可以在区域整合的过程中穿针引线。即便起初只是小规模、浅层次的合作，运作起来之后，就可以渐次扩大，不惟有助于救灾，更可促进东亚的和平、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