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人物】有明袁大将军 作者napolen -- 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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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袁崇焕评传十一 金庸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

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官。崇祯这个答复,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①。

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手续上固有错误,可是毛死之后,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就算当真杀错,责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②。

嘉靖年间,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阶的主持下,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说我害死沈炼、杨继盛,我父子就难逃一死。三法司听到了,果然中计,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说道:“这道奏章一上去,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三法司忙问原因。徐阶解释理由:杀沈杨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皇上怎肯认错?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三法司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胡乱加了一个“私通倭寇”的罪名,就此杀了严世蕃。

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竟是完全不顾。

至于“擅主和议”,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并非“擅缔和约”。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崇祯如果认为他“擅主和议”是过失,当时就应加以惩处,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又赐给他蟒袍、玉带和银币。又升又赏,“擅主和议”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为袁崇焕呼冤,愿以身代。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极力安抚祖大寿,劝他立功,同时上书崇祯,盼望以祖大寿之功来赎袁崇焕之“过”。崇祯不予理睬。

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在这时候显示了罕有的侠义精神。这样的事,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也足以轰传天下。

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到后来终于见到了,他对袁钦佩已极,便投在袁部下办事,拜袁为老师。袁被捕后,程本直上书皇帝,列举种种事实,为袁崇焕辩白,请求释放,让他带兵卫国。獾腊自┦栊吹迷蛊?冲天,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③。崇祯大怒,将他下狱,后来终于将他杀了,完成他的志愿】

大学士韩p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是袁名义上的老师,因此而被迫辞职。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因而削职下狱。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可能性,因此而罢官充军。

当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

温体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奸臣传》。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一心要为毛报仇。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要讨好皇帝。

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清兵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每年饷金数十万,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运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的用事太监。毛文龙一死,众太监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袁弘勋、史范土等人,也主张杀袁崇焕,他们却另有私心。当袁崇焕下狱之时,首辅是钱龙锡,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但一向对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史?玫劝钢杏忻?,只不过罪名不重,还是有官做。钱龙锡是办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攀进在内。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毛文龙的事,钱并不反对,只劝他慎重处理。“新逆案”一成,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定了死罪,后来减为充军。

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

个人的私怨、妒忌、党派冲突、谣言,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而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卖。谢尚政是东莞人,武举,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死士”,可见是袁崇焕年轻时就结交的好朋友。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参将。袁杀毛文龙,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围外。兵部尚书梁廷栋总觉得要杀袁没有甚么充分理由,便授意谢尚政诬告,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谢尚政利欲熏心,居然就出头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以袁崇焕知人之明,毕竟还是看错了谢尚政。要了解一个人,那是多么的困难!袁崇焕对崇祯的胡涂与奸臣的诬陷,或许并不痛恨,因为崇祯与众奸臣本来就是那样的人,但对于谢尚政的忘恩负义,一定是耿耿于怀吧?或许,他也曾想到了,就算是岳飞,也被部下大将王贵所诬告,因而构成了风波亭之狱。只是王贵诬告,是由于秦桧、张俊的威迫,谢尚政却是受了利诱,比较起来,谢尚政又卑鄙些。可是谢尚政枉作小人,他的总兵梦并没有做成,不久梁廷栋以贪污罪垮台,查到谢尚政是贿赂者之一,谢也因此革职。

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是胡里胡涂的所谓“谋叛”。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终于也不提了。本来定的处刑是“夷三族”,要将袁崇焕全家、母亲的全家、妻子的全家都满门抄斩。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做兵部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造成了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梁尚书,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

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改为袁崇焕凌迟,七十几岁的母亲、弟弟、妻子,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母家、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④。

“凌迟”规定要割一千刀,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否则刽子手有罪,那就是所谓“千刀万剐”。所以骂人“杀千刀”是最恶毒的咒骂。

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手,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了内脏。刽子手依照规定,一刀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⑤

因为北京城的百姓认定,去年清兵围城是他故意引来的。很难说这样的谣言从何而来,是痛恨袁崇焕的大臣与太监们散播出去的?还是一般群众天生的喜欢听信谣言?又或许,受到了重大惊恐和损失的北京百姓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

从长远来说,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盲目而冲动的群众,可以和暴君一样的胡涂,一样的残酷。但隔得远了一些,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直接的影响时,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骗的百姓,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⑥。

袁崇焕死后,骸骨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顺德马江人,半夜里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隔一道城墙,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城壕之中,便是八个半月之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他拚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

那姓余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死后就葬在袁墓之旁。非常奇怪的是,余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直到民国五年,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孙,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⑦。

程本直、余仆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高贵的一面。谢尚政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袁崇焕的死法,却又显示了群众在受到宣传的愚弄、失却了理性之后,会变得如何狂暴可怖。袁崇焕是一团火一样的人,在他周围,燃烧的是高贵的火焰、邪恶的火焰、狂暴的火焰。这些火焰就像他本人灵魂中的火焰那样,都是猛烈地闪亮的。

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以倾国之师,在大凌河将祖大寿紧紧包围,十月间祖大寿不支投降。副将何可纲不降,被杀。祖大寿骗皇太极说可为满清去取锦州,但一到锦州,立即就守城,此后皇太极派大将几次进攻都打不下来。皇太极两次御驾亲征,攻锦州、攻宁远,都无功而退。直到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大军再围锦州,整整围攻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先击溃了洪承畴十四万大军,祖大寿粮尽援绝,又再投降。祖大寿到顺治十三年才死,始终不曾为满清打过一仗,大概是学了《三国演义》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宗旨,满清也没有封他甚么官。比之满桂、赵率教、何可纲、孙祖寿等人,祖大寿有所不如,但比之其余的降清大将却又远胜了。

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的父亲吴襄曾做宁远总兵,和祖大寿是关辽军中同袍,都是袁崇焕的部属。当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更有人带了西洋大炮过去,满清开始自行铸炮。辽东将士都说:“袁督师这样忠勇,还不能免,我们在这里又干甚么?”⑧降清的将士写信给明将,总是指责明朝昏君奸臣陷害忠良⑨。

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BC。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BD。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的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

①钱家修《白冤疏》:“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其中又说:“方天启年间,诸阳失卫,山海孤寒。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崇焕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泪落。焕独何心,亦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难,有不得不然者耳。”崇祯批答:“批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

②袁崇焕下狱后,毛文龙的朋友乘机要求为毛翻案,请求赐讠盒抚恤。崇祯不准,说毛之死是“罪有应得”,不准以袁崇焕为借口而翻案。见程本直:《漩声》。

③程本直《白冤疏》中说:“总之,崇焕恃恩太过,任事太烦,而抱心太热,平日任劳任怨,既所不辞,今日来谤来疑,宜其自取。独念崇焕就执,将士惊惶,彻夜号啼,莫知所处,而城头炮石,乱打多兵,骂詈之言,骇人听闻,遂以万余精锐,一溃而散。”最后说:“臣于崇焕,门生也。生平意气豪杰相许。崇焕冤死,义不独生。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俾与崇焕骈斩于市。崇焕为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为义气纲常士,不失义。臣与崇焕虽蒙冤地下,含笑有余荣矣。”

④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满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满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⑤见《明季北略》。

⑥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说:“遂磔崇焕于市……天下冤之。”朝鲜《仁祖实录》八年二月丁丑载:朝鲜的使者朴兰英到沈阳,满清的王公当着他面互相“耳语”,说袁经略果然和我们同心,只可惜事情败露而被逮捕。这样的国家机密,怎会当着外国使臣的面而互相耳语,故意让他听到?朴兰英明白他们的用意,只不过想借他而传言到明朝去,以便尽快杀了袁崇焕,所以他在给朝鲜国王的奏章中说:“此必行间之言也。”直到一百年之后,朝鲜的君臣们在讨论明朝覆亡的原因时,还说主要原因是杀袁崇焕(见朝鲜《英宗实录》六年十一月辛未,即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年)。

⑦民国五年,东莞人张伯桢的儿子死了,他佩服袁崇焕,将儿子葬在袁墓的旁边。当时看守袁墓的仍是佘氏子孙,叫做余淇。张伯桢为袁崇焕的义仆也立了碑。

⑧杨士聪《五堂荟记》卷二:“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明史?袁崇焕传》:“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⑨《明清史料》丙编,辽将自称“在此立功何用”,故“北去胡”而投降满清,其中有人致书旅顺明将:“南朝主昏臣奸,陷害忠良。”

BC程本直《漩声》:“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

BD程本直《漩声》中引袁崇焕的话说:“子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可也。”

崇祯所以杀袁崇焕,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如果是出于一时误信,可说他只是愚蠢。《三国演义》写曹操误中周瑜反间计,听信蒋干的密报,立刻就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等到两人的首级献到帐下,曹操登时就省悟了,自言自语:“我中计了!”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然而崇祯于十二月初一将袁崇焕下狱,到明年八月十六才处死,中间有八个半月时间深思熟虑。他曾几次想放了袁崇焕,要他再去守辽,因此有“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从宫中传到外朝来①。既然有这样的话,当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极的反间计。他称袁崇焕为“蛮子”,那是既讨厌他的倔强,却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劲和才能。

然而为甚么终于杀了他?显然,崇祯不肯认错,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杀袁崇焕,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

为甚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威胁北京,直到六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以前,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问题才动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杀,而是不敢杀。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这些兵部尚书中,有些昏愦胡涂,有些却也忠耿干练,例如傅宗龙,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崇祯就大为生气,责备他道:“你是兵部尚书,只须管军事好了,这些陈腔滥调,说它干甚么?”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关了两年。崇祯传下来的笔迹,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以及“九思”两个大字。“九思”出于《论语》。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态度庄重么?说话诚恳老实么?工作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难,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考虑是不是该得。这就是所谓“九思”②。此人大书“九思”,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后,得了个“思宗”的谥法,总算有了一思。

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知道这出戏叫作《明末遗恨》。哥哥对我说,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一九五○年秋天,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候,曾去了崇祯吊死的煤山,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在北京秋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尽管这人卑鄙狠毒,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

他孤独得很,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当即抹去。他在自杀之前,用血写了一道诏书,留在宫中,对李自成说,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③。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依恋乳娘,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祯却只是烦躁、忧虑、疑惑、跋徨,做十七年皇帝,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

皇帝是不能辞职的!

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他连魏忠贤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他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不好色,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只不过受到欺蒙,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④。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只因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却不能说是错了。当时满清对明朝而言是异族,是外国,清兵将汉人数十万、数十万的俘虏去,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总是烧杀劫掠、极残酷的虐待汉人。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遇上了崇祯。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那一晚,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甚么生在我家?”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结底,是专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被送入戒毒所。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崇祯做甚么好呢?他残忍嗜杀,暴躁多疑,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适当的教育与训练,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他不能做猎人,因为完全缺乏耐心。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⑤。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杀了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权力在皇帝手里。

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

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令我们感谢;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令我们惊叹。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却更加强烈的激荡了我们的心。

崇祯和袁崇焕两人的性格,使得这悲剧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两人第一次平台相见,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的诺言,杀机就已经伏下了。以后他请内帑、主和议、杀毛文龙,悲剧一步步的展开,杀机一层层的加深,到清军兵临北京城下而到达高潮。在这悲剧的高潮中,崇祯不许袁部入城是第一个波浪;袁部苦战得胜,崇祯催逼他去追击十倍兵力的清军,是第二个波浪;北京城里毁谤袁崇焕的谣诼纷传是第三个波浪;终于,皇太极使反间计而崇祯中计。至于后来的凌迟,已是戏剧结构上的荡漾余波⑥了。

即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崇祯终于还是会因别的事件、用别的借口来杀了他的。

我们想象崇祯二年腊月中国北方的情形:在永平、滦州、迁安、遵化一带的城内和郊外,清兵的长刀正在砍向每一个汉人身上,满城都是鲜血,满地都是尸首⑦……

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数十万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骑在马上的清兵挥舞鞭子在驱赶。清兵不断的欢呼大叫,这些汉人是他们俘虏来的奴隶,男的押去辽东为他们做苦工,女的分给兵将淫乐⑧……

在陕西,灾荒正在大流行。树皮草根都吃完了,饥饿的父母养不活儿女,只好将他们抛在城角的空场上,这些孩子有的在哭号,呼叫:“爸爸,妈妈!”有的拾起了粪便在吃。到第二天,这些孩子都死了。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来抛弃。做母亲的看着满地死儿,舍得把手里的孩子抛下来吗?但如带回家去,难道眼看他活活的饿死⑨……流离在道路上的饥民不知道怪谁才好,只有怪天。他们向来对老天爷又敬又怕,这时反正要死了,就算在地狱中上刀山、下油锅也不管了,他们破口大骂老天爷,有气无力的咒骂,终于倒在地下,再也起不来BC……在北京城的深宫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断的问太监:“袁蛮子写了信没有?怎么还不写好?这家伙跟我过不去,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你们再去催,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眼中布满了红丝,不断的说:“杀了他!杀了他!”……

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砚台里会结冰吧?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会因愤怒而颤抖吗?他的信里写的是些甚么句子?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

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祖大寿读信之后,伏地大哭。讯息传了开去:“督师有信来!”

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数万名间关百战、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战马悲嘶,朔风呼啸,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铁甲上……

①见余大成《剖肝录》。

②《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崇祯死后,因为没有确定的接班人,也就没有确定的谥法,有毅宗、庄烈帝、怀帝、愍帝、思宗等谥。思宗的“思”字,不是美谥,《逸周书》的谥法解中说:“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即“眚”,灾害的意思)兆民曰思,追悔前过曰思,外内思索曰思。”

汉朝的王逸作过一篇楚辞,叫作《九思》,是哀悼屈原的,共有九章: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所说的悼乱伤时,疾世哀岁,逢尤遭厄,和袁崇焕的心境和遭遇倒也差不多。但崇祯写这《九思》二字时,所想到的当然不会是王逸的《九思》。

③崇祯遗诏:“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任尔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这道遗诏,和相传留在他身上的遗书文字稍有不同。

④“君非甚轱e,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⑤梁启超在《袁崇焕传》的题目上,加了“明季第一重要人物”的形容词,传中说:广东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的关系很浅薄,历史上影响到全中国的人物极少,只有唐朝六祖慧能光大了禅宗,明朝陈白沙在哲学上倡明唯心论,成为王阳明的先驱,而“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只有袁崇焕一人。(其实,他即使不提到孙中山先生,也应当提洪秀全。)又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呜呼,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则岂惟杜邮、钟室、凉风、金牌之凄感也。……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他认为白起、韩信、斛律光、岳飞四人被谗而死,虽令人感叹,但于国家存亡无关,不及袁崇焕事件影响深远。

李济深《重修明督师袁崇焕词墓碑》:“论明清间事者,佥以为督师不死,满清不能入主中原。”叶恭绰谒袁崇焕墓诗:“史笔只今重论定,好申正气息群纷。”注云:“近日史学家钩稽事实,证明袁如不死,满洲不能坐大,即未必克入主中原,故袁死所关之重,有同岳飞于宋。文天祥辈尚非其比也。”

⑥戏剧结构上高潮过后的余波(anti-climax),通常译作“反高潮”,似不甚贴切。

⑦《清史列传》卷三:“岳托(满清大将,代善之子,皇太极的侄儿)曰:辽东以久不降,故诛之。杀永平人,乃贝勒阿敏所为……六年正月,(岳托)奏言: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复屠永平、滦州汉人。”

⑧满清每次出兵,都俘虏大量汉人去做生产工具。这次进攻北京之役俘虏的实数无记录,但知阿巴泰攻掠山东之役(《碧血剑》中提到的那一次)“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相信崇祯二年一役中俘虏汉人也必达数十万,《太宗实录》卷六:“上因问达海(奉命监守明宫太监而使反间计的五将之一)等:‘是役俘获视前二次如何?’对曰:‘此行俘获人口,较前甚多!’上曰:‘金银币帛,虽多得不足喜,惟多得人口为可喜耳!’”

⑨《陕西通志》,崇祯二年马懋才《备陈灾变疏》:“殆年终而树皮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者。”

BC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崇祯间有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此种时日曷丧之心理,非人民痛苦至极者,宁忍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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