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夏王朝---从疑古说起 -- 夏商楚歌

考虑坛中不少朋友对夏王朝的认定很关心。由于诸多条件限制，难于了解真相。为使各位对目前夏朝情况有个基本的了解，将在这篇夏王朝系列文中尽可能详细解说。至于文笔枯躁，读之味同嚼蜡。。这个。。其实你不说，也心知肚明。然此类文章既不能瞎说，又要幽默风趣。。弱弱的问句；仁兄要求似乎高了点吧？看在本公子辛苦查资料的份上，将就着看吧.

我是楚歌的朋友,他目前在外地,走时请我帮忙把文章作者名找到.就是说这篇文章我们不确定是谁,但考虑到这里的朋友对考古情况不了解,因此打算系统的介绍,这里申明一点,文章不保证全部是原创造,有借用,有部分调用资料,有原创.但我们会注明,初发此文由于没查出作者,只好暂时空置,目前已确认此文是;天津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王勇老师作品.

我国这几十年来田野考古进展迅速，成果颇丰。较早出土的青铜器铭文遂公盈(西周中期)和叔夷钟(春秋时期)都提到过大禹治水的有关内容。殷墟卜辞的研究，除非了证明商朝的信史地位，实际上也证明了夏朝的信史地位。{1}

因为商朝的历史从成汤算起，则见于b辞的先公先王(由成汤上溯到上甲微、王恒、王亥)，自然是处在夏代这一历史时期。殷墟的发掘已经过了七八十年，迄今已确立了殷商的各种考古文化序列。{2}

在二里头文化之前还有大量遍布南北的新石器文化，谱系清楚，发展水平较高，实际上已揭开中国上古史的新页。表明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久远。如此更显夏朝的重要性。可以说，对夏朝的怀疑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今天它也应该成为历史了。

最初夏朝的存在被怀疑，是疑古思潮的产物。疑古派主张历史学需要科学地整理史料，对没有当时文字材料作证明的史事提出质疑，其目的仍在建立科学的古史系统。

然而由于当时我国考古学刚刚起步，对于商周以前的考古遗址发掘缺乏科学的测年手段，年代不易确定，整个考古文化序列亦未建立。这种情况下，对夏朝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求实精神更无可厚非。

我国传统史学体系，也就是编年史记载中，夏朝是第一个具有明确的列王世系和兴亡有绪的历史朝代。自从康有为说；“上古茫昧无稽”开始，{3}疑古之风盛行。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法皆源于此。{4}

夏朝身份始终无法确认其主要原因，就是文献不争气。有关夏朝的各种文献资料，或晚于夏朝数百年之后，或晚于夏朝之后一千四五百年。{5}历史学中第一手材料的价值最高，然这种材料对夏朝认定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于是当时刚刚兴起的锄头考古学，毅然承担起寻找夏朝实物证据的工作，希望通过考古发掘成果实现对夏史的重建。遗憾的是几十年的考古学一路辛苦走来，迄今仍未挖出一个“夏”字，能像甲骨文坚定地证明商朝为信史一样，也能证明夏朝的信史地位。

其后，怀疑夏朝存在的学者甚至发出挑战说：“不能使用战国以下的记载决定商周以前的史实，我们等待挖掘的结果”。

说白了，夏朝认定的焦点无非两个，一；文献的真实性，二；实物文字证明。文献问题，陈寅恪说“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6}实话实说，古籍是非真不少。晚出文献资料的界定，不仅指传世文献，包括近代考古学勃兴以来的出土文献，如甲骨金文、籍帛佚籍之类。按照通常的看法，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是决然无疑的，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实际上，当出土文献涉及到追述远古历史时，它仍然属于晚出文献。

如遂公盈铭“天命禹敷土，随山溶川”，说的是夏禹治水之事，但器铭铸作于西周中期，与文献所说的夏禹时代相距遥远，所以它还是属于晚出文献。就是目前学界研究夏代历史所能拥有的文献资料也都是西周以后的东西。

但这些记载商周以前古史的晚出文献，其价值有必要给予合理的评估。

第一，总体来说晚出文献记述商周以前古史的有关内容，是不宜轻易否定的。近二三十年来，有不少简帛佚籍的出土，如马王堆帛书中的《春秋事语》、{7}慈利县石板村战国楚简中《国语吴语》{8}的有关内容，明显与《左传》、《国语》的流传有关。

证明这些曾被今文学家斥为伪作的古籍，其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注意，笔者不是指古籍本身的真伪，而是说书中与商周以前古史有关的内容是否可靠。

举例说明；史迁所著的《史记殷本纪》成书时，上距殷商时代已有一千来年了，但所记殷先公先王及其世系大都得到甲骨文印证。史记中记载商汤以后的列王世系是正确的，就是商汤以前、上甲微以后诸位先公的世系，除报乙、报丙、报丁小有失次外亦无大误。甚至历来认为荒诞不经的《山海经》，其《大荒东经》中的王亥(《殷本纪》讹亥为振)，亦由卜辞证知确为殷人先祖。{8}

事实上早在夏商时期我国已置史官，{9}{10}编年史来到世界很晚，它是农业文明的代表产物，天文学是编年史的前奏曲。渔猎文明时期是口传历史，史实往往被编写成史诗由神职人员低声吟唱，代代相传。全球各地的人类族群在渔猎文明时期都是这种吟唱的史诗。

徐中舒曾举云南西盟佤族的“吃新谷，话旧仇”和四川彝族的“盘根据”为例，说“他们常常能够大致不差地背诵自己世系至三四十代”{11}。若以一代平均为30年计算，则他们可以大致记住千年以上的本族历史。

这说明在没有文字的时代，远古先民对于自身的历史是可以通过瞽史一类人物口耳相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从而为晚出文献提供了可以追溯往古史事的材料来源。因此，有关夏史的文献虽然晚出，但必有其真实性成分保留下来，不宜笼统否定其史料价值。

另外晚出文献记述的古史内容愈来愈丰富，曾被疑古派说成是“层累地造成”{12}，这也是需要重新讨论的。应该承认，战国以后确实存在以古相高的风气，{13}{14}伪造古书以趋利禄者亦时有所见。{15}{16}可这种情况并不能成为解释晚出文献中古史内容愈益丰富的唯一理由。

传世文献必竟有限，仅从文献中排比的默证法是不科学的。{17}太史公当年肯定比我们的材料多，若都能保存，何至今日如此艰难。若说按排比法论文献，更应该考虑文献的性质。比如周朝谈夏商“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18}{19}仅着眼于关注部分，其他内容甚少提到。

到司马迁的笔下，有关夏商史的内容却大大丰富起来，诸如朝代的兴替，世系的先后，史事的轮廓，人物的褒贬，都不是此前周公、孔子等人尽所言及的。

历史记载应该是综合性的，各方面的内容都需要涉及。对各种历史文献的性质不加区别，只注意时代先后的排比，就断言某时某事之有无，进而推论晚出文献在蓄意伪造古史，不免有些武断。

而且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说盛行，各家都想利用自己的学说救世。由此展开辩论，并把所见典籍通通翻出来，为自己的主张做注脚，一时出现艳说古史而内容大增的盛况。这种片面演绎，借题发挥，夸大其词纯属蓄意作伪。

这也是战国时期典籍突然增多的原因，学者们在没有确凿证据情况下，即以托古作伪观之，一笔抹杀晚出文献对夏史研究的史料价值，似非妥善。

需要注意的是，笔者提出夏史文献真实性问题，只是从总体价值而论，非认定为古籍每个细节全然可靠。传世文献由于各种原因在文字或史事方面都可能失真走样。即便商周时期的原始文献(如出土的某些甲骨金文、简帛佚籍)也时有错讹发生。因此，对晚出文献细加辨析，考而后信，是历史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比如《尚书》中的虞夏书部分虽不是当时留下来的作品，但有长期流传的历史素材作依据，既不能谓其凭空捏造，也不能不加分析地照单全收，可取的做法是尽可能找出事实的本相和真实的内核。尽管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但史学工作者总不能因此就放弃自己的职责吧。

文字的出现和使用，一般认为是文明形成的标志之一。{20}因此，研究夏代有无文字的问题，实际上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助于解决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二是有助于解决夏朝是否过渡到文明时代的问题。

夏朝被传统文献描绘成第一王朝，与商周王朝一样同属中国早期国家。然而，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推行，经济政策的实施与考计，宗教文化的崇尚与倡扬，都使国家事务变得日益繁多而复杂。{21}没有文字的发明与使用是很难适应国家政治生活的需要的。

虽说目前尚未发现夏文字，种种迹象表明，夏文字是存在的。其一，商代的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绝不可能从天而降。文字的发明和演变是有其规律的。

其二，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已发现的一些陶器符号，具有明显的文字特征，有的还被释读。只是这些陶符文字，尚未联句成篇，未见其记事功能。

如；丁公陶文，虽形成了段落式的文句，但似非汉字起源的正流。不过，大汶口文化出现的个别符号(如专家所释读的“炅”字)，又发现于良渚文化还是耐人寻味的。显示陶符文字已不局限于某一地域范围，初步具备交流的作用，这也是文字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龙山时代在夏之前，那么与其紧相连接的夏朝亦应有其文字使用，且应比龙山时代的陶符文字更为发展和进步。

其三，在夏代的考古材料中，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亦发现过许多“刻画符号”。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中有的确实应该就是早期文字，分别表述数字、植物、器具以及自然现象”。

如可分别隶定为一、二、三、六、七、八等，或木、禾、矢、菔、井、墉等。或山、射、竹等符号，“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22}这些情况表明，夏朝有文字使用，当不是凿空之谈。

这么说是否认定夏文字必会重见天日吗？未必，以甲骨为例就纯属偶然。若非殷人有占卜的习俗，占卜后把甲骨文埋藏，加上材料(甲骨)不易腐烂，就没有发现它的可能。

因为商朝真正的历史档案和文书，也就是竹木典册，迄今仍未发现。夏朝的文字记录若使用竹木材料，真不好说结果是什么。

然而文字不是考古遗址认定的唯一标准。世界上考古遗址的属性不能够只设想从文字上来证明，很多的遗址就没有文字的证据。如考古学先驱德国的施里曼对特洛伊城的发现。时至今日遗址中也没有出过特洛伊这个名字。

所以文字固然重要，没有文字未必不能作出判断。起初记录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之中，而最先为其定年的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以为特洛伊的陷落约当公元前1250年，这已得到近现代考古发掘材料的有力支持。{23}

从史料学的角度看，《伊利亚特》和《历史》对于特洛伊战争来说，{24}都是晚出于5—8世纪的文献材料，它也属于传说的性质。只因这些传说材料能与考古材料在时间和空间上对接，所以学者大都认为当年施里曼发掘的希萨利克古代要塞遗址就是特洛伊的所在地。

若以这个标准衡量，{25}我国的文献资料涉及到的夏朝，在时间和空间上不仅可与二里头考古遗址对接，而且二里头遗址所具有的那种王都规模与气象，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夏朝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所以，仅从文字方面来考虑夏朝的真实性问题，并不符合世界学术的共同规范。

因此，确立夏朝的信史地位，既要科学地清理文献材料，又要依靠考古成果的支持。这与西方研究上古史的路径是相同的。

参考文献；

{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夏曾佑．中国古代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3}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下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l959．

{5}《史记夏本纪》

{6}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7}李学勤．《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A]简帛佚籍与学术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8}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等．湖南慈利县战国墓[J]．考古学报，1995(2)．

{9}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10}《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尚书多士》记周公：“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11}《吕氏春秋先识览》：“夏桀迷惑，……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

《淮南子汜论训》：“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

{12}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J]．历史教学，1962(11)．

{13}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淮南子修务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

{15}《汉书艺文志》

{16}《汉书儒林传》载汉成帝时东莱张霸编造的古文《尚书》，称《百两篇》献诸朝廷，以其“文意浅陋”，旋被识破。

{17}流传至今的《古文尚书》系魏晋时人的伪作，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18}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A]．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9}《尚书召诰》中反复强调夏商二国“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监于有殷”。

{20}《论语为政》中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21}摩尔根《古代社会》认为，文明时代“开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字记录的产生”(P16)。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肯定了这一观点，说；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P21)

{2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4}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古代文明研究[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1)．

{25}张强．特洛伊战争的年代[A]．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