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十一五”和“十二五”人口政策对比 -- 种植园土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老龄化、用工荒，以及人口红利时代终结等话题再次引发媒体关注，而其背后隐藏的一个敏感问题也罕见地在两会上被正面触及，那就是已执行多年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此前，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称，“未富先老”将成为“十二五”重要挑战。

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透露，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

王玉庆表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人口红利也到了一定阶段，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他个人认为，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会放开。

王玉庆的观点引起相当强烈的社会反响，赞同者额手相庆。但反对的声音并不示弱：放开二胎生育并不能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就反对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政策，主张推行“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一胎化”新政。他说：“如果放开二胎，表面上人口的平均寿命能被拉下来，但对社会的长远发展还是负担。”

老龄化困局：“这是个悲惨的社会”

“我们退休时指望谁？”一些年轻人发出这样的疑问。

长期以来，“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的宣传口号已耳熟能详，但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却是社保资金存在的巨大缺口。

截至2008年底，中国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2020年将增加到2.4亿，2030年时则高达3.4亿，届时约占中国总人口1/4。

最新的一个数据是，2009年，中国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有专家罗列了老龄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社会活力衰减，青壮劳力缺乏，消费和需求萎缩，国力衰微，很多人仍然找不着工作，社会养老成本增加……

有专家甚至认为，即使国家有为公民养老的意愿，那时恐怕也力不从心了。

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每年养老亏空高达上百亿元，已成为当地政府一个很大的财政负担。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水平在世界上处于超低一类，2009年总和生育率仅0.83。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认为，上海目前面临人口发展的严峻问题和挑战，她建议市人大修改原有条例，完善再生育审批办法。

老龄化由多种原因导致，而现有计生政策被很多专家认为加剧了这一趋势，促使中国“未富先老”。

不独中国内地受老龄化问题困扰，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面对这一问题，比如，很多人认为，目前日本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老龄化。

《南方周末》2011年1月一篇文章透露，在日本，由于经济增长缓慢，而人口迅速老化，交税的年轻人不足以供养吃养老金的老年人，日本政府的债务越来越重。今年债务总额占GDP之比将首次突破200%，超过了已发生债务危机的希腊（136.8%）和爱尔兰（112.7%）。

与中国内地同文同种的台湾地区，很多人不愿生孩子，生育率跌至全球最低水平，长期而言，他们想到的方法，一个是提高生育率，另一个是吸引外来移民。

2009年11月，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了台湾卫生署长杨志良的一段话。他说，台湾平均生育子女数只有1.07人，不但全球最低；下降速度之快，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少见，几千、几万元的生育津贴解决不了问题，“这是个悲惨的社会”。

杨志良忧心地表示，台湾生育率如继续下降，老龄化现象将更严峻，以后很多老人可能无人奉养；青壮年因经济压力大，自杀率升高。台湾正面临不婚、不育、不养、不活等社会问题。

2010年1月，《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的题目就是《“老龄化”困扰众多国家，“生育爱国”成新趋势》。报道援引韩国保健福祉家庭部长官全在姬的话说：“我们的孩子们很快将要肩负起赡养老年人的重担。”全在姬指出，韩国有可能因为缺少人力而在全球经济竞争中遭受失败，“这确实是我国目前面临的最紧急和最重要的问题”。

此前，为扭转出生人口少的状况，韩国政府彻底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小规模家庭计划”，还规定一对夫妻生的第三个孩子可以免费上大学，并为没有尽早鼓励生育而后悔。

俄罗斯、日本、法国等都在鼓励多生孩子。

“越晚采取措施，问题越大”

1949年以后几十年中的大多数时间，中国人口快速增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控制人口政策应运而生。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

这份文件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明确指出这项政策持续的时间是30年：“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指出：按照时间表，应当在2010年9月改变人口政策。

一项政策往往主要解决一个问题，难以兼顾。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计生政策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已引起社会诸多反思。

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的主要组织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早在2004年便已提出“应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认为这不会造成人口失控。

2009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明确表示：“放开二胎刻不容缓。”

到了2010年，更有多家媒体以多篇报道在追问这一话题。

2010年，《科学时报》记者在一个关于人口问题的小型座谈会上见到易富贤。2008年以前，作为医生，定居于美国的易富贤就曾尝试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呼吁中国进行人口政策调整。

“老人和儿童对经济的影响完全不同。”易富贤说，“计划生育减少了孩子的数量，也减少了消费者的数量，同时中国劳动力减少速度远比别的国家快。”

“从事基层计生工作的人，有不少希望取消计划生育。”易富贤表示。

大多数民众谈及人口，都会想到人口的漏报，比如超生，但在这个座谈会上，专家们更加忧心的是虚报。很多人怀疑，中国人口可能并不像公开数据所呈现的那么多。

多位在地方从事计生工作的相关人员跟易富贤谈过类似虚报话题。比如，其中一位所在城镇在2000年人口普查时，经核实，是3.9万多人。但结果被省会城市普查办打回来，原因是与他们的预想差别太悬殊，进而要求补填。该镇被下达的指标是5万人，他们只有硬着头皮“编”下去。

数据造假在中国从不罕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有普查员在媒体上称，有些指标必须要按照地方官员的意愿凑数字，这样他们才能拿到普查的劳务费。

在这个座谈会上，多位专家忧心忡忡：以往，人口的上升是几何级数，现在人口的下降也是几何级数，“很可怕。越晚采取措施，问题越大”。

“中国现在主要面对的是少生、不生的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

工业革命是强力“避孕药”

力挺既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给出一个重磅依据，那就是中国人口的环境压力，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增长的预期是17亿甚至更多。

反对者则认为，按照现在的社会发展态势，中国人口数量恐怕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值。

有人言辞激烈地指出：10多年前，日本因为出生率仅为1.57而引发社会震动，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时总和生育率仅有1.22，但我们仍然无动于衷，并找各种并不完善的理由把这一数字调高到1.8左右，一如既往地强调着“稳定低生育率”，这种不顾客观事实、不作深入分析的行为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

易富贤表示，中国人生育能力是下降的，中国近20多年不孕不育率增加10倍，1/8夫妇不育，并且单身和丁克族很多，只愿意生一个的不少。

不孕不育率的大幅升高，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易富贤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性失控。纵容性解放是怂恿一个民族慢性自杀。

易富贤说，工业革命以来，生育率下降后很难反弹。生育率下降是势能自发推动的，是免费的；鼓励生育却需要动能，是高成本的，发达国家耗费巨资、绞尽脑汁以求缓解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都没有成效。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

清华大学教授旷新年表示，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全都生活在经济仍受古典农业所支配的世界。随着现代化变革和社会的城市化过程，不仅经济和文化，甚至连“人性”也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生育率的变化和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就业，以及现代化所引起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倾向关系密切，晚婚晚育、生育意愿的降低，都使人口增长放慢下来，甚至停止增长。

中国社会学网所载颜烨《人口结构》一文也指出：计划生育政策甚至成为“70后”各代人的“记忆残留”，无形强化了他们在生育一胎后主动接受节育的思维定式，以至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流行的“发展就是最好的‘避孕药’”口号，今天同样出现在中国（如山西翼城等地开展“放宽二胎政策试点”后，人口已接近零增长）。

颜烨表示，在一些大城市，本地人口出现了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孩子抚养成本和工作、生活压力不断上升使然。

中国人口正常更替水平在2.3以上。易富贤表示，主流家庭需要生3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但是中国目前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了，由于有不孕不育等人群存在，实际生育率只有1.1到1.3。

结果，城市里“儿孙少了，宠物多了”，农村则是“多村小学要合并，孩童远涉要住校”。有关数据显示，小学、初中在校生近年在减少。

易富贤认为，小学在校人数自从1998年开始急剧减少，2009年在校人数不到1998年的60%。高中年龄人口也自2006年开始减少。大学生源也已经开始减少，今后将有大量高校破产。

这样成长着的一代人

“独柴难烧、独子难教。”在谈及独生子女成才风险时，很多人会引用这句话。

2009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纪宝成自我嘲讽地说：中国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

易富贤认为，现有计生政策使很多年轻人性格缺失。让下一代人举目无亲。

根据一项题为《80年代独生子女的孤独与亲情》的调查显示，约2/3的人都认为，独生子女更孤独寂寞，幸福与哀伤很难与人分享。而只生一个孩子，所有的期望都在这一个孩子身上，爱和痛集于一身，孩子成长的风险和压力也更大。

学者韩清表示，独生子女这一群体远离了兄弟姐妹的血缘亲情，缺乏伙伴的成长环境，使他们远离手足情深的感受、互相学习的机会、彼此帮助的可能。这是亲缘文化的损失。

近几年被反复引用的一条信息显示：我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留守儿童、单亲儿童、独生子女的心理行为问题尤为突现。

现在15岁至35岁的年轻人，自杀成为死亡首因。关注国民情感护理和幸福研究的徐景安分析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尤其是没有父母。一个独生子女，全家人都围着他转。他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只知道得到，不知道付出；只知道被爱，不知道爱别人。如此自我，有一点点不满足，稍稍受一点委屈，就感觉生命没有了意义，就自杀。

近几年的北京离婚案件也折射了专家的担忧。据中新社2011年3月4日的一则报道：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在北京离婚案调查中，婚龄在5年内的离婚案件中，“80后”人群的离婚案件占55.2%；“80后”人群的离婚案件中，因生活琐事而导致离婚的高达54%。多年处理婚姻案件的一位法官分析说，“80后”人群大多为独生子女，从小被父母长辈宠爱，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个性普遍较强，缺乏生活经验，也缺乏忍让和宽容。

独生子女，因种种原因而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现实中也不少见。易富贤说，据统计，每1000个出生婴儿中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中国15岁以下儿童每年有40万～50万人死亡，还有大量因伤致残儿童。汶川地震中失去子女、子女伤残的家庭就很悲惨，政府允许再生育，可是人到了四五十岁已失去生育或养育能力，只有凄惨而孤独地度过余生。

2010年的一个数据让人震惊：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目前0～19岁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2377万。未来上千万适龄男性可能面临娶妻难。

对此，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忧虑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连个家庭都没有，遑论和谐社会。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剧增，会危及婚姻和家庭稳定。

在对这一社会现实的分析中，有不少专家把它主要归因于“重男轻女”的观念和B超技术的滥用。

但作为映照，各个进行二胎试点的地方则男女比例基本正常。

有人认为，男女比例极度失衡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最不利的后果之一。

环境压力？种族存亡？

孩子对一个家庭意味着生机、活力和希望，对一个国家同样如此。

前述中国社会学网所载颜烨《人口结构》一文中表示，目前西方国家面对人口负增长，担心文明的衰退，实行鼓励性的生育政策，但回天无力。

文章认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阶段，巨大人口规模成为负担；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工业社会阶段，人口规模巨大不成为问题，而且非常有利。

颜烨说，经济资本随着时间推移有可能贬值，而高能的人力资本却是增值的，所以有人认为国人“养儿防老”思想正是“存钱不如存人”的体现。

人口数量巨大是一把双刃剑。颜烨表示，人多风险大、资源紧缺；但另一方面，人多又迫使采取措施提高人口素质，形成巨能人力资本，去发明新技术、开发新能源、创造新经济、创生新职业，满足人口多的消费需要和发展需求。

“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易富贤强调。

大多数国家人均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易富贤认为，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于劣势。中国“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

《科学时报》首席评论员王中宇在《“发展”VS“生存”——由山地问题引发的思考》一文中，也在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进行反思：

“1800年英国人口1500万左右（其中本土人口1000万左右，移民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的500万左右）。”“现在美国人口2.957亿，加拿大3280万，澳大利亚2000万，新西兰400万，美国、加拿大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40%以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70%以上。那么最为保守估计，1800年的时候1500万英国人现在的后裔有2.1亿，增加14倍。”与之对比，“同期中国人口只增加3.2倍”。

大力向外扩张，明显改变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在全球人口结构中的地位，从西欧边陲的一个少数民族变成了事实上的全球主宰。

王中宇表示，一个群体，哪怕只在行政上占有很小的面积，只要它事实上能支配的各种生存资源足够大，就有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其社会就有可能富裕而稳定。

言外之意，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人口数量多不是症结性的问题。

“应及早放开生育控制！”在《科学时报》记者参加的人口问题座谈会上，专家们认为，这是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的关键所在。

《科学时报》 (2011-3-22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