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苏拉密：论张宏良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授权转载） -- 马前卒

注：除了认为张宏良是个傻逼外，本人目前不对本文任何观点表示赞同——马前卒

苏拉密：论张宏良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供批判）

文章来源：苏拉密（孟凡贵）博客http://blog.sina.com.cn/sulami000mfg?retcode=0

作者按：本文为《论张宏良及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一文的其中一个部分。《论》是一篇长文，是作者4年来对左派及张宏良现象思考的总结。拟包括以下部分：

一、为左派正名

二、小资党、小资左派、新民主义、走资派的历史同源

三、当代左派的崛起

四、“横空出世”张宏良

五、为什么要批判张宏良？批判什么？怎么批判？

六、当代左派的穷途末路与无产阶级的崛起

一、为左派正名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甚至在之前的4年以来，有很多同志及朋友建议作者将左派二字加以引号（“”），以表示此左派并非真正的左派，也不代表左派的全部。而在作者看来，此左派二字却坚决不能增加引号。

左派是什么？

很多人会从教科书和百度词条里寻找答案，甚至上溯到法国大革命的座位。然而，观察家们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的左派定义“对于当代中国是不适用甚至相反的”。比如当代中国左派民族主义产业理论奠基人之一的‘愚蠢小猪’-钟庆就说过：在其它国家民族主义都属于右派甚至极右翼势力，在日本就是团结在靖国神社周围的那个群体；只有在中国算是左派。被左派公认为是“左派学者”的温铁军，因为弄不清楚当前的左右划法，干脆就声称自己“没派”。本文作者长期以来也一直被左派认证为“著名左派学者”，但由于本人一再声明自己与左派不具有共同的阶级认同，并恶毒攻击左派旗手，吓得左派不敢再继续认证为左派了。也有国际学者认为：“在中国，左派的名称是一种误称，‘左’和‘右’的理解与欧洲或美国完全不同”。

可见，用传统教科书的“刻舟求剑大法”是划不清楚中国当代左派的。

是从定义出发去划分左派？还是从左派的现实状态出发去给左派下定义？反映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歧。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郑人买履”，说的就是一些人宁可从具有人为定义性质的脚长尺度出发，而不愿从真实的脚出发的故事。对于这些人来说，假如到最后按尺度购买的鞋子穿不进去，那也不是就没办法了——中国还有个成语叫“削足适履”。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研究方法是从现实出发，在现实中搜集现象，然后归纳出这些现象的共性，然后再抽象出本质，提炼出定义，从具体到一般。这也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手段—— “归纳法”。

如果我们也使用这种方法为左派定义，首先要做的是收集现实中的左派现象：

谁是左派？

——人们通常说的左派都包括哪些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左派代表人物”“左派经济学家”“左派学者”“左派旗手”“著名左派”“左派大佬”“左派网站”“左派论坛”等进行百度搜索；我们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张宏良、左大培、韩德强、孔庆东…乌有之乡、强国论坛、旗帜网、中华论坛…等结果。我们将这些结果通称为“张宏良群体”。

也就是说，虽然在当前中国，人们对“什么是左派？”在定义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但对“谁是左派？”却有着广泛、确定的社会认同。

根据语言逻辑学“约定俗成”的原则，黄瓜之所以叫黄瓜，不是因为它黄，而是因为社会的约定俗成。厨长老师喊道：“来一条黄瓜”，你帮厨的小工不能拿一只金黄的老南瓜过来说：“这个黄，这个符合黄瓜的定义”。

同理，假如将来有历史学家要求来一名2010年前后的左派大佬，你不能抛开张宏良群体不屑一顾，去按书本上的左派定义，把符合“激进”标准的刘晓波和符合“代表底层”标准的胡小燕送上来。

因此，本文所说的左派，就是已经被社会广为认知为的、以张宏良为代表的那个宽泛群体；假如说教科书定义的左派和“张宏良群体”的性质不符，那不能说明张宏良不是左派，而只能说明那个定义严重背离了中国现实。假如你认为张宏良不代表你，“张宏良群体”不包括你，那你完全可以认为自己不是左派。你可以是周群自诩的 “左的2次方派”——“真左派”（以后也难保不会出现“左的3次方”“左的4次方”…）；可以是苏拉密标榜的“阶论派”（阶级斗争学说派）；也可以是广大民众一致自动采取的、被左派道德家定罪为“资产阶级反动‘屁民观’”的“范跑跑-打酱油”一派；更可以是张宏良判决过的“反革命沉船派”；但你必然没有资格是左派，因为左派已经被社会明确认知为“张宏良群体”了，已经“约定俗成”了。只要社会一天不改变这种认知，左派这个概念就属于“张宏良群体”。

这样，在明确了“谁是左派？”之后，我们对“张宏良群体”所包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法西斯）、阴谋论者、灭绝论者，新法家、新儒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乌托邦——也可以译为“忽悠之乡”）、修正主义、社民主义，新民主义派（走资派）、三中全会派（拨乱反正派）、红色世袭派、老造平反派、红歌派、乡建派、新合派（新合作化），…伟大崛起派、伟大复兴派、伟大转折派（左转）、长缨在手派、长空泪雨派、伊甸三曲派、天理良知派、正义回归派、哀号眼泪派、中国普京派、夫复何求派…等林林总总的“泛左翼”进行考察，可归纳出中国当代左派无一不具有的基本共性：

1、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健康力量，反对多党制颜色革命。

2、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内斗。

3、坚持国有垄断资本，反对私有自由资本。

以上左派的“四坚持四反对”原则，其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实际上，“四坚持四反对”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左派区别于其他派别的本质特征。

很久以来，大多数自认为是左派的网友对于作者苏拉密归纳的以上左派本质特征矢口否认，恼怒这个定义有把左派恶搞成“党卫军”和“冲锋队”的嫌疑；不过对这个定义跳脚的大多数都是一些自命不凡的“小左”，而“左派大佬”们对这个定义早就“舍我其谁”了。

文风严谨的“法统左派”代表人物杨连旭同志，就比较早地敢于公开承认。他的“否定邓小平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同时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才能坚持党国法统”的重要论述，刹住了左派长期以来“挺毛贬邓”的意气用事，为中国当代左派运动开创了“求实维稳”的崭新阶段。

就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乌有之乡》隆重置顶了‘愚悻’的文章《我对当前左派内耗的几点看法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1/211634.html》，针对“最近左翼营垒中骤然兴起、愈刮愈猛”的“倒张”风潮，在内部出现分化，旗手踉跄飘摇的关键历史时刻，左派老人愚悻中流砥柱，以70岁人生的炉火纯青，向左派队伍发出了具有“主心骨”意义的“护旗”呼召。

非常有幸，本文作者苏拉密竟然被列为“倒张”之首——“苏三”。

对本文作者，不知老人家是出于“治病救人”的高尚呢还是尚无理论勇气做出更加深入的甄别，竟轻描淡写地诊断为 “（与张宏良）思想方法差异，导致理念分道”。实际上，我和张宏良的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张宏良的分野在于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是阶级立场的对立。

在对本文作者的“定性”问题上，张宏良及粉丝可谓目光如炬；在这点，愚悻老人可算是“老眼昏花了”了。早在2009年夏，以张宏良粉丝组成的“锄奸团”就把本作者审定为“第一工作目标”，位列反毛分子袁腾飞之前。一年后的2010年，张宏良定义了“反革命双奸分子”（“反革命托奸”“反革命汉奸”），是人的都知道那说的就是我。真奇怪愚悻老人家怎么还能把我也归到“内耗左派”之列？

对文中列举的另一“倒张”代表人物——‘马门列夫’，老人家写道：“（在原则上）马门难道与张宏良有不同吗？没有，至少目前看不出区别”“只是提法、观点、策略上有不同，可算是大同中的小异”。这是何等的火眼金睛啊！——和本文作者简直就是“英雄所见”；本文作者也早以阶级斗争学说的高瞻远瞩，洞察出马门列夫的“‘草包族’马克思主义”和张宏良的民族大义是“换了包装的同类产品”。

接下来，愚悻老人以“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老马识途，严肃地儆醒那些尚处于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羞羞答答、蹑手蹑脚地坚持党的领导的左派后生们：

张宏良的最突出点是“保皇”，而我真以为，“保皇”则是张宏良的最清醒点。

今天的“保皇”是什么？就是保共产党的领导！

黄河九十九道弯终归流向东海，万里长城起伏蜿曲而屹立不倒。自然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走的直线，我们怎么不容许一个政党在发展中的波折与迂回？！

再接着，老人家以不折腾不动摇的如磐党性，从“党国一体化”、“党左共生死”的高屋建瓴，深沉地论述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和必须性：

第一，左派从民族大义出发，必须保卫共产党的领导。

要清醒看到，共产党目前做得再差，毕竟是中国核心，没有核心，中国就会分裂。

第二，左派要从自身利益和生命上考虑，必须确保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的新自由派，比西方自由派更具血惺，一旦真的登政，必定千百万人头落地。第一个要杀的是张宏良，第二个要杀的就是你苏拉密和其他小左。

...

愚悻老人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山河为之动容，金石为之颤栗。那些还不敢理直气壮、光明正大、义无反顾地“坚持党的领导的”小左们，你们悔改吧，你们从了吧！——本文作者早在4年前就“从”了，你们怎么还拧着？趁早也从了吧！

在左派得到正名后，左氏家族还将加入许多声名显赫的大人物来光耀门庭：

按以往的看法，孔子、慈禧太后、蒋介石无疑是属于极右的；但依据中国当代左派“四坚持四反对”的本质特征来衡量，他们都绝对属于大左派。

孔子坚持周天子姬姓党的领导，反对诸侯多党制，反对“三分晋”颜色革命，坚持九大铜鼎国有化，抵制割刀自由运动（“割不正”）。孔子在民族大义问题上尤为坚持原则。孔子认为周武王纠结“三苗-盎格鲁-撒克逊”异族，攻伐同华族的领导核心殷纣王，是楚帝国主义阴谋唆使的“极左”行为；孔子对周武王这种践踏民族大义的行径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孔子还对“反革命沉船派”申侯勾结西方犬戎帝国主义，将民族领袖周幽王迫害致死、逼迫平王东迁的汉奸买办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慈禧坚持大清宗人党的领导，反对君主立宪颜色革命，坚持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以一抵八”抗击帝国主义联合侵略。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坚决打击太平军、捻军、苗民、回民等内斗势力和疆独分裂势力，谱写了民族大义的灿烂篇章。

蒋委员长坚持党国法统的领导，反对“赤色农运”颜色革命。坚决打击朱毛“国中国”分裂势力和李济深、陈铭枢等“权利宣言-反革命沉船派”。蒋介石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宗旨指导下，坚持容共抗战、寸血抗战、决堤抗战、清野抗战、焦土抗战，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一举使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

补遗：关于蒋中正先生的左派地位，张宏良粉丝们一直很不爽快。最近在本文作者和愚悻老人的合力撺掇下，张粉们终于“从了”。下图为张宏良粉丝团发出的QQ群发信件，已经承认了蒋先生的“中华民族英雄”地位：

张粉们现在才认下蒋先生，已经谈不上是多先进了；在左派大佬们那里，蒋先生早就是大左派了。孔庆东有一段语录，曾被粉丝们制作成招贴画片，大致是这样写的：

他们打倒了毛泽东，

就要打倒邓小平，

还要打倒蒋介石，

最后他们迎来汪精卫。

（内容出处见：《粗茶淡饭万年香》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0iixa.html

《文艺要有浩然正气》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0jmza.html ）

注：

“决堤抗战”：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直接淹死和饿死平民多达89万人，诱发饥荒瘟疫造成间接死亡300多万，合计400多万。是“南京大屠杀”的近15倍，而日军只伤亡1000多人。

“清野抗战”：抗战中期，蒋介石在中日双方对峙的中部地区实行“清野清乡，不留一粒粮食资敌”的民族大义政策；造成仅1942一年河南一省就直接饿死300多万人。这场“活体耐饥饿实验”，规模相当于60~100支“731部队”的工作总量。

“焦土抗战”：1938年11月12日，张治中被电令要求贯彻蒋委员长“焦土抗战”的民族大义政策——即使烧毁长沙也不能让日本获得任何物资。13日凌晨，湖南省政府组织纵火队伍将当时中国最繁荣富庶的长沙古城付之一炬。使长沙与被200多万士兵鲜血淹没的斯大林格勒、蘑菇云下的广岛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废墟指数”最高的三大城市，超过了日后的柏林和另一座蘑菇云城市长崎。

孔老圣人不仅是大左派，同时不愧为中国当代左派的开山鼻祖。孔子的“克己复礼”，为当代左派领袖张宏良同志的“回归天理良知”奠定了千年不朽之理论基石。孔子巨型雕像的竖立，标志了中国已完成左转的“伟大转折”和左派们在政治博弈中已经“长缨在手”！

二、小资党、小资左派、新民主义、走资派的历史同源

概念说明

当代

“当代”在中国指的是毛泽东逝世后至今的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的官方文献大量采用“新的历史时期”来表明“当代”。

小资

“小资”为“小资产阶级”的简称。本文不讨论小业主、小股东、自耕农、“土地资本化农民”等构成的物质型小资产阶级。本文“小资”是指“职业小资”——在职业上以知识技术、身份地位资格等“超劳动因素”为资本，获得和部分获得分配利益的人。以资本类型可划分为“知识小资”和“身份小资”。以和国家体制的关系可划分为“体制内小资”和“体制外小资”。还可以根据小资所处的政治地位以及“所有权”关系划分为“主人公小资”和“雇佣小资”。比如，在80年代初，小资处于社会领导地位，所有权也属于小资产阶级体制性质的 “平均国有制”，那时的小资属于“主人公小资”；特征是单位和领导对小资没有处置权。后来虽然那个小资的位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由于小资产阶级整体失去了社会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企业也经过了改制，“主人公小资”就沦为被“官僚-资产阶级”雇佣的“雇佣小资”；特征是单位和领导对小资享有人事、劳动处置权。当然，能被“雇佣”也是需要“资本”的，或“知识”或“身份”。 “体制内小资”还可进一步划分为“财政小资”和“国有小资”。

人的利益构成是复杂的。比如，一个高级电焊工的利益分配包括“劳动因素”——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超劳动因素”——技术。也就是说，这个电焊工既有劳动阶级的成份，也有“知识小资”的成份。

小资的各种属性分类是可以重叠的。比如，一名正编教师既是“知识小资”，同时也是“体制内小资”；或者他并不具有良好的职业水平，只是靠正编身份混工资，那他就是“身份小资”和“体制内小资”的重叠。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到：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劳动阶级的知识化，除了为数不多的高、精、尖职业外，像公务员、教师、甚至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这些普通职业，知识的资本性已经越来越小，起决定作用的是“身份”。或者是先“身份”，后“知识”。比如，一个人之所以能当公务员，并不在于他比农民工的知识多、能力强，而是因为他的家庭、财富、权力等背景使他获得了公务员职业。他比农民工所具有的职业优势仅仅是“工作经验”、“工作能力”；而这些往往是在先获得身份之后，靠消耗国家资源“锻炼”出来的。给农民工同样的“身份”，自然也可以锻炼出来。因此，这种一般性的工作技能，我们不视为“知识资本”。

在资产阶级法权被彻底消灭之前，以知识构成个人资本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知识小资”往往表现为社会的进步力量。而“身份”则属于封建等级性质的，因而“身份小资”往往表现为社会的反动力量。

改革开放前，中国小资产阶级由教师、医生、技术员、行政人员…等组成。他们都是社会地位几乎无差别的“国家干部”。

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小资随着利益分化，在观念上也逐步分化出“左”“右”来。“左”“右”的区分最容易表现为对党、国、民族的不同态度，我们简称之为“党认同”（或“体制认同”）而各派的“党认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一）恢复新民主义——“资本主义复辟”

“美酒飘香歌声飞”“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流溢出80年代初中国当代小资难以掩饰的自命不凡。在阳光明媚的早春，他们一边擦拭着伤痕的泪花，一边呼叫着“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向劳动阶级夺权，完成了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被赞颂为“第二次解放”的社会变革。——这被后来的共产主义者指认为“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自60年代后就一再警告“资本主义复辟”。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80年代，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资本家群体和权利资本化群体，谁来复辟？，中国从来都没有实行过经典的资本主义，何谈“复辟”？

许多人也许从来就没弄清楚过，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曾经存在过一种啼笑皆非的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本文习惯写为“新民主义”）。按定义，“新民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 因此，毛泽东所说的 “资本主义”指的就是新民主义。毛泽东一再要打倒的“走资派”指的就是在新民主义时期坚持新民主义秩序100年不动摇；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还要想方设法恢复新民主义秩序的党内当权派。也就是说，“走资派”本质上就是“新民主派”。

80年代发生的那场社会“革命”，就是在党领导下，以知识小资为主体所进行的全面恢复新民主义秩序。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为新民主派平反昭雪；将《75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恢复为《54宪法》的“人民民主专政”；把带有群众自治色彩的“革命委员会”恢复为政府机制；《82宪法》还将“全民所有制”不动声色地诠释为“国有制”；在企业恢复利润效益和厂长工程师负责制；在农村将人民公社恢复为新民主义土改后的小农平均地亩制度。

后来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三七开’决议”，“七分成绩”肯定的就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部分，“三分错误”否定的就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运动部分。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新民主义复辟”。

虽说复辟后经30多年对新民主义的突破，中国当前的社会形态和经典资本主义已无质的差异；虽说这也是新民主义复辟的必然结果。但依然保留了许多新民主义的重要社会形态。如：党的领导、平均地亩制度等。

（二）小资产阶级政党

根据定义，新民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 然而，客观的历史是：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除了上海、武汉等少数城市存有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外，中国并不具有规模化的无产阶级群体；新民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农民，工人阶级是呆在城市里等农民革命军去解放的。处于新民主义“领导”地位的到底是谁？实际上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骨骼所组成的政党；所谓“无产阶级领导”，说破了就是党的领导

那么，这个由“信仰”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所建立的政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通常的观点认为：在毛泽东逝世之前，是无产阶级政党。

难道这个结论就真的无可置疑了吗？

不是。

在本文之前，至少有斯大林和“国际”认为中共不是一个工人党，而是一个“农民小资党”。

“农民小资”的提法是违背中国现实的——因为中国和俄国的情况很不相同。自明朝中叶以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兼并、小农的破产，中国的大部分小农就得不到“自耕”标准了，他们连地主、资本家、官员、教授家丫鬟的地位高都没有，根本就没“资格”小资。然而，中共不是工人党而是“小资党”的说法却是成立的，只不过应当把“农民小资”替换为“知识小资”；因为“知识小资”才是党的骨骼（组织）和灵魂（意识形态）。—— “假小资”农民，被“真小资”以“无产阶级的名义”领导着。

知识分子领导农民，本身并不是问题；任何规模和复杂的社会活动都必须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和领导。革命既是“大活”又是“细活”，当然需要知识分子。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之间能划等号吗？难道知识分子只要“信仰”了共产主义就必然改变其小资属性？从而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又是一个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取决于他的阶级地位与阶级利益——社会存在与社会实践。严格说来，“共产主义理想”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反而是马克思多次批判的东西。“大同”与“乐园”的观念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梦想，“共产主义理想”既不是马克思的发明，也不是马克思的发现（注）。要不是因为阶级斗争血腥，地主资本家或许比工人农民更愿信仰共产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即“阶级斗争学说”；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所谓“信仰的阶级”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东西；信仰可以制造出一种基督教文化，但从来没听说过能够制造出一个“佛教阶级”或“伊斯兰教阶级”来，就算是对共同科学的信仰也没有能造就出一个“物理学阶级”。

注：柏拉图认为，一个管理好的国家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应该有私人的房屋、土地和其他私人财产，甚至妻子、女儿也应视为公共财产。（见《柏拉图：理想国》第20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信仰”不仅改变不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用它来改变一个人的阶级立场也是不靠谱的。重庆有个甫志高，信仰共产主义，在酒馆中兴诵《共产党宣言》、醉唱《国际歌》，后来在“老虎凳”面前信仰不着调了，牵连了江姐、许云峰等四百多人，史称“挺进报事件”。据说甫志高的原型涂孝文在后来被国民党处死时，同样还高唱《国际歌》，信仰溜达一圈又回来了。有人会说，“这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信仰动摇的问题”。哦，信仰原来是会动摇的；那么如何才能治疗“动摇病”呢？我看“信仰论”者能开出的处方恐怕就只有“洗脑药水”了。还要再问一句，“信仰”和“迷信”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记得有一个笔名为‘寒梅’的海外左派民族大义妹妹，谈起“信仰”眉飞色舞，据说是她让美国的白领阶层信仰了毛泽东。她是这么理解的：

左派的迷信叫信仰，

农民的信仰叫迷信；

粉领的偷情叫爱情，

工妹的爱情叫偷情。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当“阶级利益”融入一个人的社会实践而成为行为动机时，才能确立阶级立场，成为阶级斗士；在这之前，所谓“阶级的信仰”充其量不过是激励话语而已。

然而，超越阶级的社会实践是十分苛刻的。一个穷人很难去实践高尔夫球场的绿茵与阳光；小资的口袋里只要还有几枚铜板，就很难实践到饥饿的滋味。

因此，小资产阶级通往无产阶级的历程是艰辛而遥远的。阿托尔斯泰用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来描述小资向劳动阶级背叛的炼狱过程。作为信仰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坦诚：一生都“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他在最后的反思中意识到：脱离了无产阶级实践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应当说明，瞿秋白在这里的反思依然是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內察”，依然不具有实践的意义。

是毛泽东而不是陈独秀、瞿秋白能够从小资背叛到工农立场上来，是他们不同的社会实践决定的。毛泽东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深入工农的生活和实践，行工农所行，思工农所思。为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只有阶级的实践，才有阶级的立场。这个过程用宗教语言表达，就是“以主性情行事为人，方能与主合二而一” 。这也使我们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要求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对于共产主义“信仰”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页）——也就是说，马克思描述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运动，不是理想，而是批判；不是对未来的理想，而是对现实的批判；不是对乐园的向往，而是对资本的反抗。马克思甚至辛辣地嘲弄忽悠之乡的红歌派们：“‘革命’本身成了某种像童贞女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６０２页）

邓小平却有许多肯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提法，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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