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你什么时候去“革命”？ -- 月色溶溶

7月17（27？）日那天早上，没有任何与往日不同的征兆。我们总部的一个委员陈济方去沈阳探亲，说那天要回来。我和同学开了个吉普车到北京站接他，但是没接着，就回来了。回到清华大学快十一点了，就看见学校周围那么多人，车子也开不动了，我们就下车徒步走进清华。开始，清华广播台的广播还是热烈欢迎首都工人阶级来清华制止武斗，后来呢就不一样了。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后，很快就把各楼分割包围了。那时我们团派和四一四的武斗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了，我们在科学馆把四一四包围得像铁桶似的。工人到了之后把科学馆的包围圈打开了，把里面不到一百人都放出来了。好多同学都着急了，脑子就跟我想法一样，怎么回事啊？

后来呢，我就跑到总部那个楼里头去看。路上，我看到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他们还打着造反组织的旗子，和我们是一派的。这些“天派”的组织，我以前跟他们打过交道，当时跟他们一起组织筹建北京市革委会的。当时有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革，他也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他是带队的。我看到他，认为不会有什么事，根本没想到可能会和工人打起来。但是，当时工人来那么多啊，我当时估计有十万人呢，后来毛泽东告诉我有三万多。参加的有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工厂，主要是工人。还有就是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是负责指挥的，有杨德中、张耀祠，主要是杨德中指挥的。

结果发现，工人逐渐把我们包围起来了，非常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割包围，这很恐怖啊。后来我们有同学就出去理论，一个同学对工人讲，你们工人不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跑到我们学校干吗？还把我们包围起来。工人和你有什么可讲的，不由分说，把他一架往卡车上一扔，就呜的开走了。出去一个逮一个，出去一个逮一个，当时我们看了感觉非常恐怖。当时抓了至少有十几个吧，我看见把我们团派的二把手鲍长安抓走了，还看见我们另一个总部委员高继红也被抓走了。他们都是出去讲理时给抓的。后来听说，工人们执行的命令是这样的，进校把所有的学生包围起来，如果有学生和他们辩论，就几个人一架往车上一扔，拉到平谷县办学习班去了。当时感到不可理解，你这么包围干吗嘛？

我们当时就打电话问市革委会，工宣队来清华大学到底是不是中央派的？所有各方面都不给回答，就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下次再报告时，又说这两天休息开会干嘛的，反正不答复你吧。我们也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的电话，他们的答复就说我们已经知道你们情况，首长正在工作，正在开会，我们把情况响他们汇报。江青等领导人的电话我们没有。其他这些电话我们都打过，但是没有答复。

我们在被包围起来，看到抓人、打人以后，就很害怕。我当时真是感觉到是灭顶之灾啊！以为北京市的工人宣传队会像王洪文在上海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那样做，当时活活炸死二十来个人呢。那么，结局就是，“上柴联司”（加注：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挥上海工总司的十万工人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武斗历时一天，死亡18人，983人受伤，之后“上柴联司”663人被关押）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了。这时我们手里还有武器，怎么能让人家轻松消灭掉了，那不可能嘛。

我们商量了一下，后来一致意见就是守住楼，如果工人攻楼的话我们就抵抗反击。后来，下午三点的时候吧，我们有个常委，武斗的副总指挥。他就带人冲出去，反过来把工人包围起来，工人如果不走，他就往楼里拖。反过来抓工人了，抓解放军，我们也抓了好多个工人和解放军。那些工人看你这么抓人，他也害怕，工人就散了。一散了我就出去了，当时正门出不去了，是从西南门翻墙出去的。当时我们学校的小车都在北京体院，我就跑到体院要了一辆车，就直奔市革委会去了。我到了市革委会，强烈要求见谢富治，见吴德。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吴德来了，见面就说，你们学校打死人了。我离开的时候，两边还基本上没开打呢，但是走了以后这段时间说打死人了。我一听打死人了就发毛了。我冲着吴德喊：是谁派的工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学校包围起来，就这样抓人？他说工人宣传制止武斗有什么错？我说，你们真要把我们当“上柴联司”抓的话，我们肯定就宁死一拼。吴德说，你这样就把北京几百万工人阶级得罪了，你蒯大富在北京没有立足之地。

后来他把我带进办公室，他打电话找那个工宣队的指挥。那时开始派出去的不叫工宣队，叫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以解放军为核心。他后来就把八三四一部队的迟群、谢静宜都找到北京市革委会，在会议室开始谈判。他们说制止武斗，撤出工事，什么什么的，我全接受了。后来迟群提出来交出杀人凶手，我说什么杀人凶手？他说你们打死我们人了。我说怎么打死的，谁打死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条我接受不了。

这样，我们就一起回清华了。迟群这个家伙坏的很，又生枝节，说工人怎么气炸了，非要交出杀人凶手。回到清华后，他又要谈判，清华园门口有个中学，叫清华园中学。当时就找个教室，谈判就在那举行。谈判就为了交不交凶手的问题。我说，凶手肯定没法交，我说今天制止武斗、交出武器、撤出工事，这肯定没有问题，我说我到现场就肯定能解决。后来迟群不坚持了，我们就达成协议。工人宣传队还有几个地方没有攻进去，如清华广播台、化学馆等地方，我就到我们还占据的地方去做工作。

当时的武斗现场就是互相抓人。工人在外面把我们的人抓了，我们把他们的人抓进里头，然后工人冲进楼里救他们的人。工人进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就带几个镐什么的，准备拆工事来的，还有女的穿裙子呢，根本不是为了打仗来的嘛。但是后来看气氛不对，好多同学被抓了之后，大家就毛了，当时决定的策略就是谁进来就打谁，进楼我们就坚决抵抗。因为工人是进攻，而且大多空手来的，所以他们肯定吃亏，伤亡多。

后来我到广播台去，好多头头都在那。我召集会议说，我们闯了天大的祸，工人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十万工人已经把我们清华围的像铁桶似的，出不去了。明天我们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会有更多的工人把清华包围起来。我说我们今天晚上把武器全部埋起来，或者扔了，然后人呢，全部撤空。清华我们不要了，跑到外面去，跑到大街上去。当时吵得一锅粥，有的不同意，说拼了，一拼到底。后来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全打死了，你占楼还有什么用？我说赶快跑，跑出去以后，这么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活着，中央知道了就肯定会救我们的。

后来大家就听从了我的意见。这时候工人在正门、南门、西门都有包围，就北边的没有人把守。我们半夜像逃难一样，都从北边、体院啊，夜里一、两点我们全部撤光了。当时清华参加武斗的有一千人吧，加上逍遥派，总共一两千人跑掉了。我也跑掉了。

见了毛泽东格外亲

我从清华再次跑出来，还是先到体院。到体院我要了一辆车，直奔六部口的电报大楼。和我在一起的有陈育延，是个高干子弟，也是我们总部委员；还有一个是段永基，当时是我秘书。我们到了电报大楼，给中央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内容是：毛主席，今天早晨，“杨余傅”黑手派了十万工人包围洗劫清华园！清华井冈山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向党中央呼救！”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我们花了五十块钱，当时给不同的人，发了好多份。发完电报就四、五点了，也没地方去。转了一圈，我说还是去北航吧。刚到北航，他们的保卫组长告诉我：老蒯，你怎么还不去啊？我说，什么？他说，韩爱晶早去了，中央找你们呢，走人大会堂西门。噢，我到处找中央啊，中央也正在找我呢！

听说在人大会堂西门，我当时还想了一下，平常去人大会堂接见从来不走西门，一般接见我们都是进东门、南门，北门是宴会厅的地方，西门没有走过。听说在人民大会堂西门，感觉有点特殊，但也不及细想。我就赶快请司机开车，到人民大会堂天已经快亮了。我跑出来时，还要了一把手枪带在身上。这时我把手枪拿出来，放在汽车座的底下。后来我就走上台阶，有两个解放军已经出来，问，你是谁？我说，我是蒯大富。他们问，干什么？我说，中央首长找接见 。他说，你等会儿，我进去通报一下。他就问我带武器没有？我说没有。夏天嘛，就穿一件衣服，而且下雨，裤脚都卷起来，光着脚丫子，穿个塑料鞋，非常狼狈。一会儿，谢富治出来了。我看见谢富治就哭了，当时就像孩子在外面被打得落花流水以后，看见父亲那么一种心情。谢富治说，别哭别哭，跟我走，跟我走。他给我把裤脚放下来。后来我就跟着走，一边走一边抽泣，直流眼泪。

我们走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后来知道这是湖南厅，门很宽。进门我一看，一屋子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白衬衫，白花花的一片。进门后，韩爱晶就在右手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我这时就看见主席了，平常接见老远打个招呼，再就是见面握握手，没有其他的。这一次是空前绝后。毛泽东看见我就站起来了，我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就是那个男人发自肺腑的哭声啊！毛泽东也哭了，哗哗直流眼泪啊，江青也哭了，在场的好多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我说，主席救我！就说不出话来了。后来江青就说，蒯大富安静点，安静点，别激动。服务员拿来一个痰盂，一把铅笔，还有什么笔记本，还有一沓纸。江青说，你说说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开始汇报情况了，那真正是告御状了。我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进了各楼分割包围，把我们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好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你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是不带枪、不开枪、不打人、不骂人、不动气，“五不” 嘛，这我都记得。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一包围就抓人，就打人。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我说鲍长安就被抓走了。毛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安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安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怎么受伤。

那个会从三点开始的，我去的时候很晚了，大概七点差不多。会一直开到八点半结束，用五个半小时。你想谈了多少话啊，实际上主席有想等我的意思，后来他们已经是在聊天，主席并且两次问我为何还没来。我听谢富治讲，毛泽东开始发了很大的火。他只说主席今天发了大火呀，但是这火是会议开始时对中央领导讲话时发的，冲谁发的我也不知道。聂元梓、韩爱晶他们到的时候，主席已经不发火了。当时中央领导人除了张春桥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汪东兴，中央的全体领导人都在。我是七点左右过去的，前头已经谈了四个小时，实际呢等我呢。

我来以后呢，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我：他说你们是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斗。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说武斗不能再搞了。完了又让我回去，说打工人无论如何是臭了，要挨门逐户向工人阶级赔礼道歉。主席说，工人气很大，你们要给工人消气。不过也说：“我把你们找来是护着你们的”。看来，毛泽东当时心情也很矛盾，他本来只想把我们从舞台中央赶到旁边去，但是没想到以这么惨烈的方式实现。因为当时我们是跟着他走的，忠心耿耿跟他走的，而且一步一步地去理解他的部署。

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很快又回来了，他对在座的中央领导说：“我不放心，你们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没有毛泽东死保啊，我当时可能就完了。

后来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共同整理了一个传达要点，根据谢富治要求把一些称赞我们的话删掉，包括批评四一四的话，然后五个人签字作为文件传达全国。韩爱晶后来整理出一个文件，比较全面真实。

我当时还没想通呢，怎么我们就都错了？你们外面来了那么多人，也不通知就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为什么？我后来觉得，毛泽东是想在六八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中央，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把我们赶下台，派工人宣传队肯定是他同意的，但没想到这么激化，牺牲这么大。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实际上是杨德中指挥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分析当时他们为什么封锁消息、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他们的目的，是想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自己当时还问呢，怎么不打招呼啊？还下令把所有抓的人都放了。再一个毛泽东当时的表现，我看不出毛泽东有这个阴谋。

在我没到会之前，很奇怪的是，毛主席问了几次，蒯大富为什么不来啊？韩爱晶的会议记录里记载，谢富治两次回答说，蒯大富他不敢来，或者说他不肯来。毛泽东又问，蒯大富为什么不肯来啊？韩爱晶回答：蒯大富不会不肯来的，他要知道一定会来见主席。谢富治在那个会上还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什么，我就感觉他们对我们那么狠，等于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一打以后，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在北京生存的社会基础。我感觉是迟群他们搞的鬼，包括吴德他们。

7.28会后，我就到各个工厂挨门逐户地去赔礼道歉，还包括善后处理。事后统计，工人死了5个，有枪打死的，有手榴弹砸死的，有长矛捅死的，一共死了五个，伤了七百多。死了的工人作为烈士处理，善后还包括各个工厂被打伤的、住院的工人。后面的事情我没有参加。学生死了2个，伤了一百多。工人打死学生的，没有再处理。所有打死工人的学生全都找到并抓起来了，没有判死刑，后来都判了十五年。

后来在判我罪的时候，一个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还有一个是诬陷罪，诬陷罪就是整干部，就是说我整了很多干部。但是武斗这一条没算进来，当时要是以武斗判我罪的话，我还比较服气。确实这样。我对这场武斗非常后悔，这也是无可奈何，在劫难逃。

毛泽东那次讲话以后，一周之内，形势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讲话基本宣告了学生运动、红卫兵运动整个结束了。学生也散了，年底分配，能走的都走了。我回到学校，办了一段时间学习班，1968年年底分配我去了宁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