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特高课在行动：大海捞针，抽丝剥茧，打草惊蛇，钓鱼执法 -- 黄河故人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是中国共产党这边的情报关系，与佐尔格不是一条线，当然佐尔格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佐尔格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对日本人说实话。

中西功这个日本人怎么是中国共产党这边的情报员呢？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他是在上海同文书院，一个日本特务培训机构那里学习的时候，被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王学文发展成为团员。之后因为上海的共产党机关被破坏，中西功就一直是团员，并回到了日本发展。在佐尔格重要助手尾崎秀实的引荐下，进入日本重要特务机构满铁调查科工作，后回到中国。抗战爆发后接上了关系，1938年转为中共党员，归属中共上海情报科，即大名鼎鼎的中共特科的后身。

关于日本南进而不北上这一点，毛泽东知道的并不比斯大林晚，这是因为中共这一边有中西功的存在。中西功是南满铁道重工业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的权威专家。满铁不是简单的商业机构，是日本的重要特务机构，被称为“国策公社”，类似美国的兰德公司。中西功，这个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员，就在里面的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持工作，负责华中、华南的综合调查工作，为日军制定政策提供建议。除此之外，他还被借调到“中支派遣军司令部”特务处参与策划过汪精卫的叛逃工作，所以中共知道汪精卫要叛逃的信息比国民党早。

中西功为什么也能知道日本人不会北上苏联而是南下呢？太简单了，他那个位置能接触到的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而且军队和物资的调动、储备情况，再没有比铁路部门更熟悉的了。

其实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也比较早的得到了情报，并不比中共这边慢很多，这还是和特高课有关。台湾的特高课负责人在1939年已经投诚到了军统麾下，其实1932年他已经投诚过一次了，但是没能继续下去，1939年才接上关系。这人是林顶立，现在一般都知道他是大企业家而已。林顶立干的是汉奸的工作，实际上恨极了汉奸。日军若南下，台湾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这些情报对于台湾特高课负责人来说并不难得到。日本投降后，林顶立担任军统台湾站第一任站长，手下台独分子人头滚滚，称得上是镇压台独的第一把鬼头刀，直杀得台独到了90年代才缓过气来。（这一段老萨提过）

和佐尔格一样，中西功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北平、山西、南京、大连都有和他一样的日本战友，上海手下他更有一个特别调查班，里面地下党若干人。

1941年中西功夏收到过一封奇怪的的电报，内容是莫名其妙的“向西去”，发报人更是莫名其妙的用了中西功自己的笔名“白川次郎”。这毫无疑问是一封报警电报，发信任一直没人知道，据中西功自己后来推测，应该是尾崎秀实或佐尔格小组某个未暴露的人或尾崎秀实等人被捕前发出电报向在上海的中西功报警，让他前往延安或者新四军那里。

中西功这条线，佐尔格小组里面只有佐尔格和尾崎秀实两人知道。尾崎秀实的招供里面提到了上海同文书院里的马列主义学习团体，当然没有提到中西功。

中西功收到“向西去”的告警电报，立刻向上级报告，辗转到了潘汉年那里。最后返回的却不是撤退的命令，而是要他东进日本进一步搞清楚日军南下的具体期限。联络员程和生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释，中西功却向他解释，自己的位置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这种事情，只能自己冒险去做。正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个情报可不是手到擒来的，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只有山本五十六几个人知道，计划都是手写的，想弄到这方面的东西，难比登天。就算弄外围情报，也只有参谋本部才能知道，可是他一个小小的满铁职员，想进参谋本部倒不是进不去，问题是进去了也没人把他当回事，啥也探听不到。更麻烦的是，他到了东京之后，就发现他的同志兼朋友尾崎秀实等人已经失踪了，特高课的密探们已经在他们的家里蹲坑等候。

不仅如此，在他到达东京后不久，就收到了告警信息，要他立即撤离。别说是聪明绝顶的中西功，就算是我等愚鲁之人，这时候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最后的情报来源是中西功遇到了军报的一位记者，从那里知道了日本和美国谈判的预计最后期限是11月30日，并且海军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随后中西功立刻回到上海，在满铁浩如烟海的情报中，确认了谈判的最后期限，找到了计划中南方战争师团级的部属情况。

大约在同时，南京的西里龙夫也确认了关东军南下，日本海军在11月下旬集结完毕，预期航向东南的绝密情报。（实际上联合舰队是先往北开的）

具体到偷袭珍珠港发生在12月7日这一天，是中西功推算出来的。他也只是推算出12月7日的可能性最大。他把这个绝密情报转给了联络员程和生，并且把佐尔格小组已经被破获的消息给了程和生，让他转给小组的其他人，并上报潘汉年。

作为重要的战略情报员，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共对中西功的保护不太够。

同样是战略情报员，和德国驻重庆使馆关系密切的阎宝航直接接受周恩来的领导，蒋介石的速记员沈安娜距离周恩来也只间隔一层。

而中西功这里，距离周恩来，中间有这么多层：周恩来——华东局——潘汉年——某负责人（多次变换，不署名）——南京李德森——交通员张明达——上海程和生——中西功。层数太多啦，就是仅仅截止到潘汉年，这个层数也太多了。层数多了安全，但带来的麻烦就是太不灵活了，一旦出事无法及时准确的得到有指挥权的人的明确指示。

他们得到了上级的嘉奖，也同时得到了要求坚守阵地的命令。应该说这段时间，他们对于东京警视厅的打草惊蛇工作，应对的比较合理。一直稳稳不动。

潘汉年在上海南京一带的情报机构那是非常的强大，汪伪里面被他渗透了个到处是共谍。在76号、日本人的岩井公馆、梅机关的特务机构，潘汉年都有自己的人，军统的南京站站长基本被他策反，上海站那里高层也有地下党。不客气的说，上海南京有啥异动，潘汉年可能比汪精卫知道的都早。

仅仅是中西功所在的上海情报科，其中有”满铁上海办事处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汪伪“中联社”、“中央社”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特工总部顾问陈一峰，中共南京情报站站长李得森，汪精卫的随从秘书汪敬远等等若干人，他们中的多数都在这次事件中被捕。

在上海情报科被破获这件事情上，潘汉年失算了。因为他所面对的对手，是他所不熟悉的东京警视厅特高课，不仅仅是不熟悉，能力也比那些76号、日本各类驻华特务机构、国民党的中统军统高得多。

东京警视厅特高课一次又一次打草了，只不过是错上加错而成的，并非有意而为之。

大桥决定发个密电给“满铁”上海办事处，调阅中西功的全部档案和有关材料。可是却迟迟不见上海方面的答复。很久后大桥收到“满铁”上海办事处的复电，内称：中西功君已被借调到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嘱托（顾问），“ 满铁”无权调动其有关档案云云。

东京警视厅的松本和野村去了上海，首先找到“满铁”事务所，要他们配合行动逮捕中西功。被“满铁”事务所竟然予以拒绝。“满铁”事务所强调， 中西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忠于职守的有功之臣，没有确凿的罪证，光凭一纸拘捕令，他们实难从命；又说他已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嘱托（顾问），没有总军签署命令，谁敢动他一根毫毛。

找到总军特务部，再吃一个闭门羹，说这是反间谍机构上海宪兵司令部的事。

跑回到上海宪兵司令部，上海宪兵司令部把他们支到了兴亚院的特高课。

腿快断了里的松本和野村离开了上海，找到兴亚院，兴亚院说上海有我们领事馆，这事归他们管。

拖着疲惫的四条腿，这二位又一次回到了上海，前往上海领事馆，领事馆却说东京警视厅的拘捕令在他们这儿不顶事，必须有内阁的命令。

离开中国前在心里把日本驻华机构的领导们的母系亲属都问候了一遍之后，这二位回到了东京，终于请到了内阁的上方宝剑，然后发现中西功出差去了。

这么一通折腾，中西功已经有所察觉了。在察觉自己可能被发现后，中西功决意牺牲自己，保护组织，他的联络员程和生也决定这样做。后中西功在日本被判处绞刑（因日本投降而未执行），程和生在被捕后跳车自杀，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因为他们的牺牲，整个情报网虽然被破获，但是除了自杀保守秘密的程和生以外，其他人都幸免于难。

1942年6月16日，东京警视厅特高课的便衣警察野村和松本在中西功的家里以他的老同学的身份，诱捕了中西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