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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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07)游击队

1937年10月中旬,“民先”第一次在林里活动,学习斗争纲领时,就议论过组织抗日游击队的任务。那时,大家是一群未出茅庐的青年学生,虽有的是满腔热情,却头脑简单、十分天真幼稚,根本不知道怎么组织武装。武装组织要有武器、要管吃、管住、养兵、教兵以及管兵等等,这些难题怎样解决,连想也没想过。在这些个年青人印象中,只是和演戏一样: 大将一出场,小兵分列两厢,军令一出、地动山摇,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可是,现在要在一场真正的民族解放的战场上。带领一支队伍,真刀实枪地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大家就束手无策了。

当时,在肥城三区有国民党区政府掌握的区保安队50多号人,50多条枪。士兵都是由各乡镇按土地多少分摊出人,出枪。区长刘方礼兼任队长,他把这支武装看作命根子,控制的很严。“民先”曾想利用乔绶卿担任过三区区长的老关系,从区保安队拉出一部分人、枪成立游击队,但没有成功。乔绶卿与刘方礼矛盾很深,后者担心乔绶卿伸手进来瓦解保安队,所以警惕性很高,千方百计杜绝前者的活动。“民先”又想直接打进去做工作,也没有实现。日寇占领肥城后,刘方礼把这支队伍拉到山区,依然不和“民先”合作,1938年编入国民党肥城县长田家滨的保安团。

同时,陆房镇也有一支20多人的自卫队,性质为防匪自卫、保家护院,是镇上自己供养的武装。队长安振田是个老兵油子,典型的流氓无产者,在韩复榘的队伍里当过班、排长,1935年请病回乡再未归队,转而当上这个镇的自卫队长。此人长了一脸麻子,外号“四麻子”。他闯荡江湖、见过“世面”,吃喝嫖赌抽鸦片,偷鸡摸狗、坑蒙拐骗鬼点子不少,是个油头滑脑、见钱眼开、吹牛撒谎、没有实话的人。因为“洪帮”的关系认识了孙传龄,对孙业旺也是满口称赞。小孙曾对其做过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希望他能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并表示自己想参加他领导的自卫队。安振田老奸巨滑,口头上慷慨激昂,拍胸脯发誓言要打日本保家乡,对得起祖宗和乡亲父老兄弟,可对于孙业旺要求参加他的自卫队却一口回绝,理由就是小孙不是陆房镇的人,他不好办。以后“民先”商量让王诗雅、王承勋、孙传生他们3个人参加,这一下安振田没话说了,而且他也不敢得罪这些有势力的大户,只好收留他们。以后安振田的这一部分人和四区固留镇王鸿乾的一部分人,联合改编为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三大队,安振田任大队长、王鸿乾(共产党员)任政治指导员,王诗雅、王承勋担任中队政治员。

1937年11月之后,肥城县出现了许多支大大小小的游击队: 有的是共产党员或爱国志士组织起来真正抗日的,也有打着“抗日”的旗号,称王称霸,浑水摸鱼的。可谓“司令多如牛毛”,什么人都可自封为官,光杆司令有的是。三区的游击队共有6股,主要的下述4股,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

乔绶卿部: 活动在望鲁山后东西界首一带。乔绶卿曾任过三区区长,他接受了共产党员远静沧、崔子明的教育,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三区抗日救国会长,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他在当地有声望,有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广,到1937年底组织起20多人的队伍,后参加抗敌自卫团,改编为第二大队,任自卫团参谋主任。

葛阳斋部: 1937年11月,葛阳斋和牛家庄小学校长孙荷斋、教员孙诗轩、葛家台小学教员孙诗贵组织起20多人的游击队,活动在五虎门、牛家庄一带。后来这支游击队编为自卫团第二大队,葛阳斋任自卫团副主席。

陈惠民部: 陈惠民在下庄镇开了间染坊,交游甚广,讲究义气,性格豪爽,“七七”事变后,在远静沧、崔子明的教育帮助下,组织起20多人的队伍,名为“抗日义勇军”,有10多支枪。1938年1月,他带着这支队伍投奔自卫团,改编为第二大队,被委任大队长,孙诗轩任政治指导员。陈惠民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对敌斗争坚决。

李汝兰部: 李汝兰外号“一撮毛”(因腮帮上有块黑痣长着一撮毛),曾拉过“杆子”(即当土匪),性情暴烈,武功好,双手能使驳壳枪,且枪法很准。对豪绅地主、国民党官府极为仇恨。也是因为“洪帮”的关系,对孙传龄很敬佩,也很尊重。孙业旺遂在堂叔孙传曾、表兄王从德的带领下参加了李汝兰的游击队,这支队伍有30多人,孙传曾当过兵,打过仗,胆子又大,李汝兰让他当了班长; 王从德是小学教员,就留在队部当师爷(文书); 至于孙业旺,因年纪小,没有编到班里当兵,而是留在队部帮表兄抄抄写写。

还是在1935年冬天,韩复榘手枪旅的一个营到肥城“剿匪”,营部带一个连驻扎在肥城城关。该部有一个中尉排长叫霍寿峰,二十五六岁,性格开朗,有正义感,很重义气,系青岛人。原是个初中学生,因为家庭变故无力继续读书,便托关系求人情参加了手枪旅,开始当上士文书,后来参加军官训练团,毕业后分配当了排长。他不满社会的黑暗、旧军队的腐败,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更是甚为愤慨,亦对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极为不满。他也参加了“洪帮”(即家礼教、三番子),了解到孙传龄的情况,对其奉之为长辈,致以弟子礼,时常到孙家叙谈。还有一个司务长周继平,是河南西平人,当了10多年兵才是个准尉,年约三十岁,人很老实,不善言谈,为人正派厚道。由霍寿峰介绍,俩人来孙家拜见孙传龄。霍寿峰还提出他俩和孙业旺3人结拜把兄弟,只是小孙年龄尚幼,没有磕头换贴。1936年,孙业旺到济南育英中学读书,有时他们来学校看望,请小孙到他们家玩或带其下馆子、看大戏,往来密切。

洪帮在旧中国是一个秘密帮会组织,具有浓厚的封建神秘色彩,蔓延于东北、华北、西北和黄河、淮河流域,渗透力极为强盛,上至达宫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各行各业,几乎无处不在。洪帮有着严格的帮规,凡入帮者必须忠贞不二、孝敬师长,为朋友两肋插刀。帮内按等级排辈,高一辈者不论认识与否均为师伯、师叔,更高一辈则为师祖,只要是同帮认准无误,虽素不相识,也要管吃管住,临走还要给予盘缠(路费)。

孙传龄16岁离开老家来到肥城县城,当挑夫赶毛驴谋生,为立足社会保住饭碗,18岁那年托人引荐入了“洪帮”(俗称“进山门”)。入帮40多年,论资排辈相当高,孙家经常人来客往、熙熙攘攘。后又接替岳丈王兆生,在肥城县政府财粮科当了个田赋征收员。算是“黑白两道”都有些关系。孙传龄不时参加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和肥城场面上的人物如刘继河、纪三爷、陈师爷等人交往甚密,说明他在城里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孙家之所以能从肥城城内迁往西陆房村安身,居住4年多没有遇到大的麻烦; 孙家长子孙业泉参加抗日活动于1941年被俘后又被营救出来; 均有借助“洪帮”的势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组织肥城三区抗日救国会(后改为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组织游击队过程中,筹集枪支、粮秣、钱款,调解说合几支游击队避免火并磨擦、自相残杀,孙传龄都做了许多努力。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他参加了财粮科工作; 只是可惜,在1945年夏天就病故了,没能亲眼看到日寇投降、滚出中国,而值得安慰的,过世之前,已经知道小鬼子蹦跶不了几天了。

1937年孙家迁居三区西陆房村之后,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个妇女。她俩是霍寿峰、周继平的太太,拿着给孙传龄的信,每人只提着一个箱子、一个提包,非常狼狈。她们是因为战事紧急,济南呆不下去,逃难到肥城,没找到孙家,打听到搬去西陆房,才雇了辆车赶来。当时时局十分混乱,孙家也是逃难在外,如今又来了两个年轻女人,这可怎么办呢? 夫妻俩商量一下,决然收留下,孙传龄说: “既然有难找上门来,我们再困难也要帮人家一把,谁叫我们是朋友唻,人家信得过才把家人托付给我们,我们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王秀英对她俩说: “你俩找到我们,就象到了家一样,我们有难同当。有我们吃的就有你俩吃的,先住下来吧,待战事平息后再让你们回去团聚。”

西陆房虽是一个集镇,但终属闭塞的山区,孙家一家八、九口从肥城城里来已经为众人瞩目,如今又从济南来了穿著时髦的军官太太,就更加扎眼,在群众中很快传开,有的人还托词借故来串门走动。看看这两位太太。王秀英怕出事,就劝她俩改换衣服,包上头巾,不要外出上街赶集。她俩还听劝,就这样在孙家住了近1个月,总算没有出事。霍寿峰和周继誓接到她俩的信,知道平安无事,也给孙、王夫妻来信,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是年12月底,韩复榘不战而退,济南失守,军队往南败逃,人心更加慌恐,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日数惊。一天夜间,突然有人来孙家敲门,声音甚急,使一家人从睡梦中惊醒。孙传龄开门一看,原来是霍寿峰和周继平两人,他们面容忧郁、黑瘦、疲惫不堪,没带什么行李,只背个背囊。王秀英急忙起来给他们烧水做饭,边吃边说,才知道他们是在撤往曹县和陇海铁路一线途中,看到国民党军队腐败,不真心抗日,深感前途无望,不愿再随军南逃,在渡汶河时脱离了队伍找到这里,想带着妻子回老家另寻生路。他们身着军衣,携带武器,一路上无论遇到日本鬼子、国民党军队,还是地方民团、红枪会都很危险。他俩央求孙传龄,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救他们,想法给换身便衣,并把枪支弹药卖了做为盘费。这可是既困难又冒险的一件麻烦事,使得孙传龄、王秀英十分为难。夫妻俩一方面安慰他们,一方面派人赶决到游击队找孙业旺回来商量。

第二天,孙业旺和王从德、孙传曾从游击队驻地黑峪回到西陆房。见面后,小孙给他们讲了一下形势,然后说道: “现今这么乱,你们找上门来要帮忙,我们是朋友,义不容辞,要说换便衣这绝无问题,要说卖枪可就难了。我们现在正在组织游击队,要武装抗日,这枪应当用来打鬼子。你们需要路费,我们可以想想办法。”孙传龄也说: “这样吧! 给你每人50元钱做路费,枪留给业旺他们到游击队去用。”一开始,他俩沉默不语,看来是嫌钱少。孙业旺估摸到他们的心思,便开门见山、晓以利害,对他俩直言: “大家关系一向很好,你们相信我,在有难的时候将家眷托付给我,这份情谊非同寻常,不是萍水相逢,泛泛之交。现在你们不愿随军南撤,另谋生计这也好。咱们不是外人,不是做生意,也不是我们买枪,而是你们不能带枪上路,弄不好会把命丢了。说实话,我家八九口人逃难在外,没有什么钱。给你俩做路费出钱,还是从钱庄借的印子钱(高利贷)。你们留下枪,我是带着参加游击队打鬼子用的。”孙传龄继续劝道: “咱们在江湖上行走,义字当先。留下枪正是为了你们好。我们要枪不是做买卖,孩子们带着参加游击队打鬼予,也算用到正道上了。”他俩沉思片刻,霍寿峰回复: “大爷和兄弟说的句句在理,咱实话实说,带着枪是不能走路的,500多里,人生地不熟,非常危险,弄不好把命也搭上。我们听大爷的话,就按老人家说的办,何况枪留给兄弟打鬼子,我们也就放心了。”周继平也说: “患难之际,大爷济危扶困、慷慨相助,我们家小在这里1个多月,多蒙大爷、大娘照顾,所幸平安无事,这种大恩大德无以图报,实在是感恩不尽。别说还给我们钱,就是不给钱,枪留下来给兄弟打鬼子用也是正道。”事情就这样说妥了,接着商量走的路线和方法。他们又休息了1天,第三天黎明,换上孙传龄找来的衣服,带上箱子和提包,提着孙家给他俩买的点心盒子,装扮成走亲戚的模样,天不大亮就起程上路了,孙传龄和孙业旺爷俩送到村外大道上,他们满含热泪、行礼告别。

孙业旺和王从德、孙传曾随即带着那两支驳壳枪和200发子弹回到李汝兰的游击队,小孙没有枪,便带着父亲的一把七星宝剑做武器。

李汝兰和安振田矛盾很深,水火不容。1938年1月,李汝兰的队伍编入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二大队,他任三中队长。安振田投奔自卫团后,当上第三大队大队长; 为此,李汝兰愤愤不平,加上自卫团组织纪律严格,他受不了纪律约束,也过不惯艰苦生活,后来叛变投敌当了汉奸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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