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黄连腌制的橄榄(之三）卑劣的高文谦 -- 史文恭

由于国内长期以来样板戏式的宣传和党史研究的倾向，使得一批在海外的所谓的“颠覆性的”党史著作“声名鹊起”。比如连累的国军一级上将胡宗南都成了“共谍”的英国历史学家张戎女士和她的老公，又如著名的“御医”李大夫的回忆录等等。这类著作要么迎合西方普通老百姓的浅薄思维和猎奇心态，要么为了宣传战的目的可以抹黑中国革命的代表人物进而抹黑整个中国，-----但由于这些作者的水平过于低能，或者他们抹黑的手段过于生硬，因此，他们的作品最后只能沦为笑料或者更烂一点的垃圾。----而和这些人相比，高文谦却是不同的。

因为他确实是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著名的党史研究者，他早期的对周公的研究作品俺也见过的。和张戎这种只能写“人所不知的故事”之类的造谣者，或者李大夫这样只能靠人捉刀才能完成他那本鱼龙混杂的大杂碎不同，高文谦的作品，是以历史著作自居，并尽量用历史著作写作的体例来书写的，故对于一般不熟悉党史的读者而言，自然容易被这样一本所谓的“著作”迷惑，尤其是当高文谦在他的书里抛出了如此之多的“猛料”之后，在震惊之余，读者们恐怕连更容易上当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仔细地考察高文谦的这本著作时，我们能够看到，他在选择史料的时候，远不是那么公平和全面的。比如在描述913事件后东哥大病一场时的情景，他用的就是李大夫的那本臭名昭著的回忆录，而对于同样是他的《晚周》一文重要参考原料的周公保健医生张佐良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对于同一事件和李医生大相径庭的描述却视而不见。具体的区别在后面的帖子，大家可以一看。

而这样的描写并非仅此一处的。

但假如仅仅是有选择地为了自己的结论组织“史料”，是不足以给高文谦“卑劣”这样的定评。 俺给出这个评语的原因在于高写《晚周》本身就不是一个平和心态下客观的写作，而是有目的地通过将毛周之间的矛盾扩大化，有目的地通过用所谓“忠君”，“保持晚节”，“女性性格”等貌似客观实则恶毒的解释来矮化周公在文革中的心路历程，而伴随高文谦践踏周公的形象的过程里，东哥自然就因为变成一个固执，多疑，残忍的领袖了。

所以，高文谦的手段就是一石二鸟地通过谋杀中国革命最著名的两个领袖的公众形象进而达到谋杀整个中国革命或者说作为红色中国的整体形象。----虽然这种手法本身从严肃的研究历史的标准来看，是低劣而且是浅薄的，但作为一种宣传战的手法，高文谦的确通过他的著作迷惑了一批读者。

这也充分解释了他的书为什么会在美国出版并风靡港台的。他的确立功了，可惜，不是为了他的祖国。

而即使抛开民族大义不论，从一个写作者的基本的职业素质和做人的良心而言，高文谦更是卑劣的。为什么？因为周公本人在文革十年的历程是他一生最为艰难，然而又是对这个苦难的国家贡献最大的历程。而支撑他走过这段历程的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如高文谦之流所渲染的“忠君”或者是“保持晚节”，甚至更卑下的“自保”，而是周公作为此时中国行政系统的最高领导的责任感和一个五十多年党龄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纪律性。尤其是前者，在国家陷入混乱之际，对于新中国的第一个总理而言，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他所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挑战？这是评论周公在文革中行事的一个首要的标准。

说一个小事，文革初起，九门提督郑维山是配合周公完成了东哥几次在天安门检阅几十万红卫兵的有力助手。他的回忆录就提到，有一次东哥检阅了一大半，不知道什么原因，回头就下楼了。结果几十万的红卫兵拥在天安门广场，呼唤东哥。然而主席已然不在，所以了结场面的就是周公和郑司令，大概劝了两个多小时才把红卫兵小将劝下去。

又比如说，红卫兵们串联到北京，东哥说了要免费招待，是“毛主席的客人”，但这几十万，上百万的红卫兵在北京又是谁落实招待工作，安排吃穿的呢？自然是周公。他甚至做到了把外地红卫兵安排进西花厅住宿的地步。

而这些小例子，对于周公而言，已经是最幸福的小事了。---因为在文革初期，一方面是大批的“当权派”被打到，一方面是全国上下的各个单位里面陷入派性斗争，也就是说，对于周公而言，他所倚靠的兵力去了大半，但他要解决的问题却增加了远不止一倍，而且往往都是恶性的，重大的问题。-----年近七十的周恩来在文革早期不知道熬夜多少次，接见了多少外地汹涌而来的“上京告状“的红卫兵，造反派，为了不断发生的诸如火车线路中断，几千个车皮滞留，武斗升级，造反派用坦克互相攻击，或者高级党政干部不正常死亡等等恶性突发事件而殚精竭虑。------也举一个例子，李德生开国少将实际上也是文革间东哥着意培养的一个接班人，他一度官拜党的副主席。开国少将做到这一步的，也就是他和汪东兴两位了。但李德生在文革初期不过区区12军军长，为什么被东哥看重，就因为他对安徽对造反派的“支左”工作做的好。-----怎么做的好？李德生能够单枪匹马一个人跑到正在武斗对峙间一个造反派“司令部”里做工作。如此胆略，令人佩服。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当安徽的造反派要上京告状时，李德生是如何制止的呢？----他的手段几乎和王洪文在安亭事件的做法一样，居然是要靠一批解放军指战员躺在铁轨上才硬生生拦下了造反派乘坐的火车。

这就是文革的疯狂程度。而对于周公而言，他面对的是全国性的铺天盖地式的疯狂。而且他还要面临之前老部下的背叛，如他一手带出来的陈家康。

因此，在文革初期的疯狂岁月里，假如周公真的是如高文谦所渲染的那样一个所谓的“忠君”，“保持晚节”甚至“自保”的懦弱的“宰相”，那么他又怎能有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耐力撑住此时的中国呢？

而文革初期有多乱，周公那时的工作环境有多恶劣，他对局势的缓和和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卓越，作为高文谦而言，他难道不是知道的最多的吗？那么，既然他写的是《晚年周恩来》，他怎就不能把这个最重要的基本面给说清楚呢？反而一个劲地渲染所谓的“保持晚节”和“忠君”，这种做法，对得起周公在文革间对国家的贡献，又对得起他在如此艰难复杂环境下依然想方设法挽回局势的苦心吗？

所以高文谦的这本著作彻底地说明了他的卑劣用心和卑劣的文风。而这种卑劣行为并不仅仅是对周公在文革间真实形象的巨大伤害，同时这个卑劣行为也让文革复杂的成因和发展扁平化为宫廷式的权力斗争，因此妨碍了对文革真正深入的思索。

• 黄连腌制的橄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