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作为一个后辈，转一些刚被人人网封掉的照片 -- 苏芬以北

1980年之后的事，对老马来说算是亲身经历了。现在回想80年代，和本文有关的事情大概有这几样。

首先能想起来的就是80年代的自由主义忽悠阶段。那时候听美国之音理论上是敌台，实际上是风尚。一个政治笑话或是一个政治传言头天晚上在美国之音里出现，第二天晚饭后就能在街头乘凉的人群里流传。我当时还是这乘凉的人群中打闹的小孩子，但也模糊记得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教师、青工）在谈到工作、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时，往往要加一句“这事要搁在国外…………”。快到89年时，《丑陋的中国人》，《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这一类东西影响极大，封面上那几个恶心的扭曲人形我至今都认为是平面设计的典范。那时候电视少，成人看《河殇》，孩子也没选择不看。现在20多年过去了，内容几乎全忘，只有重看结束词才能回忆一二，唯有危机时低沉的语音，描写中国文明时昏黄的色调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最后画面一转，黄色文明转成天蓝色的西方先进文明，高楼大厦，蓝天白云，林荫大道，立刻让人有扑过去洗个澡，彻底冲掉身上黄色尘土和肤色的想法。现代传销手段+只有一个台的cctv。这个宣传效果真是没治了。河殇播出之后，有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登载的解说词成为知识分子之间最受欢迎的传阅品，因此不少单位的人民日报第五版都没了。对于我这样的小学生来说，将来最好的前途莫过于重点中学、大学……….乃至留学。这个“留”学一度也被我理解成一个学历级别。总之外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资本主义就是好，偶尔有几个非洲拉美的援外人员说起国外的实情，让我这样的听众感觉非常的矛盾——还有这样的外国？

尽管中国不如外国好。但生活还是在改善，在城市里，企业开始真正变成一个独立的财务单位，能不能攒钱搞技术升级不一定，但肯定能够拿出钱来给职工盖房子。成排的5层楼房取代了原来由成排平房构成的工村，单位里的人开始为了奖金和彩电票而打架，领导们也把朝鲜战争缴获的美国吉普换成了国产新车。在农村，分田到户没啥意思，但是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是实实在在的，电泵和农电也相对便宜了，保证了分田之后的灌溉问题。农村老家的主作物是玉米高粱，现在老乡们每年吃细粮的时间从用天计算改成了用月计算。粮票从硬通货变成了换鸡蛋的零花钱。70年代末期的时候，公社已经有了剩余劳动力，中间头脑灵光，读过中学的那一部分被公社抽到供销社、社办企业见习，现在他们拥向南方打工，赚到了几十块钱的月工资，回家拉上自己的孩子一起去赚钱（中学入学人数直到80年代中期才在人口增长的基础上止跌回升）。在他们去打工的地方，70年代的县办企业被个人承包，社办企业被个人以租代买的经营。在下放工程师设计的生产线上，廉价的轻工业品和小机械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比如孩子们过年时得到的化纤新衣服，比如修鞋师傅那全国一律的补鞋机，乃至爆米花小贩的制式膨化机。上一代人攒出来的山寨工业社会终于为十亿人转化出农业社会不可能提供的财富与奢侈品。只是城乡差距依然巨大，由于待业青年和回城知青的存在，农民被国企招工基本上只在需要拆迁征地的时候发生了。在城市里，尽管行政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收入也增加了，但比起手头活泛的企业干部，看看生活水平和自己差距越来越小的普通工人农民，这批人反而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期待进一步的变革。所谓端碗吃肉，放碗骂娘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反正有个虚幻的国外天堂在那里比着，怎么可能不吃肉骂娘呢？

骂娘最狠的是企业和机关里新来的大学生，如果他们没有赶上被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这一拨机会，那骂的还要花样翻新。我就听人背后议论某几个新来的大学生喝酒时放狂言“用不了几年，这个企业就是咱们管了”。这种心态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那场超级狂欢中达到了高潮，然后悲剧。

89年之前，其实那几个大学生的闹腾也就在86年上了次台面。对普通人和我这样的孩子来说，88年大涨价才是80年代末最深刻的记忆。冰棍从5分到了一毛，今天拿到的彩电指标，当天没从银行取到钱，第二天就要再找亲戚借上50块才能提货。在这种气氛下，原本存上几百块钱觉得足以老来花用的退休工人赶快去提前支取定期存单，原本就是月光族的青工更有理由潇洒消费。商店里挤满了购物的人群，人们一面咒骂着传说中倒卖物资致富的太子党，一面把商店里所有的商品，从过时的搪瓷缸到自己家里摆不开的家具一并买走。上海火柴厂在88年2月还积压着6000万盒火柴，每月还要新产出2000万盒，结果到4月份时，库存空空如也。这在一个打火机迅速普及的年代真是奇闻——这不是因为中国人真的需要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觉得钱“毛”（土话 贬值之意）的太快。所以人民拒绝相信人民币的信用。真正的社会危机来了。

这个危机其实还是和年轻人的狂欢有关系。1986年胡耀邦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换马，之后上台的赵紫阳并其实还是沿着他的路往下走。一批指点江山的年轻人在赵紫阳周围继续体会到什么叫如鱼得水、君臣相知。他们以一个叫做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机关为中心，用自己在80年代学到的西方经济学来给中国经济动手术。进而还要设计中国在下一个世纪的政治结构。1984年，遵循西方经济学原理的主刀医生提出了双轨制，然后包括赵紫阳的儿子赵大军在内的太子党们一拥而上倒卖物资。到了88年，官倒带来的资源损失和社会危机已经如此严重，严重到这些医生只能高喊着“长痛不如短痛！”进行“价格闯关”。据说这是更符合经济学原则的改革，只是普通居民必须站出来为官倒买单，这显然带来了极大的不满。

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湮没成本不是成本，边际效益才是效益。换句话说，一个买卖是否要做下去，决策原因不应该取决于之前损失多大或是赚了多少，而是下一步到底是亏是赚。尽管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们已经在中国制造了足够的社会危机，但对聪明人而言。利用这个危机谋取最大利益才是最紧要的事情，解决危机如果没有效益，则不妨放一放。于是，从4月份胡耀邦挂掉开始，大学和知识分子开始骚动，部分工厂也跟着不稳。虽然骚动的人群并不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但至少有人清楚自己需要什么，这就足够了。此时旧执政元老虽然未必猜不出骚动的用意（他们自己策动过类似的事情 后面另说），怎奈何执政集团内部就有人煽风点火，所以火越来越旺。

骚动的人群有三种人，1 模糊地相信西方民主自由、市场万岁的小知识分子和学生，2 因为涨价和官倒而不满的普通城市居民 3 直接或间接地从某些新兴官僚或美国大使馆领受任务，煽风点火的骨干。其中1和2在普通教师、青工上有交集；1和3在某些自以为加入新型文化、宗教或学术组织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交集。第二种和第三种人，大家不难想象他们的心理。第一种人作为运动的标杆，我可以说个小段子来谈谈他们。

北方某城市，大学不多，驻军不少。学生们在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其他城市狂欢节的进度，决定发动一次游行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几个学生领袖在宿舍里谋划不已，你拍桌子我讲道理，好不热闹。但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几个人议论好久也拿不出个方案。这惹恼了上铺趁停课睡懒觉的一位仁兄，此人素来对政治无兴趣，但觉得不帮帮这几个废物自己就没法睡觉。于是翻身下床，拿出地图，三下五除二拿出个方案。如何集结，如何整队，如何喊口号显示气势，如何绕几步躲开驻军，如何整肃纪律博得市民同情…………几个民主精英虽然不服，但肚子里没货，只能言听计从。第二天，这位仁兄继续睡觉，游行大获成功。又过了几天，各地都在搞“高自联”。本地自从游行结束后也没啥成型的组织，一时间为了赶潮流，也没法搞普选，讲究程序正义了。于是几个精英一商量，就地把这个老兄推举成了省高自联主席，反正他也整天睡觉，不会出来夺权搅局。等到秋后算账，毕业分配的时候，那老兄才搞清楚当年那一冲动的代价，只能认倒霉了。这就是当时民主精英的典型面貌，既无组织和管理能力，也没有一个包含实施细节的政治目标；只有一个模糊的不满和对虚幻的民主自由天堂的向往，最多再加上几分不明确的野心。

真正在运动中起主力作用的还是第二种人，对官倒和涨价不满的群众，简而言之，无产阶级。这次政治风波，深层因素本来是胡耀邦-赵紫阳代表的激进“改革”集团引发的经济问题。只是通过第一和第三种人的中介，运动的风向才转向所谓的“民主自由”，转向怀念胡耀邦，支持赵紫阳以及他身边的人，赵大军以军车搞官倒的事情被轻轻放过了。在事后的宣传中，国外媒体需要渲染这场运动的自由主义色彩，国内低调的自由派媒体需要羞答答的表功，出手镇压的旧集团也自然不希望把事情描绘为底层民众的不满，三方难得的在宣传口径上达成了一致。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89事件成了一次年轻人策划的可笑闹剧，那些打着毛主席像游行，保护天安门上毛主席像的工人职员队伍被默契的无视了。其实，如果只是几千几万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旧执政集团根本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派数个野战军重装进驻。就算需要动用军队，如果不是公交部门的破坏和怠工，向广场的推进完全可以好好利用发达的地铁和人防系统，而不需要在地面上推开一个又一个客车街垒，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当然，第三种人包括一些极端的恐怖分子，躲在人群中主动向军警发动攻击乃至开枪，他们是不怕流血的，尤其不怕流人民的血。因为事情闹得越大，对他们越有利。但军队保持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对平民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在确实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也没有把北京变成另一个光州。如果像各方宣传的那样，他们只需要对付那些一小撮松散的知识分子联盟，即使有几个恐怖分子也不会导致开枪流血，杀伤无辜。

对于执政旧集团来说，他们并不是因为道德上的特殊原因才出手制止这场骚动的。事实上，十多年前的北京，他们已经借着周恩来去世做过类似的事情。1976年，返城后暂时赋闲的高干子弟们充当了通讯兵，他们往来串联，在各个单位进行地下动员，把普通城市居民对稳定增长的期盼巧妙地引导到邓小平复出上——正是他当年主持了反右和大跃进，并在自己离开权力中心时授意中层官僚怠工，造成经济停滞。这些事实随着当年参与者得意忘形的表功而逐渐披露。89年的时候，新官僚集团想在老官僚面前玩这一套，着实是嫩了点。

赵紫阳、胡耀邦以及他们代表的新官僚集团和邓代表的老官僚集团在立场上并无实际矛盾。从21世纪回望，赵紫阳计划实施的一些经济政策均被后继的几任总理更激进的继承；赵紫阳去广场作秀时的拥趸在反戈一击后也坐上了他的位置，在作秀表演上更上一层楼，成功地完成了从官僚到政客的转变，赵紫阳如果真的把他的经济政策和政治作风当做理想（而不是工具），那他大可含笑九泉。事实上，两派均对新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都没有深刻认识，都被西方经济学的休克陷阱忽悠过。只是新派急于利用激进改革来树立旗号，博取政治资源，吃相难看，这才引发老官僚出手干预，稳定局面。俄罗斯的叶利钦也是声讨旧特权集团上台，赢了之后立刻营造自己的新特权集团。两者区别只在于胜败不同。

那么，为啥俄罗斯的旧官僚输了，中国的旧官僚赢了呢？难道俄罗斯的坦克还不如中国的老59？大的历史转折点不能从个人特性上做文章，必须到两国的社会结构上寻找答案。

中国直到21世纪都是一个城乡二元社会。没办法，底子太差，农业人口太庞大，1949年的时候貌似有11%的城市化比例。但那时的城市其实就是附近农村地区的一个中心而已，除了基本行政管理外，不做任何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事情，几乎不生产大众工业品给农村，倒是每年消费不少资源和生命（因为卫生条件差，城市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除了二三百万人之外，几千万城市居民都不是现代工业人口。到了1978年，城市化比率勉勉强强地增加到了20%。然而这20%实打实的都是现代工业人口，是从1%不到的比例硬生生增出来的现代工业人口，（多余的都派下乡，改造农村去了）。这些人口拥有极强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复制能力，享有基本的福利和相当程度的教育、卫生服务。如果中国学习拉美印度那种城市化方式，可以立刻让城市人口扩张3倍，但也只能像印度拉美那样，让这些新增人口拥入毫无基础设施的贫民窟，让其中一半失业，另一半从事低价值的三产糊口。我们作为只需动嘴的后人，当然可以左手批判城乡二元体制是封建制度，右手批判知青下乡是历史倒退，也可以昨天批判工资标准20年不变，今天批判工农剪刀差。但对于当时的决策者来说，在工业资源极端紧缺的中国，一边用二元体制吸引相对优秀的人力从事最要紧的工业社会建设，一边尽量扩大工业化生活覆盖的人群，同时还要尽量降低工业化人群超出平均水平的消耗，积攒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积累，这是一个必然的策略。

甭管怎么解释吧，到1989年的时候，中国人口的大部分还是农民。在一个准工业国（1976年中国工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72%），工业人口的政治态度要比松散的农民重要的多。这些工人是一个相对富裕，生活有保障的阶层，享受着超出国民平均水平的工业化生活，这和1976年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意味着这个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工业国中产阶级的特性——保守，求稳定。激进的改革，即便在理论上有大大加快整个国家发展速度的可能，但如果激进的改革或革命会破坏眼前这种二元体制，哪怕仅仅是有可能采取更平均主义的工业发展策略，都可能导致工人阶级趋向于支持旧秩序。

依靠这个“民意”基础、旧部在政府内部的配合，以及高干子弟老红卫兵的串联，1976年邓小平就曾经在城市中汲取过政治资源。只是当时毛泽东还在，在城市民众中拥有更高的威望和动员能力，骨干分子没有发动起89年那样的运动规模。结果毛泽东老练地派只携带木棍的一万多民兵去驱散这次政治闹剧，未尝流血即取得完胜。邓小平和他的同盟很遗憾地没有看到真正的流血和事态扩大，只能在得到一定的政治成果后暂时蛰伏，等待毛泽东去世再说。这一事件也促使工人阶级更加趋向于保守和短视。

到了1989年，历史重演，城乡二元体制依然使大部分工人乐于保持现状。只是邓发现自己的位置正好和当年反了过来。当年工人中的一部分很容易就被忽悠到广场去反对文革派的“折腾”，抱怨自己的子女被送到农村。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虽然对官倒表示愤慨，对涨价表示恐慌，但如果一定要做出一个选择，他们宁愿选择看起来似乎“不折腾”的官僚。此外，当年表示反对折腾需要上街，现在表示反对折腾只需要留在家里。因此情况还没有失控。对于平民的这个选择，我虽然当时不在北京，也深有体会。我生活的矿区是中央企业，常有人要去北京出差，在1989年春天去北京的人，回来都表示：“可回来了，北京太乱了，你们要出差也快去快回”，“军队和便衣真多，不能造次”。虽然这些人平时在晚饭后的聚会中也对社会表示了严重不满，但这依然不足以让他们跟着那个虚无缥缈的民主自由旗帜走。在许多城市，学生占据了广场道路，不许公交车通过，工人们就步行几个小时继续上班。既没有兴趣参与，也不打算参加工人纠察队去镇压。尽管在货币贬值之下，上街的人远多于76年，但经验老道，经历过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老官僚们依然很快得出结论：局势依然可控，可以在少量流血后恢复秩序。于是，想政治投机的军官被替换，部队坚决地攻击前进。在接近广场的地方，急于完成任务的军队还进行了小规模的集体开火，之后受到攻击的人群和民主精英一哄而散，89年的狂欢结束了。

城乡二元体制误打误撞地帮助了当局。所以，在中央电视台热播《河殇》的中国，尽管知识分子几乎完全丧失了对本国的自信。中国还是没有像苏联那样，先解体，然后拆散自己的工业体系卖旧货。在1989年这个转折点，旧官僚的胜利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趋于保守，有了坐下来想想的时间，没有一味地往自由主义的套里面跳。当年冬天，天安门还没恢复正常开放，东欧即出现剧烈动荡，共产党政权一个接一个的倒台，在无数的谣言中，齐奥塞斯库被私刑枪毙。一大批东欧前共产党官员反戈一击，加入自由阵线，然后在几年后排挤掉动荡时期的风云人物，重新上台。这个榜样实在太有说服力，一部分夏天时还有投机心理的旧官僚们现在都暗暗庆幸自己半年前下了狠心，回头给那些心急的新官僚又加了几条罪状。

• 要拿人当人，起码要认识到普通人和小资都是爹生娘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