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网文摘录，做个备份 -- 谢家堂前

关于温州，很多人讲着不同的故事。温州的政治老人如80年代后先后担任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和董朝才的版本，就与官方文人煌煌十大册的《温州经济丛书》不一样；而这些袁董这些老人的叙述，与乡野小老板的故事也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温州，而温州只有一个。

当时持续的腹泻抑制着我的判断力，直觉上，我更相信袁董和民间人士的叙述，而不相信《温州经济丛书》中“浓重的红妆”，虽然他的编著者是我敬重的前辈。令我生疑的是他们的出发点，或是为了抵消来自体制本身的“排异性”，一定要把温州的故事变成红色的“帝国叙事”。在温州改革的前十几年，一直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他们太秀异了，每一次政治上的风暴，体制内的左右交锋，“毛栗子”总是要落在温州头上。

采访温州专家，开篇谈党的领导时，我就掉头而去。如果把功劳归于党，那温州模式恐怕与苏南模式别无二致。他们习惯于温州的辩护人的角色，而意识形态法庭，当时多掌握在左派手里。辩护人的立场，要迎合法庭，提出有利于其委托人的证据，因时因地的策略，以争取地方发展模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可以理解，然辩护人的事实和立场，不能等于史家的事实和立场。

大约如此，在中国30年改革史上，很多历史叙述都是似是而非的。面对繁杂而矛盾的史料，新闻报道，辩护人的论文，那些人和事，往往让人觉得置身一场不散的假面舞会。温州的真身，也似乎被掩盖于亿万文字构建的浓浓的红妆之下。

温州当时在战略上，被认为是一旦台军登陆，即应放弃的滩头，是故国有投资甚少。浙江全省的人均投资，已是全国最末，而温州则是全省最末。温州之地狭人稠，没有计划经济之周到照拂，人们只有自求生路。

家族，也因为政府缺少破坏她根植的社会关系的利器——国有企业得以保留。在艰难时世中，她的对成员的保障功能更加凸现。相对于国内大多数地方，温州的最大不同，就是“没有被计划过”。

很多人后来援引远距现代千年的温州先哲叶适和永嘉学派的实用主义思想，来说明今日之温州人之所以富。

然而，在近古和现代，温州商人相对于浙江其他地方的商团，声名不著，更不用说与明清的晋商，徽商，扬州商人，和近代执上海现代商业牛耳的宁波商人比。从商业文化的积淀和商业传统上言，这种说法太牵强了。人均识字率，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经济资源，温州底子之薄，几同乞丐。如果找理由的话，没有被计划过，是计划经济之网的漏网之鱼，或是温州的优势所在。

计划经济下人和人的关系，取向于上下之间的忠实，而不是横向的合作。这是一个经济制度的乌托邦，移植于中国社会之上；而温州人只有建立在血缘地缘上的平等合作，才有生路，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底色。

家族成员间的信用和责任，形成了资源的积聚和社会保障的供给。几年前，我手下一记者采访回迁的三峡移民，他们痛斥政府腐败，但我遍观稿子，发现证据不足。觉得真实的原因，是政府希望这些移民分散安置，尽快与当地人同化有些操之过急。中国农民也是“网络化生存”的，这个网络是血缘亲缘地缘网络，处在这个网络中，困顿时他可以得到救济；病老时他可以得到扶助；就是家里来了客人，也可以向邻人借板凳碗筷。在农村金融破败的情形下，这些移民根本无法在民间融资。记者再一调查，果然。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帝力于我何有哉。在政府力量/帝力所未及之处，民间社会还存在，而在鄙远的温州，她保留得十分完整。他们不用按血手印，就可以偷偷分田到户。因为温州人面对的国家基层政权，远远不如交通方便，但同样贫困的安徽凤阳那样强大。而基层政权的构成，又多当地人，属于命运共同体，受制于家族等地方力量，不会盲目迎合上级政权。

“我到温州时，最先眼前一亮的是女孩子的着装。杭州还是满城蓝色列宁装时，温州女孩子可以穿上非常时髦的碎花裙。”袁芳烈说。没有计划过，也就没有被身份社会扭曲审美追求。在进口电影或书报上，偶然窥到的外国女装，第二天就被穿上街头，女孩子们竞相比较女红水平的高低，而不是服装带来的政治身份的暗示。

他当时未明白，以后成为温州工业支柱之一的时装业，正是发韧于此。

温州的市场经济是自己生成的。当时视之为“怪胎”的温州，实际上是延续的只是明清到民国工商业发展的路子。中国历史的固有的逻辑发展，在那里没有打断。后来我问一经历过温州很多风雨的老干部，如果当时有大量国家投资，你们会怎么做？

“那当然按上面的意思做。”他回答。

有学者90年代初期观察过温州乡村祭祀活动，各房各支各家，均有尊长，负责祭祀费用的筹集。族人多文化不高，但公开帐目的水牌帐目一清二楚，绝无贪墨。而宗族活动的执行机构“首事会”，绝对敬于其事，不会用控制的经济资源瞒着族人进行投资活动。在他们看来，投资是族人的企业做的事情，而作为“公家”的“首事会”只提供祭祀，抚恤，公共建筑维护等“公共服务”。“政企”之界限分明，我们的中央政府或要学习一番。

他观察的家族是平阳腾蛟镇的苏氏家族，数学家苏步青的父族。

然而，犹如宗教是科学之母一般，家族祭奠活动，让学者们看到了股份公司的组织雏形。在组织形式上，这种祭祀活动的安排，或与股份公司的商业活动同构。以后在温州遍地开花的股份公司，亦是以家族或亲族成员的合作，为基本的组织形式。相形于当时日见破落的城市国企，他们在制度上已经先人一鞭了。

在相当多的史料中，谈及当时苍南沿海乡镇很多制度创新：比如股份公司和私人钱庄等等。我一直怀疑，这些创新活动直接或间接与当时或此前苍南沿海的走私活动有关。

但走私活动中最知名的那些人，或系狱，或沉湎赌博重新不名一文。走私贸易在几年间，走入低谷，以后国内的走私活动，多舍温州这种交通不便的地方，走私主体也变为国企，政府机构甚至军队。但她给温州留下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走私市场旁边，有用人民币兑换银圆的摊点，以后成为私人钱庄的雏形；上岸的货物有破损，产生了维修匠，比如打火机，手表，太阳眼镜等，通过维修，他们掌握了制造技术，成为制造商。走私货的商标破损，及后来的仿制，也带来了商标印刷业的繁荣，到现在仍然是这里的支柱产业。

走私活动是不容于"帝国叙事"的,但横亘20余年的沿海走私,对民营经济的推动是难以估价的.比如石油,当时计划内和计划外价格相差很大,而国内价格远比国际价格高出许多.襁褓阶段民营经济无以得到计划特供的"奶粉",唯有通过走私一途.如果民营"赖昌星们",现在闽浙的很多产业的形成是难以想象的.走私背后是打破计划经济身份社会(企业和个人都讲身份)垄断性和自由贸易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