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国关学者的窘境 -- 白鹤

IR学者这个范畴放在国内来说太大了些。我相信楼主来自国内SIS三大校之一——坡上村的国际关系学院不在此列。

对于中国人而言，每个人都是政治的关心者，每天晚上7点的《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基本上已经成为佐餐的必备调料；

在这个基础上，学者如要真正成为学者，必有：其一是理论研究的框架；其二是实证研究的选取；其三是吃饭问题。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已经把吃饭问题放在了第一位。

在我离开SIS之前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观点可言，最潮流的也就是在拾基欧汉的牙慧——基欧汉的牙慧。最近福山在复旦的演讲《中国模式：历史渊源与未来前景》一语中的：

×××引用×××

在美国，“社会科学”的范围很广，一头是经济学，另一头是人类学和历史学。它们之间的区别很大。经济学家想把各种行为抽象成数学模型，他么不太关心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差异。而人类学家要找的就是差异，他们会告诉你“别泛泛而谈”。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界，获胜的是经济学家。我的专业是政治学，现在这个学科的主导方法是数学、博弈论。我觉得这是成问题的，因为我觉得社会体制的许多方面是不能放进公式里去的。我觉得这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家需要应对的问题。

×××引用结束×××

其实从认识IR，到学习IR，我只经历了5年时间，真正有用的不过论文的几个月而已。因为要写列奥.施特劳斯，所以要啃政治哲学（抑或反之，呵呵）。如果没有政治哲学、以至哲学的功底，我想很难在IR研究中有所建树。因为IR的功利性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终极关怀。正因为没有哲学基础，没有终极关怀，IR的功利性被放大了。扯远一点，如果每个中国的大学生入学之后开一学期的西方哲学史必修课，现在的社会风气和思潮都会纯净很多。

关于实证研究的问题

我很同意楼主的观点，研究成果—转化体系—决策过程。的确如果作为技术官僚的一份子，这个过程会得到升华，比如人大的金灿荣老师。但——他、以及这群学者的理论立意何在，抱歉，实在看不清楚。

我尊重的时殷弘教授，他是战略史的专家，不在此列。

关于吃饭问题

成名的“学者”众里，一类人是电视派，这基本上迎合老百姓和有司的口味，说一台相声；一类人是编书派，阎学通之流缩写了一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便成大家；再一类人是调和派，拾人牙慧，结合现实。这些归根结底都是吃饭问题。

正因为中国有15亿国际问题专家，所以野路子成不了真正的学者，只有受过IR研究训练的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曾经SIS的学生而言，学者之路我放弃了，实话实说，因为在国内我看不到前途。出洋之路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不会一辈子扔到国外去，就算在国外功成名就，回来之后依然要面临吃饭问题。很多SIS学生毕业之后选择到新闻媒体工作，我也放弃了，因为不能实话实说，而且国际口的新闻工作，实在是水中捞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