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厂长的故事 -- wqnsihs

[QUOTE] 胡志明的继任人黎笋

北越军队攻占西贡时的北越领导人。

在越南国父胡志明于1969年去世后，他成为北越的最高领导人。即使在胡志明健在时，黎笋也已经在南方组织反抗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还是1968年南越游击队在西贡和南越其他一些城市发动的Tet攻势的主要策划者。尽管这次攻势在军事上没有取得胜利，但这场战役却使得越南战争在美国国内变得越来越没有人心。

黎笋，这位前铁路工人，作为越共中央总书记直到1986年去世，享年79岁。

关于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

以下公布的这份文件：《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译自越文原件的英译本。该文本由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所长Stein Tnnesson在2000年1月香港“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公布，Tnnesson博士并向会议提交了关于该文件的研究性文章：《黎笋与中国1979,和 1952-1979》（Le Duan and China 1979,and 1952-1979）。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2001年秋/冬号[1]以《黎笋和与中国的决裂》为题（Le Duan and the Break with China），发表了这两份材料。

据Tnnesson博士介绍，该文件的英译者为Christopher E. Goscha[2]，他作为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的成员，在河内人民军图书馆查阅到这份材料后，将其抄录并译成了英文。文件原件为口述式的，既像是黎笋对秘书口授的讲话底稿，又似出席高层会议的某位人士对黎笋讲话所做的详细记录。该件属名“B同志”，没有注名记录或撰写的日期。通过内容判断，文件完成的日期应在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至10月4日越南关于越中关系白皮书发表的这段时间内。更具体一些，可能是于1979年3月15日中国做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之后仓促写就，但又应在1979年7月越共领导人黄文欢叛逃中国之前。将作者“B同志”确定为时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黎笋，是由于作者在文件中提到，他在1950或1960年代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别人称为“Anh Ba”（三哥），而众所周知，这是黎笋曾用过的化名。此外，文件于频繁提及越中两国领导人高层会晤时，作者“我”总以一种权威的方式代表越南方面，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在越共党内除了从1960年开始任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黎笋外，屈指可数。[3]

纵观黎笋这篇东西的要旨，可以说就是当年越南外交部发表的白皮书：《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的中心内容，诸如指斥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阻拦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阻拦越南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等等。这一点，事实上也证实了Tnnesson博士关于“B同志”其人的分析。

由于这份文件产生于中越两国兵戎相见，关系极度恶化的时期，因此，不仅基调忿詈，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指摘也多有失实之处。对此，我们既有需要正误之点，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下面，就几个问题简要谈一点看法。

其一，关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阻拦越南取得抗法战争完全胜利的问题。

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就在暗中进行支持法国的活动，并于1953年7月朝鲜实现停战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印支战场，试图拖延和扩大战争，使印度支那问题国际化，进而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介入，乘势将东南亚国家完全纳入自己的军事条约体系。如此，朝鲜停战后，中国与苏联，特别是中国，事实上面临着再次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而在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就力量对比而言，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居于弱势。由此，赫鲁晓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寻求同西方缓和，发展国力，以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近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国防现代化。这样，在同美国再度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面前，作为苏联的忠实盟友，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革命性与现实性发生了矛盾，其支援世界革命的强烈愿望不得不暂时让位于对国家安全和建设的考虑。于是，中国转而在日内瓦会议上密切配合苏联，竭力说服刚刚取得奠边府战役重大胜利，军事上处于进攻势头的越南党，牺牲局部利益以争取全局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采取积极的谈判方针，做出让步。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大力推动下，越南与苏联和中国进一步协调了看法，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最终达成。以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十几公里的六滨河为军事分界线，越南被分割成了南北两个部分。

对于越中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及会议成果，越南党和领导人于会后曾多次予以高度评价，胡志明在1954年7月发表的文告中即表示：“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1960年9月越劳党三大通过的决议也指出：“我们赢得了签订日内瓦协议的胜利，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北方得到完全解放后，越南革命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越劳党中央并曾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抗战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方的“全力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直到1965年 10月，范文同在会见毛泽东时还说：“奠边府一战只能解放我们的一半国土。”[4]

不过实际上，1954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对越南的许多领导人，特别是对1956年8月根据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分工留在南方指导革命运动的黎笋[5]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永久的痛，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越南当时有可能乘奠边府战役胜利之势解放全国，只是在中国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其结果是为吴庭艳政权对越南南方人民进行镇压和屠杀制造了条件。此点也应是导致黎笋较早成为越劳党中亲苏派人物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而言，日内瓦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分化了美英法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美国，打破了其制造东南亚紧张局势，争取对东南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计划，推迟了美国对印支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步伐。但是，从冷战的角度，或者说以冷战思维观察，就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而言，抗法战争的和平解决，实际上更多地只是满足了苏联实现与美国缓和的意图，并为中国提供了得以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而其遗留下来的越南分裂，老挝、柬埔寨在越军退出之后将由资产阶级控制等问题，无疑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壮大。日内瓦会议结束不久，美国即以防止共产党侵略的名义建立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将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列为该军事集团的“保护地区”，将南越直接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甚至公开宣称这个条约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这不仅打击了以妥协实现印支和平的中国和越南，而且实际上也预示了美国同中越之间迟早要在印支地区发生军事碰撞的前景。如此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究竟是什么？是以苏联的战略利益为中心吗？这个问题事实上既困扰着某些越南领导人，更困扰着毛泽东，这可以说是他后来反复就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劝越妥协一事向越南领导人做自我批评，承认中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犯了错误，日内瓦协议是一个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二，关于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对越方针问题。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署后至1950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建设方面，并掀起“大跃进”运动，希望大踏步地实现“超英赶美”，而且更为实际的是超过苏联，以期比老大哥先行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此，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这样，中共中央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既定目标就是维持该区域的中立化。而越南方面在1956年通过大选的和平方式实现南北统一的愿望落空后，转而开始计划重走武力统一的道路。1956年6月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当前南方革命任务的决议中指出：“目前全国的斗争形式是政治斗争而不是武装斗争，这并不等于说在特定情况下都绝对不允许采取自卫斗争形式”。分工负责指导南方革命运动的政治局委员黎笋则在8月份撰写的《南方革命提纲》中进一步明确表示，南方革命的道路是暴力革命。[6]1958年夏，越劳党中央就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问题征询中国方面的态度。中共中央以书面意见的形式向越方强调，越南南方“目前不可能实现革命变革，而只能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针”。[7]1959年1月，越劳党扩大的二届十五中全会做出了在南方开展武装自卫斗争的决定，再一次肯定解放南方的道路是暴力革命的道路。黎笋并在2月召开的总军委会议上提出：“我们不采用战争统一国家。但如果美—吴集团采用战争，我们也必须采用战争，敌人挑起的战争将是我们统一祖国的一个机会。”其后，北越派遣军队到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开始加紧进行。是年秋天，茶蓬武装起义爆发。[8]但此时，中国方面在越南南方组织并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问题上，尚未明确转变态度。

以此观之，有关中国在1950年代中后期阻止越南加强南方武装斗争的说法确是事实，中国这时更多地关注了自己本国的利益。这种方针从中国所需要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安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来看，应是合理的。但是，如若就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国际主义原则而言，则又有不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之嫌。这种状况，其实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个无法排解的矛盾，它为“兄弟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进入1960年代后，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形势不断发展。1960年初，越劳党中央开始在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村发动总奋起。5月，周恩来、邓小平在与越南领导人商谈南越斗争方针问题时即提出：总的说来，要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在城市里，一般地说是搞政治斗争，但最后要搞垮美吴集团，没有武装力量不行；南越农村有广泛的群众运动，有武装斗争，但武装斗争中也有政治斗争。[9]这表明中国的对越政策此时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数月后，越劳党三大就进一步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率先予以承认。翌年2月15日，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宣布将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统一为“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10]5月美国便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所谓的“特种战争”随之开始。一个月后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他们时即赞扬越南南方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说：你们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好。看来南方形势比停战以前好多了，地区也比那时大，美国人没办法，是南方人民自己搞起来的，人民要革命，美国人有什么办法。[11]其后，1962年夏胡志明和阮志清到中国，要求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政府一次就援助了各种枪支9万支。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中国在更大的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提供了各种枪支、火炮、弹药、军用品、布匹、粮食等物资。[12]

因此，说中国在1960年代初期仍不支持越南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却是有悖事实的。

谈到此期中国对越方针的变化，其基础应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开始逐步加强对南越的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感受到来自美国的潜在的战争威胁，但是毛泽东同时又认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13]另一个则是中国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际国内政策愈益向左转。 1962年，王稼祥提出的在老挝和越南问题上，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中国 “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援外工作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正确意见，被康生等人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帽子。此后，毛泽东即把所谓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作为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的主要例证，反复点名批评，[14]并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存在，阶级斗争的任务就没有解决，我们就必须高举反帝旗帜，无条件支持像南越和老挝等国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周恩来也宣称：“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 [15]中国领导人搞世界革命的激进主义热情开始不断升温。如此，中国再次奔向反美斗争第一线，成为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的首要盟友。

重新考察美国对越军事卷入的过程可以看到，它是与越南南方武装革命规模的扩大同步进行的。1961年是越南南方由局部起义转入革命战争的一年，越劳党中央决定从北方向南方派遣3-4万经过正规训练的战士，南方革命斗争形势进一步发展。是年末，美国派遣支援部队直接参战，到1963年底在越进行特种战争的美军人数已近2万，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集结部队则有4万进入战场。南方武装力量已明显地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特种战争开始迅速朝彻底失败的方向发展。[16]不过，肯尼迪直到其遇刺前都还没有接受他的一些幕僚的主张，向南越派出地面战斗部队，美国政府在越南的目标仍然是竭力维持住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约翰逊继任总统后，也未迅速选择迈出这一步，即如国务卿腊斯克所言：如果河内和北京放过南越，我们就将打道回府，反之，我们便处于一种严重的局势之中，就有一场真正的战争要打了。[17]但是此时，越南领导人和毛泽东为越南南方战场的有利形势所鼓舞，显然低估了美国大规模介入战争的可能性，即便在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同黎笋等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18]同期，美国却过高估计了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担心南越政权的垮台将导致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这样，当美国国会乃至公众面对美国驱逐舰遭北越鱼雷快艇群攻击的情况，转而一致支持政府对越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时，[19]战争大规模的升级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中国背负着对越南做出的支持承诺，担子也势必更重了。

其三，关于中国想控制越南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黎笋的谈话显示了极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把中国部队入越帮助修筑公路等行动，都看作是要控制越南的阴谋或企图。而事实上，中国派出支援部队是在执行中越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1965年4月初，当越战升级的紧急关头，黎笋受胡志明委托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请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主要为志愿的飞行人员，志愿的战士，以及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4月8日，刘少奇在中越两党会谈中，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明确表示：援助越南的抗美斗争“这是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义务”；“我们的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去，我们哪一部分去”。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这次会谈，中越两国签署了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随后，两国政府和军队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援助越南的协议。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做出相应决议，宣告：在美国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中国将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一起共同战斗，赶走美国侵略者。[20]可见，在派遣支援部队、志愿人员入越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是以越方提出要求为前提条件的。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就提醒过中国领导人不要“过分热心”。1966年4月，邓小平在与黎笋、阮维桢会谈时即曾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目前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没有任何这种企图。邓小平并且表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中国将立即撤走自己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21]此后，随着越美和谈的启动，中国从1969年2月起开始撤出在越支援部队，至1970年7月止，自1965年6月至1969年3月先后入越的中国支援部队32万余人全部撤离越南回国。1972年5月美国恢复在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和在北方主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雷以后，根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再次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赴越执行任务。这些人员也在完成使命后于1973年8月回国。[22]

可以说，由于地缘政治、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边界、华侨等因素的影响，越南对中国的戒心始终存在，这即需要作为大国、相对强盛的中国格外去注意维护与越南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在对越交往中的某种大党、大国主义倾向，实际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情绪。这样，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着手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时，越南方面对中国的抵触情绪愈益强烈，加上苏联的离间作用，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中国在越南明显倒向苏联之后“忍辱负重”加强援越的结果是，越南全身心地投入苏联的怀抱，并且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23]苏联则及时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的空白。苏越结盟，使中国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另外，关于黎笋所说的，如果中苏两国不是相互争吵、彼此对立的话，美国就会受到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牵制；而如果中苏双方联合起来帮助越南，美国也就不可能如此猛烈地打击越南，即中苏关系对援越抗美斗争的影响问题；美国从中国方面得到可以进攻越南的消息，即中美为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进行的信息沟通问题；以及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和方针等问题，可见笔者文章：《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等，[24]这里不再多谈。

1990年代以来，随着柬埔寨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冷战宣告结束，美俄相继减少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这一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力量真空”。面对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积极争取重返印度支那，以期获得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进而保持和加强其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趋向，维护和发展与越南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十分必要。中国应汲取历史的教训，尽力修复1979年那场战争给两国造成的创伤，消除相互间的猜疑，避免越南再把中国作为填补真空的主要威胁。不管怎样，中国和越南是世界上所剩无几的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两国毕竟曾经共同战斗过多年，因此，双方应当客观地重新审视以往两国关系的好坏、曲折及反复，以战略的高度和从大局出发，花大气力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加大合作力度，巩固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发表这份文件，目的在于供同行学者研究利用；同时配发Tnnesson博士《黎笋和与中国的决裂》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