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二十六)-1 -- 本嘉明

昨天说了两段书，这一看，居然木有反馈，一眼眼人气都没有，比郭德刚还要周立波，真是情何以堪。

本来，接下来是说日本大企业对总裁的培养制度。大家既然今天有所提问，就先荡开一笔。

（一）

小本一般不做亏本多余的事，为什么现在要来这一段书？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金融攻击，据我的观察，有粟裕大爷的指挥风格。

林总对粟总（请允许我这么尊称），是很佩服的，说过一句：“粟裕净打神仙仗。”

林总的风格，是：摸不准时比较谨慎，想得很多；摸准了后下手很狠，而且穷追不舍，坏事做绝。所以林彪要看到70%的胜算，才肯出手。问题是对方也是专业技术人员，你看到了70%，他至少也能看到55%的危险，能反猜你的进攻计划。而粟总胆大，往往自己刚看到50%的胜算，已经果断出手。而此时对方只看到35%的危险，还以为不妨一搏（比如说，热钱还是可控嘛）。

而粟总出手时，并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无法有全盘的计划。全靠主动出击，把敌人调动起来后，观察对方迟缓和薄弱的环节，然后果断投入老本，以无厚入有间，放手一拼。这种冒险打法，需要两大优势：一，自己指挥时随机应变的水平和命令下达速度，要高于对手。二，自己的部队，执行命令不打折扣，调得动用得上。

所以粟总的戎马生涯中，从中央获得的资源远少于林总，战功却不相上下，就因为林彪其实浪费了不少战机，而粟裕每赌必上，每上必赢（当然也有一些失算），敢打神仙仗，一点渣子都没有浪费。

以目前而言，美国不得不学习粟总，因为一，美国没有时间犹豫了。二，美国在金融战（准确说，是经济总体战）中，指挥艺术和部队的执行能力，都远胜对手（比如说，中国对手）。所以，一旦美国认为自己有了55%的胜算（由于信息单向透明，中国人会慢一拍知道），有很大的可能出手，先打起来再看，情况不妙再歇，反正中国很韬，被你撩拨一下也不会喊什么，只会庆幸总算没搞大------所以美国出手，几乎是无成本，为什么不试试？

1997年，日本为什么早不搞，晚不搞，这时候清洗了大藏省，毁灭了“运输船队作业”制度？

我上回书故意漏了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不过大家好像没有注意到。

我认为，是美国无形之手，推动日本的首相官邸，摧毁了大藏省驾轻就熟的“运输船队作业”。因为这个制度，就是蒋军所惯用的“刺猬战术”，重兵猬缩一团，强外弱内，击首而尾应。美国的花旗集团早在1960年代，已经进入日本金融市场，但强龙不斗地头蛇，而且是一整窝大蛇小蛇。不把这一窝蛇打得四散乱窜，各不相顾，美国哪里会有“猎火鸡”的机会？

在人类的三大产业中，服务业确实是最讲“道德规范”的一个，因为第一和第二产业，做得出来就是硬道理，互相比较的标准很刚性，所以诺贝尔卖炸药发财，居然也理直气壮开奖，因为你能造好的炸药出来，大家就服，就翘大拇哥。而第三产业，不制造实物，比较好坏的标准很软性，所以口头禅多讲讲道德经，就很应景。但问题是，讲有个屁用？

美国安然完蛋了，CEO被拎到国会挨骂，老头一脸无辜：你们怎么不查查GE？他私设影子公司上千，倒钱做帐比我溜多了！莱曼兄弟完蛋，CEO到今天还“祥林嫂”：那会子比我糟糕的还有，凭什么是我？

可见，在第三产业，要谁死，要谁活，是幕后老板们敲定，不是道德经和圣经敲定。敲定后，随便安个罪名，推出斩了------因为老百姓没有一个刚性的标准说，你做得明显不对，所以最高权力可以无监督地滥用。当然，这个罪名，并非“莫须有”，但按这个标准，可以严打的有很多，公平性就存疑。

同样的，“运输船队作业”虽然藏污纳垢，有先天的缺点，但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凭什么，就不能念念推动日本经济起飞的苦劳，三七开地看待问题，治病救人呢？

因为美国的强力逼迫，日本ZF不得不一刀毙命。当然反过来看，如果不是一刀切，由于有黑社会的影子，稍微松动一下，这次金融体制改革就很大可能完全失败，原地踏步。

由于道德标准不刚性，没有普世的统一性，美国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杀人”。1997年，日本的ZF和人民都被美国的道德口径所洗脑，认定日本自己的银行以及金融监管体系，落后野蛮，道德败坏，不杀不足以谢“全世界关心日本之文明开化的亲切人士”。但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是，再过20年，虽然美国自己死不松口（哪怕慢豆腐判了一百多年，他儿子自杀身亡），全世界人民却异口同声，认定美国的银行以及金融监管体系，更落后野蛮，更道德败坏，不杀不足以谢“全世界关心普世文明存亡的亲切人士”，以至于到了“你不杀，我们替你杀”的地步，怎么也要出这口鸟气。

而日本的这一失足，换来的是什么？

这世界，自信最要紧。你那套不错，我的也未必赖。

（二）

小本个人看法，日本的企业家的培养，分成两个部分：

1）制造业企业家的培养。

2）服务业企业家的培养。

我们今天说的，是日本银行对于总裁的培养，也可以引申为其他日本服务业领域企业家的培养，和台湾韩国相类似领域企业家的培养（比如说，南朝鲜的李明博）。

对于制造业企业家的培养，日本的目标，是：培养“狼”。

对于服务业企业家的培养，日本的目标，是：培养“狗”。

由于日本国内市场狭小，制造业大企业，无一例外是外向型的，到世界商战的丛林里，狗是不顶事的，经过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冲出来还能生存的，必然是狼。

而日本的金融服务业，掌门人几乎只培养“狗”。举个例子，日本在1980年代，银行业大举进军海外，后来退潮后，海外布点的职员被撤回。这些撤回的中层人员（比如分行经理），有海外工作经验和国际视野，当然比国内鼠目寸光的同级要优秀。但事实是，这批职员由于国内网点也在萎缩裁员，基本被弃置，卸磨杀驴，因为他们在银行内部，是没有用处的。

看中“狗”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日本自古以来的“精英体制”。

日本的精英体制，是有意识地选拔少数精英，倾注大量资源培养，摆在第一线给外部对手以震撼，同时在内部给普通员工以刺激。在二战初期，日本选拔的海军航空飞行员精英，全部在一线部队，对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飞行员，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中途岛失利，日本不仅失去四艘航母，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大批最好的飞行员，替补上来的后备力量素质很差，美军很快就看做了“猎火鸡”空战。

“精英体制”在日本产业界雇员中造成了一个独特现象：在日本大型服务企业和商社中，只有不到5%的精英职员被当作“人”，其余愚笨普通的员工，则贱如蚁蝼，如果不幸遇到不景气，更被看作“成本和负担”，砍掉一个，企业就少一个麻烦。（小企业的情况不同）

但在日本大公司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类精英，一是很乖，在团队中往往被大多数人看做不可靠的合作伙伴，因为一有挫折，他们基本的态度是不分青红皂白顺应上级，逃避自己的责任，要指望他们为整个团队大声疾呼，申明事实，门都没有。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融入集体的打算，自己是早晚要升上去的。

第二，日本现在看似文明开化了，比印度要高级了，不以血统论人才。但其实以血统论分等级，也有好的一面，就是一些出身比较高贵而又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会有“罩着下属”的太子爷气概，发自内心有一种领袖魅力。而日本现在论出身，是要看哪个大学。有些寒门的学子，在名牌大学毕业后，野心勃勃而且行事的手段卑劣，他们也能笼络一批“蚁蝼”，但更多地出于厚黑学，随时可以抛弃。

而要当日本的银行总裁，前提条件就是：本银行服务30年，一贯精英。

所以，在日本，如果一个大企业主管能说流利的英语（比如SONY的盛田，他的英语不够好，够用），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必然明白世界的游戏规则，超出普通日本人的狭隘；如果一个大企业主管出身名门，那应该也还可以，因为日本的华族比较讲究体面，很倔，目中无人，但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如果是出身低微，就要小心，因为大家都是一身名牌，举手投足很有气派，他到底是什么货色（比如李明博），很难说，可能人品比你还要卑污。

日本银行的总裁级主管里，很大程度，是第三种人。这种人，怎么可能堂堂正正地去和无孔不入的黑恶势力斗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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