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玄天九变》介绍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苏-27的历史 -- 俺老孫

第17号埃森图基矿泉水

在1987年的早些时候，苏军总参情报部（GRU）派驻某南方邻国的秘密特派站突然接到了中国同行的协助请求，以获取一款西方的技术装备。惊讶之余，副站长季米特里伊柳京上校向总部汇报了这一情况。莫斯科很快就批准了这一合作项目，并责成西部军队集群情报部会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情报部负责项目实施。高效的东德伙伴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并由驻德空军的图-154直接运送到了订货人的手中。在短暂合作过程中，来自北京的空军专家在东德的苏军基地接触到了米格-23MLD歼击机和苏-17M4歼击轰炸机。双方也就恢复和扩大两国在航空技术和军用飞机领域的合作进行了低层次的交流，并由此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渠道。不久后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了北京，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双方在军工和国防领域的交流开始日益活跃起来。

就在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率领的大型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之前，阿尔巴特军区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准备工作。苏联总统军事总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亲自参与接待工作的安排，和会谈事项的细则准备。甚至连一向不爱打理军事外交事务的外交部也积极参与这一次的任务。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工作是那么的细致，居然找到了刘华清上将当年在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的学习时的一些资料，并制作了复印件作为礼物送给了刘。不过也许是他们的工作做的过于细致，居然找到了海军喀琅施塔德训练基地“十月革命”号战列舰上的一份档案，里面记载说刘华清本人似乎非常喜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出产的第17号埃森图基矿泉水。因此他们在刘参观访问的途中，总是在他居住房间的冰箱里事先放好满满一冰箱的埃森图基市生产的这种矿泉水。（俺老孫曰：唉！在讨好“洋人”方面，中俄有得一拼）

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没有考虑到东方人的性格特点，那些辛苦准备的矿泉水几乎没有被动过。许多年以后，当中俄军事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俄国人才发现这是因为两个国家人民的性格不同造成的问题。在中国，去做客的时候即使对某样东西不感兴趣或有些厌恶，但是也绝对不会在主人面前表现出来。也许在当时面对热情的苏联舰长，中国学员并不打算把心中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而只是出于礼貌的恭维一下而已。

莫斯科如此重视这次访问，不仅是因为在这次访问中将要签署两国政府间关于《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以及《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这两项协定确定了苏联向中国出口军事技术装备，和转移技术工艺资料以及展开两军间军事合作的具体内容。此时的苏联，在很多方面已经陷入了困境。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在迅速瓦解苏联长达70年的政治经济体系时却没有奠定稳定过渡的有效政策，这导致了国家经济走向崩溃。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包括航空工业在内的苏联军事工业。苏联同意向外国出售米格-29歼击机，不仅仅是一个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问题，深层的原因乃是苏联经济衰退，以及华约解体造成的卢布货币经济圈瓦解带来的困境，苏联急于扩大美元货币的储备所致。这种努力在1986年已经开始，但却收效甚微。基于当时中国的状况，莫斯科认为北京有可能会成为苏联最具潜力的军事贸易伙伴。据估计，苏联将会从向中国出口军事装备的交易中获得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希望借这次对华军售打破当时对外军贸中的不透明和不健全局面，将军事贸易控制权收回到克里姆林宫的手中。

1990年的中国空军——修补开放的天空

1990年的中国空军和防空部队，以他们的武器装备、作战思维和人员编制以及训练制度，即使以苏联的标准来看也只能用“破败不堪”来形容。其一线作战飞机与我们1960年代初期使用的并没有多大区别。几乎没有电子对抗能力，从雷达上很容易判断信号特征。尽管他们修改了通信和雷达频率，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很容易地截获这些信号。整个中国空军居然没有一架可以称得上现代化的歼击机，执行战备值班的最先进歼击机是沈阳生产的歼-8I型和少量性能欠佳的成都歼-7Ⅲ型歼击机。这两种歼击机的作战能力甚至还不如70年代苏联大量出口的米格-21PF和MF歼击机，更难以与米格-21Bis相比。中国空军将这两个型号部署于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所属的前线航空兵，其意图是用于抗击苏联远程航空兵的超音速远程轰炸机有可能的入侵。通过逐渐增多的接触和互访，我们证实了过去推测的情况，在过去的20年间整个中国歼击航空兵和国土防空部队都是为拦截图-22M而经营建设的。可以说中国空军长期以来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拦截图-22M，但是就如同前面所讲的，其效果相当有限。

即使是在上世纪60年代，国土防空军拦截这类高速轰炸机主要是依靠苏-9、苏-11和雅克-28，以及图-128等截击机。那时新型的苏15截击机数量还很少，主要部署在北极地区。这些飞机必须配备中距空空导弹才能发挥作用，当时中国空军的歼击机只能携带数量有限的短距空空导弹，这的确很难对付图-22M，更不用说最新锐的图-22M3了。严格地来说一旦面对现代化空中打击力量的突袭，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天空几乎就是开放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也未见获得根本改善。有种说法形容当时中国空军最有效的全天候拦截武器就是100毫米高炮和仿自S-75的红旗-2导弹系统，但是中国防空部队在那一时期尚未建成一整套的防空导弹系统，仅仅依靠HQ-2和100毫米高炮，其实战中的生存率令人怀疑。当然，如果仅仅是对付侦察机则应该是有一定效用的。

中国空军介绍说他们大量仰仗的主战机型依然是在初级的昼间型米格-19C的基础上仿制的歼-6飞机。少量装置有简陋的射瞄雷达系统的歼-6甲和歼-6丙型重点配备在几个主要的夜航部队。这些飞机虽然改进了机载设备，实际上很多设备的性能水平仅与20多年前的米格-19PF相近。另外还有一些仿制的米格-17PF夜间战斗机一直使用到1983年。由于缺乏训练和必要的技术手段，当时中国空军能够在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作战任务的飞行员很少，所以抽调合格的飞行员组成专门的夜航大队进行全天候值班。尽管苏联空军一些单位在70年代初仍然装备米格-19，但都是作为第二线的部队，这些飞机大部分部署在蒙古境内。另外还有一些米格-17在苏联中部地区，作为歼击轰炸机和战术训练使用，因为这种单引擎歼击机非常节省费用。

与几十年前苏联空军所面临的问题一样，这些中国歼击机的敌我识别技术装备还存在可靠性问题，经常丢失和混淆识别信息。这时需要雷达军官通过信号特征判断飞机类别。专门配备给国土防空军的苏霍伊和雅克式截击机能够避免这类问题，因为这些部署在边境防空区域的截击机被设计的更大也更重，在系统上也更完善一些。在米格-23、米格-25，以及苏-15截击机部署后，国土防空军的防区更大，那些作为补充的米格-19和米格-21歼击机都给空军，作为前线歼击机使用，并且同样部署在边境地带。因此在每次拦截行动中，国家指挥中心主要优先考虑出动防空军的截击机，尽量避免运用空军的前线歼击机。

尽管中国在努力提高歼-7型飞机的产量，弥补歼击机飞行性能方面的差距，但在系统上几乎没有太多作为。很多航空电子的开发项目刚刚从“缓、停、建”政策中勉强获得了一些拨款，进展缓慢。装备西方电子设备的歼-7M型歼击机只有有限的作战能力，能够弥补歼-6Ⅲ型歼击机的性能不足，但是最早在1989年之后才能小批量生产。

在曾经作为重点项目的“和平典范”工程下马后，中国的科研部门还没有能力解决大型防空歼击机所需的现代化航空电子设备，他们的技术储备也相当，薄弱，更缺乏相应的经验，几乎是从头开始着手科研开发。歼-7M型歼击机并不能改变整个歼击航空兵的技术装备破败不堪的现状。为此，在美国终止合作的同时，中国军队内部开展对苏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最后由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拍板，做出了转向苏联寻求军事技术装备合作的重大举措。不过由于长期的路线斗争后遗症，中国并不指望这种合作能在很短时期内打开局面。

在1989年着手准备中苏之间的军事技术交流时期，中国相关部门曾经接到指示，做好考察苏军武器装备的人员和技术准备。这种考察基本是不带有引进装备目的的，主要是了解苏联歼击机的技术现状。在中国军事代表团首次正式访问莫斯科之前，航空工业部门的参观团已经与苏联相关部门有过接触。尽管冷战期间中苏关系并没有完全解冻，直到越南在柬埔寨进行的战争结束前，中国军队依然时不时地惩罚一下这个与苏联签订有协防条约的南亚小国。但是中苏之间的军事装备贸易一直在正常进行。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苏联向中国交付了米-6重型直升机和米-8直升机。直到80年代，中国一直从苏联采购中型直升机和干线客机。但是一直到1990年以前，没有人会想到中国会再次与苏联合作引进新型歼击机技术。而且在一开始，双方都是十分谨慎，都在避免涉及过于敏感的部分。

中国空军对苏联歼击机最深刻的印象来源于1975年别连科叛逃事件。米格-25P型截击机穿过冷战期间最为严密的防空体系，抵达日本函馆机场。因此从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都在跟踪这种飞机。米格-25叛逃事件，使得苏联航空技术体现了相对美国严密防空体系的有效性，深刻影响了中国空军对米格歼击机的总体观点。针对米格歼击机防空的问题，成了继图-22M之后中国作战飞机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制定歼击机发展计划的主要依据。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人防部门大量印刷发放的手册中和防空识别图中，苏联的歼击机仅列入了米高扬设计局的米格-21和米格-23歼击机，甚至连当时前线航空兵中的苏-7歼击机轰炸机在大多数手册中都没有入列。

当时中国并不认为有接触到所谓的“拉明”系列歼击机的可能。因此中国人在1988年提交苏联航空部门的考察项目清单中，并没有提及任何“拉明”系列歼击机的项目。当时米格-29、苏-27和苏-25飞机分别被西方称为拉明-K，拉明-L和拉明-M。中国方面最初递交给苏联外交部的文件，列出了参观米格-23和米格-25的要求。根据当时外交部门的官员回忆，中国航空工业部门的外事人员并不知道米格-31截击机已经在1981年进入苏联国土防空军服役，因此提出的是参观米格-25P型的要求。而米格-25P已经在1982年之前全部改装。这使得苏联航空部门不得不拒绝参观米格-25P的安排，为弥补这个问题，苏联主动提出可以变更为安排参观米格-29歼击机。苏联这个变更提议，反而使得中国人不知所措。原因是中国空军并没有对这种歼击机有足够的认识，因此没有相应的计划，而详尽的米格-25技术考察却无法落实。

1990年中国军方人士应邀观看苏联空军米格-29歼击机训练和表演，这是苏联空军首次向中国军方正式展示这种现代化歼击机。尽管在表演过程中发生了一起米格-23MLD的不幸坠机事件，但是米格-29歼击机精心编排的飞行表演非常精彩，给予中国军事代表团以深刻印象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中国方面在进一步了解米格-29歼击机的技术和出口情况的同时，对米格-31歼击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一再对此盘根问底。1988年中苏之间初期的技术交流中，中国方面对此就非常关切，这有些出乎陪同的苏联军方人士的意料之外，为此苏联方面花费了很大精力去了解中国空军的需求和发展思路。然而对华军事交流最初是以外交部门为主导，军方并不能很方便地与中国军方就具体问题时行深入的探讨。

当时负责接待中方代表团物外事人员一致认为，80年代后期，在考察苏联航空工业和歼击机问题上，中国航空工业部门和军方是完全脱节的。很多问题与中国航空工业部门的外事部门达成了一致后，与中国军方外事部门又要从头谈起。其实不仅中国方面如此，苏联的外事部门和军方同样也是如此。实际上直到1991年10月后，才逐步体现出中国军方在这些项目中起主导作用。而此时，苏联已经成为了前苏联，继续接待中国各类考察参观团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俄罗斯联邦。

1989年6月两架苏-27飞机出现在法国布尔歇国际航空展会上，这种大型歼击机的首次公开亮相使世界航空界有种惊艳的感觉。尤其是试飞员维克多普加乔夫在飞行表演中展示的“眼镜蛇”机动在后来几乎成为苏-27飞机的代名词。这同样也让中国空军对该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特别对参展的两架苏-27飞机从莫斯科转场飞行2384公里，中间不着陆，共飞行3小时直抵布尔歇机场感到惊讶。在他们的印象中，苏联歼击机还没有如此大航程的记录。所以他们得知苏-27依靠机内燃油的实际航程达3900公里时，其难以掩饰的兴奋之情反而让苏霍伊设计局负责接待的人员感到奇怪。

在随后与苏方的交流中，中国方面对苏-27飞机表达了深厚的兴趣，并带走了他们能够接触到的一切有关这一型号的资料。但在当时我们并不认为中国会对引进苏-27感兴趣，因为这种大型歼击机相对于米格-29更大也更为昂贵。一直到那次刘华清上将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在阿尔巴特进行会谈时才搞清楚中国军方的意图。代表团中的一名空军将领在会谈中提到，中国与越南在南中国海的摩擦正在升级。他非常不耐烦地提到每当中国的歼-6歼击机从海南岛起飞逼近西沙群岛，越南的飞机就会躲到一边。而当中国飞机因为燃料问题折返时，越南人就会架着苏联提供给他们的苏-22在后面尾随。而在南沙群岛，即使是中国空军最新型的歼-8飞机也是鞭长莫及。

在考察过苏-27和米格-29歼击机的同时，中国军方仍然坚持要考察米格-31。估计当时中国空军非常想获得能够拦截高空入侵目标的作战飞机，这是他们自1961年以来制定的一项指标，也是研制歼-8的准则。通过长期的实际操作经验，中国空军也了解到一个典型的高空高速拦截体系，应该是由滞空时间较长，装备齐全的全天候飞机，以及可以从迎头方向拦截目标的远距空空导弹构成，这是中方要求引进米格-31观点人士的最有力理由。另外，北京一直担心诸如SR-71一类侦察机的入侵行动。一些军方人士曾经在谈话中提到，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过高空高速目标入侵的事件。他们认为，即便是苏-27也难以对入侵目标构成威胁。必须装备高空高速拦截系统。因此中国空军和航空部门在进行引进苏-27歼击机谈判准备工作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引进米格-31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