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告，我要说张爱玲的坏话 -- 玉垒关2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流亡香港的左翼作家大批返回祖国，与此同时大陆的一些右翼文人却流亡到了香港。左右翼文人在香港换防，香港文坛立刻变色，左翼文学的中心立刻成了右翼文学的大本营。这批流亡文人之所以写作反共小说，除了他们对于共产党的抵触之外，还与反华的美国“亚洲基金会”的资助有关。这些被称为“绿背文学”的作家作品有：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沙千梦的《长巷》、《有情世界》，司马长风的《北国的春天》、《多少梦想变成真》，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南宫博的《江南的忧郁》、林适存的《驼鸟》等等。50年代初中期的香港文坛，基本上为这股“右”翼“绿背文学”浪潮所主宰。关于这些文学作品的成色，刘以鬯先生说：“在‘绿背浪潮’的冲击下，作家们不但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失去创作的冲劲，写出来的作品，多数因过分重视思想性而缺乏艺术魅力。”这段评价，应该说大体上是公允的。

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

据袁良骏的《香港小说史》，《秧歌》和《赤地之恋》都是张爱玲在美新处授意下写成的，而后者更是美新处拟定了大纲，由张去完成[14]；张爱玲自己也说，《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没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15]。这不正是地地道道的“主题先行”吗？而且它与“四人帮”鼓吹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所谓“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只是这儿的“领导”为美新处，“生活”乃作者胡编乱造——何其相似也！而张爱玲这两部小说的出版，竟比“文革”还早了十多年；张爱玲还是实际上的“三结合”创作方法的始作俑者呢！然而，高举“审美”大旗的新锐理论家与学者，又有多少人也来指责张氏这两部小说是“主题先行”呢？相反，一味廉价地、毫无保留地唱赞歌的却并不鲜见：《秧歌》“是一部近乎完美的作品”，其“描绘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相当真实可信”[16]；《秧歌》对于张爱玲乃至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均是宝贵的收获，它“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表现力”[17]等等。是这样吗？诚如丁尔纲先生根据夏著上述大段论述在《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等文章中概括指出的，即便夏氏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赤地之恋》是一部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的概念化的小说。因此，夏氏虽以“小疵不掩大瑜”之说，试图挽回并抬高《赤地之恋》，但只能说这是一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天真”想法：本段评论于张爱玲的评价实在非常不利。

其实陈若曦已经有过回忆：当时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曾告诉她，张爱玲的这两部小说是在他们的授意下虚构的。事实上，张爱玲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据水晶晚年对于张爱玲的采访，张爱玲曾主动告诉水晶：“《赤地之恋》是在‘授权’ (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另外，水晶告诉张爱玲：《秧歌》的结局动作太多，近乎闹剧，冲淡了故事的“抒情”格调，不能令人满意，张爱玲对此意见没有异议，并鼓励水晶将这种评论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