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玄天九变》介绍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苏-27的历史 -- 俺老孫

北京攻略

本文转自英国剑桥金融建设国际问题研究所2007年2月号，本杂志获授权刊发此文，但并不代表赞成或证实其看法。《飞扬军事》贝德洛普耶洛夫斯基

人们普遍把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7月28日在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的，有关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视为莫斯科为打破坚冰而向北京释放的第一轮友好信号。在那次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强调说苏联政府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以最认真的态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讨论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应采取的任何措施。并且提议中苏两国在宇航科技方面展开合作，由苏联帮助培训宇航员。他还宣布将苏军在亚洲的兵力缩减20万，并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还将就削减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苏联军队与该国领导人进行磋商。此外戈尔巴乔夫同意按照过去中方提出的，以主航道为中心线的方式来解决两国之间关于乌苏里江到阿穆尔河（黑龙江）的划界问题。这意味着莫斯科在边界问题上向北京做出重大让步，从而排除了在边界谈判中的最大障碍。从阿富汗和蒙古撤军，削减驻远东的苏军集群，是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82年提出的摆在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中的前两项予以积极回应。

三大障碍

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可以说是在5年前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于塔什干发表的对华关系宣言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经过20多年无休止的争吵和敌对之后，莫斯科向北京伸出了橄榄枝。在那次讲话中年迈的勃列日涅夫明确表示，苏联不打算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对中国也无任何领土要求。他强调说，苏联从不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愿意为结束目前两党两国之间这种敌对和疏远的状况做出努力。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不支持两个中国。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可以说是具有相当意义，尤其是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强调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北京的忧虑。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可能，中共领导人警告说一旦苏联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或军事联系就意味着战争。所谓三大障碍之说，也是中国领导人在与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谈到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时形成的。齐奥塞斯库还曾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传递过消息。这位善于在两强之间走钢丝的罗马尼亚国家领导人，在苏联帝国分崩离析之后也随之被他亲手提拔的将军们送上了刑场。

勃列日涅夫把持下的克里姆林宫之所以在对华立场上转变态度，并非来自一时的心血来潮。达曼斯基岛事件（珍宝岛事件）之后，由于双方误判和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在阿尔巴特（莫斯科市中心街道名，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强硬派的煽动下勃列日涅夫在未与包括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通气的情况下默许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策划的一系列莽撞军事行动，从而导致了冲突的加剧。尤其是总参情报部首脑伊瓦舒京大将在国防部长的授意下，透过苏联驻西方武官在外交场合散布莫斯科有可能对中国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消息。这一疯狂计划在一开始就遭到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的强烈反对，甚至在军方高层也没有获得多少响应。主席团成员之一的伊万阿尔希波夫明确指出，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打击将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尤其是一旦遭到报复致使战争升级，即使苏联取得最终的胜利也会因为本身实力的大幅削弱而无力与美国在欧洲抗衡。

根据目前存放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原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馆）的资料显示，勃列日涅夫的本意并非真的想与中国进行一场核子大战，而是想借挥舞核大棒来压迫离经叛道的中共领导人。但事实上这一轻率的举动最终带来的是意想不到的反效果，那就是双方关系的全面破裂和美国的强力介入。从而造成了中美两国的迅速接近和联合抗苏的准同盟关系的形成。中苏关系最终转入敌对状态，这是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苏共领导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之后的几年中，虽然双方都为恢复两党和两国关系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激化而未获得实质进展。

由于北京于1979年4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后宣布不再延长，莫斯科对此感到不满的同时，又对中方提出重开两国关系谈判的建议感到一丝宽慰。这个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字，4月11日生效，有效斯为30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终止该条约，则条约将延期5 年。莫斯科原本期待在条约到期后借与北京讨论续约或新条约的问题逐步恢复双边高层会谈，以调整两国关系。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认为：在北方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任何改善关系的说法都是不现实的。另外，在未看到苏联的具体善意表现之前续约或签署新的条约，会使外界误以为中苏已然和解，这不但将妨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发展，也会使主导权落入苏联一方。而以莫斯科的观点，虽然严格来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早已名存实亡，但毕竟这个条约的存在对中国多少会起到一些牵制作用。为此，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时表示：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我们对恢复同中国的友好、睦邻关系看不到有任何客观上的障碍。可以说，从那一时期勃列日涅夫就已经发出调整中苏关系的信息了。

遗憾的是未等这位年迈的苏联领导人做出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的实质性安排，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就于1982年11月10日逝世。不过他的去世也为中苏之间改善关系提供了机会，莫斯科迎来了中国政府派遣的前来吊唁的特使，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这一举措实际上恢复了中苏两国高级领导人之间的接触。之后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先后于1984年2月和1985年3月辞世，中国政府分别派遣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50年代曾留学苏联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吊唁。通过前后三次“葬礼外交”，中苏两国恢复了中断20多年的领导人会晤，也为最终实现中苏和解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北京之行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