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书札记：施利芬计划 -- 龙旗辫子兵

题记：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尔况无算乎？――《孙子?始计》

历史告诉我们，最富的国家不一定最强，更不一定最快乐。在军事的天平上来衡量，钢铁至少是和黄金一样重。伟大的国家不仅需要良好的财政政策，而还要有明智的军事政策。――约米尼《战争的艺术》

一、施利芬其人与“施利芬计划” （The Schlieffen Plan）

曾经看过一幅施利芬的肖像画，作为德国参谋本部的著名参谋总长之一，施利芬的长相离标准的职业军人差得很远：脸色苍白，身形消瘦，略有些谢顶，恰如一个文弱书生。最令人诧异的，莫过于这位近代史上著名的战略大师的眼睛一如普通人一样灰暗无光，全不见战略家独有的灵气与智慧。自然，熟悉施利芬的人则对这一点不太会感到惊讶――他本是一个高度的近视眼。

自19世纪至二战结束前，世界陆军之强，莫过于德国，而作为德国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的德国参谋本部，特别是一战前的德国参谋本部，更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至今仍然令无数热血男儿心向往之。在德国参谋本部的历届参谋总长之中，成就最高的当数辅佐俾斯麦先后打赢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统一德意志的毛奇（Moltke）；而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当数毛奇的继任者、1900年出任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元帅的瓦德西（Waldersee）。施利芬是瓦德西的后任，任参谋总长的时间是1891年至1906年，共15年时间。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出生于1833年，早期曾学习法律，后从军。1853年作为一名服役期限一年的志愿者加入第一禁卫枪骑团。1854年12月调服正规军，并被任命为少尉。1858-1861年，在军事学院学习。1865年，施利芬进入德国总参谋部，一直工作到退休。

施利芬的仕途算得上一帆风顺，自战争学院毕业之后，他的才华便为参谋本部的高层所重视。当时的参谋本部下属有若干局，其中地位最为重要当数军事历史局，军事历史局从来被视为参谋总长的智囊，其局长也被视为未来参谋总长的候选人。1884年，在毛奇的支持下，施利芬出任参谋本部军事历史局局长，先后担任了毛奇与瓦德西的智囊角色，并于1891年出任参谋总长。因此，施利芬始终对毛奇充满敬意与崇拜，并以毛奇、克劳塞维茨的学生自居（克劳塞维茨曾任普鲁士战争学院院长，时毛奇在战争学院学习，后毛奇始终以克劳塞维茨的学生自居，实际上，战争学院院长从不授课，克劳塞维茨与毛奇并无太多瓜葛）。

俾斯麦所缔造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老牌欧洲强国无不对之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同时，德国地处欧洲中心，列强环绕，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德意志统一不久，德国参谋本部便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应对未来全面的欧洲大战。

对德国威胁最大的莫过于东面的俄罗斯、西面的法国与海上的老牌强国英国。对于陆军而言，欧洲战争意味着同时与法国和俄国作战。因此，参谋本部研究的课题便是如何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瓦德西曾经于1887年提出固守西线，集中力量打击俄罗斯的战略方案，为俾斯麦所否决。

施利芬在辅佐老毛奇与瓦德西时，便对法国与俄罗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历了拿破仑战争的法国，虽然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并失去了盛产铁矿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其陆军却雄风不减，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是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大陆上最大的敌人。反观俄罗斯，虽有600万常规部队，但装备落后，战略思想仍旧停留在冷兵器时代。当德国的克虏伯大炮、毛瑟枪已经驰名世界，德国参谋本部正在着重研究马克沁机枪的价值时，俄罗斯的士兵不少还以绑了尖刀的木棍作为唯一装备。同时，俄罗斯广阔的领土、落后的铁路网和老化的战争动员机制使得俄国的战争反应速度大打了折扣。仔细研究了双方力量对比之后，施利芬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利用德国兵力动员迅速的优势，先行击败法国，而后回头集中力量对抗俄罗斯。施利芬判断，俄罗斯落后的军事动员体制使得俄国至少需要6到8周才能完成对德国的军事集结。而在这段时间内，拥有毛奇时代主持修建的密集铁路网，德国完全有能力迅速完成军事集结并打败法国。这就是“施利芬计划”的基本战略思想，以三个字来概括，就是“时间差”。

１８９１年，也就是出任德军参谋总长的第一年，施利芬便提出了一份“备忘录”，被称为第一号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施利芬采用了军事学家所罕见的“剧情排演”的方式，推演了未来欧洲大战的基本过程，提出了“时间差”的战略构想与实施方式。之后，施利芬又在1892年和1894年提出了第二、第三号备忘录，这三份备忘录，便是“施利芬计划”的基本雏形。此后，在任期内，施利芬主导进行了对未来战争的无数的演习、沙盘演练与讨论，对备忘录进行了反复的修改。1905年12月，施利芬完成了最后一份备忘录，并于1906年亲手交给了继任者，老毛奇的侄子小毛奇，至此，完整的“施利芬计划”终于成形。

“施利芬计划”的主要目标自然是法国。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为抵御德国进攻，从瑞士阿尔卑斯山开始，经贝耳福、厄比纳尔、土尔和凡尔登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堡垒，仅仅在厄比纳尔和土尔之间留有豁口以通法德边境，并在豁口的两翼部署了密集的交叉火力，因此”施利芬计划”的中心与重点，便是如何绕过法国漫长而坚固的防御体系。

“施利芬计划”基本内容是：将德国全部作战兵力分为对俄国的东线和对法国的西线。其中，西线部队79个师，东线部队则仅有10个师夹杂一些地方部队。东西线兵力分配比例大致为1：8。西线又分为左右两翼，右翼部队为68个师，左翼部队11个师一部分配在凡尔登中央地段，这里是巴黎的西北入口，距巴黎仅仅135英里，也是法国对德防御体系的重心所在。其余则部署在长达240公里的的法德边境线上。西线中的右翼，是德国主力中的主力，也是德国赢得战争胜利的灵魂。

按照“施利芬计划”，一旦战争打响，东线德军部队以其少数兵力与奥匈帝国军队遥相呼应，牵制俄军，目的在于将俄国限制于东普鲁士边境。于此同时，集结于西线的右翼以凡尔登地区为轴心向西南方向旋转，取道欧洲的中立国比利时，由比法边界进入法国，在穿越比利时平原、横扫法国沿海后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包围巴黎，继而向东，从法军背后包抄其主力。而西线的左翼的任务，便是抵御法军主力的攻击。

“施利芬计划”要求右翼部队主力自动员下达后第十二天前打开列日通道，第十九日拿下布鲁塞尔，第二十二日进入法国，第三十一日达到提翁维尔――圣康坦一线，第三十九日攻克巴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由于判断俄国军事力量的充分动员需要6到8周，因此，施利芬计划中要求德国在这一时间内彻底击败法国。

二、“坎尼模式”：施利芬计划的灵感之源

曾长期担任德国军事历史研究局局长的施利芬，对于西方战争史有着深厚的研究，特别是对汉尼拔的“坎尼战役”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在其晚年卸任后将其研究成果汇为名著《坎尼研究》（Cannae Studies）。施利芬对汉尼拔在坎尼战役中的“侧翼攻击”模式推崇备至，将其命名为“坎尼模式”，并认为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战争都不过是坎尼模式的应用而已1 。研究“施利芬计划”，也需从坎尼战役开始。

“坎尼战役”是古罗马历史上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役，罗马大将法罗拥有步兵8万，骑兵6千，而迦太基将领汉尼拔则只有步兵4万，骑兵1万4千人。针对罗马军队总数量占优而骑兵力量弱于己方的特点，汉尼拔排列出了一个堪称伟大的“凸”形阵：在“凸”的中央，是以顽强坚韧著称却攻击力不强的非洲战士与高卢步兵为主的步兵方阵，两翼为骑兵。战役开始后，强大的罗马步兵方阵很快迫使汉尼拔的步兵不断后退，将“凸”形阵逐渐逼迫成为“凹”形，当罗马大军杀入“凹”的中央部分时，汉尼拔的骑兵突然杀出，从两翼和背后包抄了罗马军队，坎尼战场顿时化为罗马人的屠宰场。汉尼拔以劣势兵力，用仅仅6000人损失的代价，全歼了罗马军队。2

汉尼拔方阵很有些类似“田忌赛马”，以劣势的步兵置于中央的突出位置，吸引罗马步兵的攻击。非洲战士虽然攻击力不如罗马步兵，但其特有的坚韧顽强却能够保持在强大的攻击下退而不乱。罗马方阵虽然攻击力强大，但其弊端却在于机动性差，在汉尼拔的骑兵出动后，罗马方阵无法调头迎敌，除了拼死力量攻击汉尼拔步兵以求冲垮其阵形之外，别无其它选择。顽强的非洲人的完全可以支撑罗马的攻击，而罗马的全力向前又其两翼和背后承受的骑兵打击更为猛烈。套用利德哈特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坎尼战役形象的比喻为“双向旋转门”，越是用力向前推门，则背后所遭受的打击越大。

反观“施利芬计划”，我们不能不惊叹施利芬对于汉尼拔思想的深刻体悟：西线左翼的薄弱兵力，实际上相当于汉尼拔的非洲战士与高卢步兵，一旦突破德军左翼，法国便可长驱直入德国直指莱茵河畔，这对于任何军事家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同时，中立国比利时无法军防守，经比利时作大规模旋转的德国军队将如入无人之境，而一旦旋转成功，德军顺利出现在法军背后，法国所精心布置的防御体系便丧失了全部作用――碉堡、机枪口不可能调头――只有奋力突破左翼，以围魏救赵之法攻击德国本土才是唯一取胜之道，因此，除大力加强攻击左翼之外，法国也如罗马人一样毫无其它选择。对左翼攻击力量的加强必然使得法国后方空虚，德国主力将更加横行无忌，攻占巴黎。这便是为利德哈特所击节赞叹的“单项旋转门”的“间接路线战略”3 ：越是加强对左翼力量的攻击，越是会遭到来自后方的打击。除将汉尼拔的双翼包抄为单翼包抄外，“施利芬计划”无疑是“坎尼模式”的完美再现。

“施利芬计划”并未能得到彻底的执行，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德国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小毛奇对于施利芬计划的修改已经为人所共知，这里不再罗嗦。

三、对“施利芬计划”的评价

“施利芬计划”自一战后便遭到了军事学家们的多方批评，在战术层面，东线和西线左翼兵力的薄弱始终被指责为“冒险”。坎尼会战的基础便是非洲战士能否支撑罗马人的攻击，“施利芬计划”得以实现的基础便是东线与西线左翼是否能够与俄、法周旋，一旦二者任意一方出现纰漏，德国本土将直接面临威胁。

然而，一战的历史明白无误地表明，为“攻势崇拜”所误导的法国和军事力量老化的俄国根本难比罗马，而德国的士兵则远胜汉尼拔的非洲战士。一战打响后，1915年，英国历史家伯纳德?佩尔斯访问前线时曾发现，俄国军队将对德国的战争视为德国人对俄国的“屠杀”，并自嘲俄军“除了士兵的胸膛之外没有任何武器”。仅在战争的第一年，俄国伤亡人数便达到了二百万。4

法国军人一战前夕则根本不知道己方的优势何在，放弃了强大的防御体系而兴起了“攻势崇拜”，战争之初便与德国展开了阵地战，这种错误战术的结果，有英国人的回忆为证：“每当法国步兵前进，整个战线就立即完全被弹片所覆盖，倒霉的士兵象野兔般地被打翻。他们都很勇敢，不断冒着可怕的炮火冲锋前进，但毫无用处。没有一人能在向他们集中射击的炮火中活下来。军官们都是杰出的。他们走在部队前面大约二十码，就象阅兵行进那样安详，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见一个人能前进五十码以上而不被打翻的。”5

“施利芬计划”的另一主要批评则集中于政治上：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是否是失策之举？对于这一点，翻翻历史也不难得结论：无论德国是否取道比利时，英国的参战都是必然的。遏制新兴的欧洲大国是英国的一贯策略，能与普鲁士结成反法联盟自然可以与法国结成反德同盟，大力支持法国已经很鲜明地表明了英国的立场。国际秩序只有在暴力维持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当年毛泽东挥师朝鲜，对抗的不也是所谓的“联合国军”？战略家思考的基本立场乃是国家利益，并非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

以约米尼为代表的启蒙时代军事思想，认为战争具有基本的规律可寻，这本是西方军事思想的一大传统6 。而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普德军事学派则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一传统。克劳塞维茨在军事理论领域最大的贡献便是颠覆了以约米尼为代表欧洲军事思想的启蒙传统，其思想要点便是充分强调战争的血腥、暴力本质与不可知性。正由于此，以俾斯麦、毛奇为代表的普鲁士战略家才极力反对欧洲战争的扩大化。

施利芬无疑是属于普德学派的战略家。然而，尽管自居为毛奇与克劳塞维茨的弟子，但施利芬的计划却显然不会得到这两位前辈的首肯。克劳塞维茨极为强调战争的非独立性，其“战争是政治手段的延续”的名言也已经家喻户晓，而“施利芬计划”则似乎始终没有考虑到政治的因素。取道中立国比利时不仅将使得德国背负极大的外交压力，令德国置于战争中道义上的非正义一方，更会引起欧洲大国的强烈反应，这一点恐怕更会为克劳塞维茨所反对。毛奇用兵，最注重发挥部下的主观能动性，但“施利芬计划”中则不仅完全忽视、甚至严厉杜绝一线指挥官的发挥，施利芬曾经要求：“所有各军团司令都必须完全了解最高指挥官的计划，只应有一个思想贯穿于全军之中。”7

最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以克劳塞维茨后辈自居的施利芬，在制订计划时竟然没有考虑克劳塞维茨的在《战争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摩擦。《战争论》的一个基本论点便是战争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与偶然性，因此不可以将其教条化为一般的规律。克劳塞维茨借助物理学的概念将这些可能出现的偶然性概括为“摩擦”，并指出“战争中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最简单的事却困难。困难累积起来并以产生一种无法预见的摩擦而告终，除非他经历过战争”8 。而“施利芬计划”则在精密之余并没有考虑到任何可能出现的非常情况。例如，计划中并未考虑比利时的抵抗问题，而实际上，比利时在列日要塞的顽强抵抗阻滞了德军近四、五天，极大的改变了整个德国的作战计划。这些与伟大前辈们相悖的地方，使得施利芬成为普德军事学派的一个异数。

正确评价“施利芬计划”，首先需要明确两个概念：军事理论与军事谋略。

战争，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其运行当然有其基本规律，对战争规律的科学总结，形成了军事理论。古今中外所有军事巨著，凡涉及军事理论的内容总是大同小异。正如刘伯承元帅所指出的：“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70％是相同的。”9 这种相同，体现了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对这些基本军事理论的合理应用，是作战取胜的根本之道。从这一点来讲，以约米尼为代表的启蒙学派无疑是正确的。

军事谋略则是将军事理论应用于战争指导的实践过程，而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将领的个人素质，并在其过程中充满不确定因素，战争的艺术性正来源于此。同样的军事谋略应用在不同的环境下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同是背水一战，韩信取得胜利而徐晃失败，就是军事谋略艺术性的体现。克劳塞维茨对“摩擦”的重视，正是对战争艺术性一面的重视。

正如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是对价值理论的应用而不是否定一样，军事谋略的艺术性实际上正是对军事理论科学性的体现。以汉尼拔的“坎尼模式”为例，战争的基本原则就是“大吃小，强欺弱”，这是对战争的科学总结，属于军事理论的范畴，但伟大军事家如汉尼拔却能够发挥自己的才智，化弱为强，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创造出“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种种“以弱胜强”的军事谋略，是对“大吃小”原则的合理应用而不是否定。

反观施利芬计划，我们可以发现。隐藏在“坎尼模式”背后的乃是孙子所言的“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的科学原理，而汉尼拔的“两翼包抄”的策略是这一理论的实践方式，属于军事谋略的范畴。施利芬将这一理论放大而形成的战略计划，从本质上讲是具有科学性和正确性的。实际上，从战争的进程来看，尽管经过了小毛奇的修改，施利芬计划依然显示了其正确性的一面。战场“摩擦”的存在是一种必然，而面对种种意料之外的摩擦，只能在战场之中寻求解决。战争的运行本有其客观的规律，军事谋略的成功，并非由于其天衣无缝，而是由于当事人为客观规律所支配，无法做出有效反应。汉尼拔面前的法罗如是，施利芬面前的法国人一样如是。军事计划不是未来学，我们没有权力要求施利芬料事如神。 “施利芬计划”实际上是综合启蒙军事学派与普德学派的产物：对未来战场形式的准确而细致的把握与对战争计划的自信，体现了启蒙思想传统；而主力集结于西线和迅速击败法国的指导思想则完全符合克劳塞维茨“集中兵力”的基本原则。这一计划的完美性也正由此而得以体现。自然，作为参谋总长，没有考虑到意外情况的出现并制定相应的备用方案，也确实是一种失误。

值得指出的是，精心研究“坎尼模式”的施利芬，似乎没有过多的考虑军事理论与军事谋略的区别。种种资料显示，施利芬对于汉尼拔“两翼攻击”的军事谋略推崇备至，却没有太在意其背后的“避实击虚”科学规律。至少，施利芬没有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以至于他在解释自己计划中“单翼包抄”的谋略时将其归因于“我们的兵力太弱”10 。这一失误无疑影响到了小毛奇，小毛奇在一战中加强了西线左翼，并命令左翼两翼同时出击，虽然是对施利芬计划的修改，却似乎正是想贯彻施利芬的两翼包抄的所谓“坎尼模式”。由此观之，施利芬无疑是那个时代伟大的战略家之一，却并非杰出的战略思想家。

四、“施利芬计划”与大国崛起

今日史家往往将德国视为一战的罪魁，而施利芬及德国参谋本部的智囊们也都被视为战争的鼓吹者，并作为“好战必亡”的经典例证之一出现在军事学的教科书之中。实际上，对欧洲大战反对最力的，正是德国参谋本部。统一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之一，老毛奇便对全面的欧洲战争提出过严厉的警告：“一旦战争爆发，无人知道战争将打多久和如何结束。……这可能是七年战争，也可能是三十年战争。那个放火把欧洲付之一炬的人，那个把点燃的火柴丢进火药桶的人，真是罪该万死！”11 作为老毛奇的崇拜者的施利芬不可能违背老毛奇的遗训，“施利芬计划”的目的也并非如希特勒一样是统一欧洲乃至世界。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从人类历史完成了由“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开始，全球资源的便由少数的大国分配完毕，大国对资源分配形成了国际秩序，而新兴大国崛起，必然需要世界资源的支撑，因此，大国崛起的本质便是世界资源分配的重新洗牌，这一过程的首要利益冲击者便是现有世界大国。从历史上看，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无不经历大国的打压，不能在战争中抵抗大国的霸权干涉，便无崛起的可能。英国是在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实现了真正的崛起，法国的崛起与拿破仑屡次击败欧洲同盟息息相关，俄国的崛起始于彼得大帝对欧洲的战争，美国的崛起则是直接反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并战胜了英国支持的分裂势力（南北战争）之后…… 经历丹麦战争、普奥战争与普法战争后而统一的德意志，仍然是一个新兴国家，面临着重重危机：老牌世界强国英国绝不能允许欧洲大陆崛起一个崭新的强大民族国家、普法战争失败后的法国也不会甘心失去欧陆霸主的地位，俄国虽然老化，其自彼得大帝以来的扩张野心并未收敛。面对这一切，德国参谋本部对战争的积极准备，无疑是必要而正确的。施利芬不过是在尽一个优秀军人对国家的义务，并无丝毫可指责之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的基本立论逻辑便是多主体逻辑，战争本是一个敌我双方互动的过程，和平与战争不可能由双方中的某个国家单方面决定。这一点，对于提出“和平崛起”伟大构想的中国，可谓意味深长。

“施利芬计划”对于当时及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不仅一战中的德国以其为基本战略部署，二战之中的欧洲各国也以其为参照制订作战计划。尽管由于小毛奇的修改，“施利芬计划”并未得到根本的贯彻，从而这一计划的正确性也就无从检验。但是，贯串于计划之中的伟大军事思想，仍然令后世的战略家倾倒。“大风吹到梧桐树，自有后人话短长”，对施利芬计划的深入研究，对于今日的中国，依然不无裨益。

1参见《西方战略思想史》第317页。《西方战略思想史》，钮先钟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

2关于坎尼会战，可参考《西洋世界军事史?梅塔弗尔会战与撒玛会战》。《西洋世界军事史》J?F?C?富勒（英）著，军事科学院1981年9月29日出版。

3参见利德尔?哈特（英）《战略论》第十一章 “一九一四年的西战场――双方的计划及其执行情况”，战士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

4参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交战双方的实力与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杰克?雷恩（英）著，寿进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月1日版。

5引文同上

6 尽管约米尼将自己的代表作命名为《战争艺术》，但是，约米尼在著作中公然宣称“一切战略都受制于不变而科学化的原则”，这与克劳塞维茨反对将战争简化为一般规律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

7《西方战略思想史》第310页

8 《战争论》第一篇第七章《战争中的摩擦》。《战争论》，克劳塞维茨（德）著，商务出版社1978年7月版。

9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年11月1日出版。

10 参见《西方战略思想史》第307页。

11 《西方战略思想史》 第299页。

（本文发表于第二辑《大国》杂志，转载请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