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书笔记+考察感想】(旧作)七房桥世界 -- 藏猫猫

七房桥世界

——传统文化下的村落

历史学家钱穆八十岁高龄时下一本小册《八十忆双亲》，回忆在无锡七房桥书香门第的早年生活。不但是对父母亲大人的追思，亦时对他中国传统精神的颂扬，或他的传统精神观念的例证解释。美国学者邓尔麟以一本《钱穆与七房桥世界》揭示出两个七房桥：一个是钱穆本人的，是他多年来思索反省的结果；另一个是邓尔麟本人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及考察对七房桥历史—包括辛亥革命时的七房桥与1986年实地考察中的七房桥--的重建。在这两本薄薄的小书中，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段活生生的时间与空间，构建起了儒家文化之下的中国乡村的历史图景。

2005年夏，怀着对前人的景仰以及对传统精神的探求之心，我们的脚，再一次落在无锡，这一普通而神奇的土地上。

一、水乡—辛亥革命之前

各种历史建筑中，最完善保存的往往是宗教建筑和纪念性建筑。这里也不例外。邓尔麟的书中饶有兴味地描述了水乡的农民和他们的生活，而与神鬼的交流就占了很大的笔墨。

1.第一世家--泰伯

泰伯的事迹被孔子尊为至德，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列为世家第一。相传周太王的长子吴泰伯为了将王位让给弟弟季历——即文王的父亲，离开陕西，来到荒蛮的江南，筑城建吴国，并将黄河流域的文明传播到这里。

伯渎河相传说为泰伯开发江南时所修，如果被考古所证实，这将是世界上第一条运河。尽管如此，作为比京杭大运河更早的古代运河，伯渎河的历史依然是漫长而古老的。据考证，伯渎河至少在吴王夫差时已存在。

七房桥北部几公里之外有座小山名铁山。当地居民把泰伯葬在山的西南坡上，遂易名皇山，又名鸿山。古文献记载，泰伯墓是在离一个叫梅里不远的地方。在他死后，百姓修了一个神龛纪念他。公元11世纪初，儒教再起，泰伯也被列为儒家圣贤。因为他不仅将文明传到南方，而且有让贤之德。后来，又因文王的功德而周王朝得以兴起。周朝礼仪和诗经被儒家尊为中华文化之源泉和文明君子之楷模。11世纪，无锡的儒家复兴者盖起泰伯庙，但后来被毁。明弘治年间，当地乡绅又说服县令在春秋时分举行庆典纪念泰伯，并募捐金钱和劳力重建庙宇作为庆典场所。

泰伯是三吴地区各个姓氏的祖先。相传正月初九为泰伯生日，清明时分为泰伯祭日。在这两日，数以万计的人们分别涌向泰伯庙、泰伯墓参拜、祭奠这位江南的始祖。

2.烈帝

烈帝名陈杲仁，字世威，是隋朝的一个大司徒，曾在烈帝就在改朝换代中身经百战，新旧唐书均有其传。他是忠烈的化身，因不愿反叛而被害。而英魂显灵，大义灭亲，发神箭射死了叛贼岳父。百姓赞誉他“忠、孝、文、武、信、义、谋、辨”的美德与才干，“烈帝庙”建于南唐保大年间（公元964年），香火几百年不绝。至咸丰十年（公元1861年），烈帝庙毁于大火，于是迁至甘露寺西侧。甘露寺是三吴所有香客的朝圣地。始建于唐代。自此一寺一庙合为甘露古寺，佛道相融，香火甚旺。

烈帝比起现世的统治者有着更大的势力和影响。农民的苦水怨愤在烈帝庙前向神像倾诉，而地主乡绅也同样通过礼仪形式给予回答。在烈帝神像面前，两者签定合同契约：只要鬼怪不来作祟，没有人会饿死，也没有人会起来造反。

烈帝有时以其他名称和形式出现。在位于不远的黄荡桥，他被称为 “土地爷”，七房桥有人称他 “城隍”，而在另外一些地方，他则接替了当地历史名人的祠院。烈帝庙宇皆由各村落侍奉，他的庆典则是村民``生活中的大事。

每年九月烈帝降临时，成百条船从三个县来到烧香浜，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来庙宇朝拜。每逢烈帝庙庆会，道人和乐师是在必请之列的。因为他们通晓礼仪，能驱魔去邪。烈帝庙是公众活动，薛司娘桥的烈帝庙每年开放两次：秋季娱乐唱戏一天，春季宴会游行两天。烈帝也有其地盘，他管辖之下的村民统统要向他尽义务。春季庆祝整整两天。村民们舞狮踩跷，穿绸着缎，涂脂抹粉，从一村游行到另一村。每到一村，必停留数小时。所停之站是事先选定的，七房桥是必停之地，因为那儿有大家阔户。

3.士绅楷模

驾御这小小农人天地的不只是烈帝等神灵。甘露南部十来里外有一座出名的坟墓，来往过客乘舟而至，可看到那坟墓似乎漂浮在水布。当地民间传说是甘露、荡口华氏家族祖先华乐勤之墓。华乐勤被邻居诬告，因其正直而被神助得以伸张正义。而其委骨之地也为神梦中之告。明初难民的后裔华氏家族在此区一住就达500年，其间他们的支族繁荣昌盛了。他们世代相袭，交财产分给子孙。他们筑坝建桥，挖河修渠，一座城镇随之而起。它叫荡口。到了清末，那已有了40来户米商，人口达数千人，多为华氏家族。

自16世纪以来，华乐勤的事迹有口皆碑，他的诚实、坚韧、孝顺的美德代代传颂。每年清明，聚集在 “大浮墓”的不仅有华氏家族，也有另外几十户家族的造访。造访者中有的仅是游客，但另一些则自称他们前往扫墓祭祀是承袭了先人的荣光。

而华氏家族的另一们先人华太师华察，如何触犯了龙颜而又设计逃脱的故事在当地更为广泛地流传。他曾捐款修复或重建荡口甘露地区所有的庙宇和桥梁，兴办教育，修筑防御倭寇的碉堡，又拨地1000亩给义庄做慈善事业。他立志推行税制，并为省县推变革的三位官吏建立三公祠……他是钱穆称之为“士”的典型。

华察的墓地在甘露东边二里外，气派威严，颇为壮观。其灵道从湖荡直到坟地，两旁站立的石人想起南京城外的明孝陵。

烈帝庙的前身就是华察祠，村民们年年集体去扫祭。因为庇护乡民的不是被称之为“父母”的知府知县，而是在地产上有义务和依附关系的缙绅。

二、水乡—1986

1986年邓尔度麟访问七房桥时，他看到若干种倾向：乡村的工业化，教育的普及，民间宗教的变革，以及新的信息联络网的形成。

鸿声里的义庄旧址上盖起一座剪切机械厂。旧文化中的义务和依赖关系被打破了，过去，农民和乡绅都被箍在土地上，儒家思想、农民家庭生活以及权力机构之间的联系迫使掌权者遵守民间道德，反过来也迫使老百姓接受掌权者的意识形态。但是，乡镇地企业把这些规则都改变了。

教育的普及降低的教育的社会地位，同时文化知识—昔日乡绅阶级获得权势的—也被降低了地位。所受的教育越高，仍然意味着社会地位更高，不同的是，高等教育现在只是技术性的，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寓德育于智育。

几乎所有的宗教痕迹都消失了。灶王神龛、祖宗祠堂、佛庙寺院和烈帝道观统统销声匿迹。火葬代替了土葬，坟地被平为耕地。华钱两大家族祖墓被挖开填平，华氏大浮墓已变成桑田一片。正是：义庄成粮仓，宗谱遭焚烧，祖先受谴责，传说被遗忘。

但圣地自有办法保持其自身的神圣。甘露镇的历史就表明这一点。庙宇与礼仪已经荡然无存，但一年一度的庙会随着自由经济的发展，仍每年在原地原期举行。1985年清明有20万人冒雨来瞻仰吴泰伯墓，泰伯庙也得以重建。明朝遗留下来的殿堂里还供奉起了几米高的新塑神供奉。

公路代替了水路，荡口的中央运河成了大路，明朝建成的大桥因扩展交通而被拆除。梅村南部还建成了一个飞机场。电视是传播文化最快的媒介，全国性的自动电话网也开始兴建。水乡这个小天地与无锡、北京或更远的地方的联系也日益密切、迅速。

三、水乡—2005

宗教的声音在开放的社会再次开放起来。烈帝庙在1958年毁寺建厂。而1992年经县政府核准，移地重建。

现在的甘露寺占地4000多平方米，寺内有烈帝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圣公圣母殿、天王殿、星宿殿、地藏王殿等殿宇，另有太平钟楼、鼓楼、戏楼、古双井、放生池、普渡桥、西花园等附属建筑。新建的甘露寺不再遵循传统合院院落的格式，所有的殿宇建筑散落在一个大院子里，围合出一个广场，广场中央的重要位置是大雄宝殿与烈帝殿。像一个大集市。旧文化中格式的部分已被省略到最简。

已有七名僧人进驻，每天念经诵拂。每月初一、十五两次香汛，另外还有春天的“回头香”和夏季的“莳门香”。甘露寺全年接纳香客60多万人次，收入超百万。我们离开时，正有三辆跨省旅游车停在寺前，人流似水绝堤一样漫入寺来。

中国的宗教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百姓对庇护的强烈需求不能被科学的进步所取缔，而宗教的内容与格式却可以以非常灵活的方式动作。

当地政府利用流传至今的两个规模颇大的传统节日大办文化与商业，一是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的元霄灯节，“甘露看珠灯”；二是每年农历四月十五的甘露庙会，已是此地四乡八镇的重要节日。购物、观光、烧香祈福、文艺表演、各类商业演出等等，五光十色，规模盛大，影响遍及苏州、吴县、吴江、常熟、武进、上海等市县。香火旺盛，商贾云集。

每年清明，仅聚集于泰伯墓的吴地海外宗亲就数以百计。仅吴氏子孙寻根者已逾5000人。归来祭祖的华侨不仅带来了对祖先的追思，同时带来了对大量的投资。

尽管圣人与神鬼在村民眼中发挥着相差无几的作用，但代表古代文化领袖的圣人更加容易被新的社会所接受，拥有更长的生命力。而在这个新的社会中，当家族的聚居形态淡出后，共同的祖先泰伯成为家族成员的向心力。

中国人没有西方一处虔敬的宗教观。钱穆说中国的传统精神之精要可释为人人可以为尧舜，人人可以为佛的传统信仰。在我看来此语亦可以反而言之：人皆可为圣，而圣自出于凡夫民子。当佛教的西天诸神进入中国的寺庙后，都改变身份成为了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因此百姓对神灵与圣人都少却一分虔敬，多得一份亲切。

四、文字记载下的七房桥

1.格局

钱穆生于江苏无锡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在《八十忆双亲》里，钱穆将钱氏在七房桥的历史上溯至明时，十八世祖乃一巨富之家，拥有啸傲泾两岸良田万亩。在此生下七子，于是在啸傲泾旁分建七宅，即是七房桥名称的由来。“七房骈连，皆沿啸傲泾，东西一线，宅弟皆极壮大。一宅称一墙门。除此七墙门之外，无农户，无商店。泾东千步许有一桥，即名七房桥。桥北一小村，乃七房桥公仆所居。世世传习婚丧喜庆种种礼节仪文。一家有事，诸仆群集。泾北一村，名西家村，乃七房桥乐户，袭明代旧制。世习昆曲锣鼓，歌唱吹打。每一家有事，亦群集。遇喜庆，即在宅前大厅搭台唱昆曲，打锣鼓，或分两台，或只一台。或一日夜，或三日夜不等……”

七房中人丁衰旺不一，最初每房各得一万亩以上，而后丁旺者愈分愈少，丁衰者长保其富。钱穆钱伟长一房，至钱穆祖父辈十二人，叔伯辈已二三十人，而到钱穆幼时，仅数十亩，谓赤贫。七支子孙中赤贫有四。一家有田亩二百亩者即称富有，而独子单传的一房则拥有数千亩至万亩。

每房一宅前后共七进，每进七开间，中为厅堂，左右各三间，供居住。每进间，东西两偏有厢房，也供居住。宅两侧各有一长巷，称弄堂。长房七家由东弄堂出入，次房五家，由西弄堂出入。中间大门非遇事不开。

七房桥钱氏家族自六世祖以下，至钱穆伯父辈，得五世同堂。宅门悬有清廷户部赐“五世同堂”立匾。第二进大厅为鸿议堂，有楠木长窗二十四扇，精雕西厢记全部。为七房各宅中最大一厅，第三进为素书堂，钱穆、钱伟长即居于堂东侧两间及后一侧厢内。第四进为齐眉堂。堂小而高雅恬静，东侧两间为课堂，五世同堂子弟皆在此读书。后三进堂小无名。

五世同堂墙门两度失火。第一次一进、二进西两间被焚，二次齐眉堂一进焚灭后殃及后一进西两间。盖遵风水师断言五世同堂墙门内不开一井，火起难以扑救。

七房桥阖族，有义庄三所，其中怀海义庄为最先最大，由老大房五世同堂祖先创立。在七房之最东偏特建一庄屋，族中大集会必在此。此后，又有较富裕的两房自办两个义庄：清芬堂义庄和宏远堂义庄。

2.义庄

义庄是江南社会的一种特殊慈善机构。

七房桥的钱氏家族也有贫富之分。是血缘，而不是田产，决定宗族之间的权利和责任关系。面对日渐减少的财产，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的危机，要解决问题，则要靠义庄。在田产被重分或转上的情况下，富裕地主就得担负起对一个家族的义务。义务与依附关系与平等主义的思想加在一起形成封建王朝末期一种特殊的机构——义庄。义庄加强了乡绅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减轻了乡绅子弟转向商界的进程。

义庄的首创者乃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而直到1739年乾隆皇帝下令嘉奖义庄，并颁布法令禁止转让宗族财产，义庄才得到保护和成长。自那以后，任何义庄只要在京城户部登记注册，并从当地村落的花名册上除名，同时交一笔税金，就可以得到永久性的庇护。宗族祠堂和义庄都是用来维护世间礼仪的机构，天子有意让乡绅子弟留守家园，兴办慈善事业，这样同时方便了税收。

义庄逐步掌握了农民天地中世俗日常生活的一些方面，在这点，祖坟祠堂是做不到的。义庄的权力集中，资本雄厚，所以米商公所开会议价、地主决定交租日期时要听从义庄的意见。由各房长辈按才干选拔出来的义庄管理人也是当地有势力的人物。义庄减租，延长交租时间，给学生提供资助，得到佃户和学生的支持。随着义庄的扩大，乡绅阶级的精神得以保持，而不至于由于收入减少而削弱。义庄精神的影响是超出乡绅和农家子弟之外的，因而也成了志士仁人争夺当地政治势力的中心。

华氏义庄建于1745年，从1300亩扩展到3500亩。1840年前后钱氏在七房桥开办怀海义庄。义庄首先照顾的是他们的亲戚，其次是各家的孤独寡妇。到了1911年，钱穆的母亲就全靠着义庄，而其兄长就为义庄办学，教育农家子弟。老义庄开办宗族私塾，新义庄则建立书院。封建王朝的末期，义庄成为了当地乡绅政治文化的中心。一些有远见的乡绅甚至通过义庄在当地发起了精神复兴运动，为1911年的革命浪潮铺路开道。

七房桥虽小，但有义庄三所。以淮海义庄最大。义庄管理族里的公田，对家族中的困难者及孤寡老人救济抚恤；同时举办义塾，供族内子弟学习。1907年，三个义庄共拿出200亩田作为学田，变学塾为学堂，创办“又新小学”，钱氏子女，免收各种费用，外姓则酌收。贫困子弟外出读书也有所支持。钱穆的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就靠着义庄维持生活，而其兄长就为义庄办学，教育农家子弟。

五、七房桥—2005

我们走下公交车的时间打听哪条路通向七房桥村，而被告之这里就是七房桥。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房屋沿着公路铺下去，没有间断，没有一个明确的分割。村子不是一个内向的、围合的聚落，而是一条开放的长带。

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找到了钱家的后代钱煜老人。他带我们走进了七房桥残存的旧屋。

七套合院现在仅五、第六房还有遗存，但都破败。屋内墙上的招贴画看出80年代还有人居住。义庄的合院格局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但房屋仍然破败闲置。院内长着竹，墙上贴着禁止偷笋的警告，一群半大的小鸡满地撒欢。

老人特别带我们去看了收在钱氏一家院里的清代五世同堂残匾，断匾只剩下一个钱字，埋在院角落中的杂物中。

在老人自家门外田垅上，埋着另一块碑，拨开泥尘，清晰可见“放生官河”四个楷书大字。据说此碑原在七房桥北桥堍侧河边。石碑由七房桥老三房济美公报县衙后所立。当时七房桥正值鼎盛。官河中平日只许放生，不许捕鱼，只有大年初一例外。每逢节日，各地百姓买了活鱼虾到此焚香放生，祈平安、孙子嗣。

但是今天的啸傲泾，河窄泥高，已不能通船，上游流下的工业污水，一渠黄碧。而正当参观时，十米之内，四支钩杆正横在树影之中。

七房桥钱氏的后代中不乏文化与科技名人。仅院士就已出现4位。两弹元勋钱传长、环境保护专家钱易、物理学家钱临照和土木工程师钱令希兄弟。这，在中国的学术与科技史是，应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钱氏的后人以及一些文化界人士不断地向外界发出修复整理七房桥钱穆故居的呼声，据钱煜老人说，省里和市里对故居很重视，但镇上因为缺乏资金而一直未能启动。

现在的钱家后代住在这里的已只有五六户人家。但是整个家族活动隔几年会举行一次。最近的一次是04年清明，聚回到七房桥的钱家后人坐了整整一车，到家庭的墓地祭祖上坟。

钱煜老人的家就在现存的旧屋旁边，一栋两层小楼，一层进门是厅，西边是厨房，东边是书房，二层住人。我们在书房的墙上，看到了一幅颜氏家训。家训源于钱氏家谱，是钱氏家族后人根据武肃王遗训和各代祖先的家箴、家规整理的文本。无锡钱氏各种钱氏家谱多有所载，祠堂、义庄也有悬挂。一般的家族活动时广为宣读。在这篇家训里，有全部传统士子精神的体现。

六、结语

邓尔麟提到了与钱穆先生的一次交谈，他称之为“一堂中国文化课”。

“在西方语言里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礼’是一个家族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风俗习惯。

“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西文没有的概念，那就是‘族’。……通过家族，社会关系准则从家庭成员延伸到亲戚。……当‘礼’被延伸的时候，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就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当实践与“礼”不同之时，便要归咎于当地的风俗或经济，它们才是被改变的对象。”

家族了聚居形式在新的社会形态里被逐渐消融，但是“礼”以道德与美德的形式在传统的家庭中或多或少的保存下来，成为家族分而不散的凝聚力。

村落的存在及其形态不是一个几何或物理问题，不是一种工程逻辑可以理解的图形与线路。在村落的形态构成中，文化，及其传承，决定着村落的内容及其形式。通过这和种视角，书院与祠堂，庙宇与墓园，具体地被赋予了感情，它们的制度与秩序，也变得可以体会与理解。在这种视角下，传统村落的保护不再是简单的建筑技术问题，而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密切不可分割。保护这种民间资源所需要的，不仅是保护下一两所旧屋，还需要挖掘与重现这种历史空间与内在精神。

但社会在变，历史建筑的历史环境不会再现了，维护人与人，人与建筑之间关系的纽带也日渐弱化。但在钱穆和邓尔麟眼中的传统精神——烈帝、祖宗和缙绅阶层的精神、古代先哲提倡善美者的精神、是义务和依附关系下贫富均等的思想并没有消失。是这种思想维持了乡土文化，维护了我们心中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