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钱学森八卦之一：童养媳钱学英 -- 黄河故人

他当时81年和91年见了美国学生校友FRANK MARBLE 教授报---

第一次是钱老最黑暗的时候---也是TG军工最倒霉开始的时候

这期间也就是科学的春天是他开始热心于特异功能,而他离卧床的状态还很远. 很多TG科研机构的人材流失严重,只有特异功能才能回天了.

第二次是钱老最绝望的时候---也是TG军工最倒霉的时候.

幸亏美国第一海湾战争爆发和李等灰闹台独,不然的话温水煮青蛙,钱老就不会有在江核心时代重新被重视,今天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当然MARBLE教授也掩盖了他的知识分子自由派的观点---钱也对TG媒体说MARBLE说了:千万不要相信美国战争财团的阴谋,....

"最近的一次拜访，我们的谈话并不多。但是当我在1991年和1996年见他时，我和他的一些谈话非常有趣。我想，总体上我们两个比1981年首次聚会的时候感觉更加放松。1991年他跟我说的一句话非常特别，他说：“Frank，你知道，我们给中国做了很多。人民有了充足的食物。他们努力地工作并不断地在进步。但是，Frank，他们并不快乐”。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他甚至感到对此负有一些责任，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他活跃的领域不过是军事和火箭。所以他的这番感言完全是他个人的观察所得。这是他难得的一次谈话，认为一些事情并不完美。"

颇有冯老师在美国晚年的境遇.

译自原文——Tsien revisited. 原文发表于2002年《Caltech News》.

　　从一开始的被控告，被拘留，然后被驱逐出境，这一切听起来对我们是否仍然很熟悉？

　　然而，这里有这个故事的另一面。一个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回忆起了他和这个毕业于加州理工后来成为“中国火箭之父”的长期友谊。

　　刚刚过去的十二月份，Frank Marble (48’届博士) 和他的夫人Ora Lee 去中国拜访了他们长期的老朋友钱学森 (39’届博士)。 许多经历过50年代“红色恐慌”时期的加州理工的人们以及美国人，对钱当年的故事至少是有些熟悉的：

他是一个聪明的学生，由于对二战后科技上的贡献曾经受美国空军的赏识，然而这个出生自中国的科学家后来被美国当局指控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心，当局最后在1950年撤消了他的安全审查。钱和当时熟知他的人都说这样的指控没有意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指控有根据。尽管当时他在学术界、政府和工业界的同事表示了一系列的抗议，美国移民局仍然判处他驱逐出境，并缓期执行。在接下来的５年里，他和他的家庭生活在美国政府的监视和软禁中。1955年9月，他们被批准离境前往中国。

　　受到他祖国的欢迎后，钱开始恢复他的研究，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作为世界航空学的权威，他最终成为中国导弹之父，成为受政府和共产党高层信任的成员，成为国家最受尊敬的科学家。

　　早期移民局事件的插曲是这样的：钱和他的夫人原本打算去一趟中国，以便让他们的父母能够见见他们美国出生的孙儿们。但移民局将他的行李没收，并指控他藏有秘密文件——后来被查证，这份最“秘密”而且被怀疑含有安全代码的文件只不过是一张普通的对数表。同时，联邦调查局已经决定钱对美国构成安全危险并且将他监禁在San Pedro。加州理工校长 Lee Dubridge和其他相关人员随后飞到华盛顿，帮助钱阻止事态恶化。两个星期后，钱被释放。这些事件毫无疑问让钱感受到 (根据他后来向朋友倾诉)， 尽管他在这个国家度过了几乎整个科学生涯, 但他却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一个不欢迎的客人”。他确信以后再也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离开美国航行到中国前，他故意把他所有的研究笔记和论文留在了美国。

　　1955年送别钱学森一家的许多人中就包括了Frank和他的夫人。 Frank和钱作为航空领域的同事，早已成为很好的朋友。在离开美国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钱和他的家人就住在Frank在Pasadena（加州理工所在地，笔者注）的家中。在钱离开美国后，他们仍然保持不间断的书信往来。但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Frank再也没有收到过钱的音信。1979年加州理工学院授予钱学森“杰出校友奖”，以表彰他在火箭科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虽然钱送去他的感激，但他并没有来校园领这个奖。

　　时间飞逝。1981年，Frank及其夫人Ora Lee收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邀请到北京分别教授燃烧技术和英文。当时这是一个刚刚建立的机构，很小的学院，部分效仿了加州理工的经验。很快，Marble和钱两家在25年后得以首次相聚。

Marble回忆起了他们见面前的感受：“（这25年里）我们已经有过很不一样的经历，生活在如此不同的环境下。我们能否重拾曾经融洽的友谊和谈话？或者说，这种事情是否不可能再发生了？”见面半个小时后，他有了答案：“完全没有障碍”。

　　之后两家又保持了联络，而且在1991年又相聚了一次。自从钱学森回到中国后的这些年里，Marble负责收集和整理大量的研究笔记——两大箱子的文件，后来发现，这些都是钱学森留在加州理工的。钱曾多次说过他并不想要回来，1981年重聚时他告诉Marble：“Frank，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更需要这些资料”。然而，10年前，在钱的同事Cheng Che-Min (加州理工52届博士) 的帮助下，他最终改变了主意。Marble把这些收藏还给了中国。一些论文放到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几十年前钱学森创建了该所）；另外的论文成了现在“钱学森图书馆”的核心收藏，这个图书馆由中国政府在距离北京西南600英里的西安交通大学建立。

中国科学院后来将其中的一些收藏挑选出来编成了“钱学森手稿 1938-1955年”，这部壮丽又易读的书在2001年12月钱学森90华诞的时候出版。

　　为了这个喜庆，Marble专门去拜访了钱。这次他承担了朋友兼加州理工官方特使的角色。Marble代表巴尔迪摩校长，给钱带来了加州理工23年前授予他的“杰出校友奖”。钱现在已经永久地卧在床上，所以Marble就在他的床边正式地颁发了这个奖项，这个颁奖仪式当时受到了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算是给钱学森漫长、复杂的和与加州理工间从没被完全切断的联系划上了完美的乐章。

　　Marble作为加州理工喷气推进和机械工程的退休教授，给新闻编辑Heidi讲述了他在中国最近一次和上一次访问钱学森的经历：

　　钱已经不再怎么说英文，但他的家人告诉我他依然能很好地理解英文。应巴尔迪摩校长的请求，他给钱学森颁了这个奖，钱完全意识到我在给他颁发加州理工学院最高的荣誉。这给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很感激。

　　最近的一次拜访，我们的谈话并不多。但是当我在1991年和1996年见他时，我和他的一些谈话非常有趣。我想，总体上我们两个比1981年首次聚会的时候感觉更加放松。1991年他跟我说的一句话非常特别，他说：“Frank，你知道，我们给中国做了很多。人民有了充足的食物。他们努力地工作并不断地在进步。但是，Frank，他们并不快乐”。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他甚至感到对此负有一些责任，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他活跃的领域不过是军事和火箭。所以他的这番感言完全是他个人的观察所得。这是他难得的一次谈话，认为一些事情并不完美。

　　显然，他对加州理工的记忆很清晰。他每次谈到学校就显得很喜悦，我想，他一定认为在加州理工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上次拜访回来后，他的妻子蒋英给我们写信，说钱仍然喜欢回忆起冯.卡门（他的导师，译者注），以及他在加州理工度过的那些快乐的时光，他还喜欢说一些冯.卡门的佚事。因此，我想他在感情上仍然与加州理工联系在一起。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那５年与移民局的这段插曲期间，加州理工对待他是很不错的。那时学院继续维持他的教授职位而且很尊重他的名声。我记得当时，DuBridge校长因为强烈地支持钱，与校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有些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为钱的这个事情感到很窘迫。

　　自从钱回到中国后，我并不认为他再次踏足过西方国家一步。他曾经去过一次苏联。很显然他并没有亲近这个国家，再也没有去过第二次。除了那次，他从未离开过中国。我想这很可能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并不是那种旅行的人。我想他觉得他在祖国有很多事情要做，以至于他并不想去其他地方。

　　钱从来不和我谈论他的生活和在美国后来被中止的科学生涯。他不是那种喜欢回头看或者假设事情也许不像现在这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的感觉是，他只是不愿想起他在美国最后的那五年。但我知道，他至少觉得，他在美国能够比在中国做出更好的工作，那时侯中国的研究条件还是非常原始的。我相信当他回到中国后，他所遇到的就是他已经预料的那样。但是，他当时有了一些有才能的人和他一起工作。当中很多人都曾经留学美国，他们都很敬业。最早的几天，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见过面，他们对钱如何规划和领导了火箭计划给以了最高的评价。我认为，钱是一个极适合从事科技工作的人，而且中国政府也愿意听取他的建议。凭借他的才能和名声，他能够使政府官员们信服他认为该做的事情。这样的事在中国普通人是办不到的。

　　我们并没有聊到他那段不快的经历 （指被移民局软禁的5年，译者注）。我们都试图避开这个可能触及敏感事务的话题。我们聊了很多其它的话题，比如家庭、音乐、文学以及一些都感兴趣的科学工作。他对我所做的燃烧领域的工作很有热情和好奇，他说“Frank，你比我更加忠于冯.卡门”。他的意思是我所从事的工作是导师冯.卡门的老本行，而他却转到了其它领域。

　　很明显，钱成了一个资深的、受到共产党信任的官员。就算如此，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幸免，虽然他从未直接向我提起。他的同事告诉我，和许多其他的著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一样，他被迫写了一两封悔过书。他的妻子蒋英有过一些有趣的经历，那时她还是北京音乐学院西方声乐系的主任，平时骑摩托上班。

很显然当时红卫兵跟踪了她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她住在学院里一直到情况好转，由她的学生给她送食品和用品。

　　我和钱的同事钱伟长谈过话。他曾在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加州理工从事博士后工作，在喷气推进实验室他和钱曾是同事，后来又回到中国开创了颇有成绩的事业。文革期间红卫兵指责他“所犯的错误”，钱伟长最后被发派到乡村，在一家钢铁厂当起了烧制工，这段岁月让他很难过。所以说，钱学森的家庭和学术圈都受到了打击，尽管钱学森不愿提起而仅仅说这是“失去的十年”。

　　很多人说，他在Pasadena的最后几年是生恨的。我却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当然，他内心肯定是受伤了，但我从来没见过他思索过。事情发生了，他得有他合理的方式去应对。当他感受到他在这个国家不再受到欢迎后，他写了一些措辞生硬的信声明退出所有的学术组织。他所做的仅仅如此而已。除了从他的安全审查被撤销到移民局的听证会这6个月里，他和家人至少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不幸的是他的社交圈的确变小了，因为很多以前的同事怕和他扯上关系导致被政府怀疑。

　　他的孩子都在美国出生，长大后他们也来美国生活过。钱的儿子后来研究生毕业于加州理工。女儿在东海岸学习医学，毕业后留下来当了一个成功的医生，但今年夏天决定回到中国。他们俩目前都有一个小男孩。我看到过他最感人的照片是他坐在后座，左右手臂各抱有一个四岁大的孙儿。

　　我觉得，自从和移民局的这些麻烦事之后，钱对美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忠诚，但我仍然相信他对美国普通人民的感受是很良好的。这点可以从他的一些公开讲话中可以看出，包括当时移民局的听证会和他回到中国之后。但是他回到中国之后，我认为他再也不想和美国有任何官方瓜葛。加州理工的前任校长Harold Brown后来在1980年作为美国国防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钱有意避开见到他。我去年见到他的时候，我和他说“钱，你犯了个很大的错误，Harold Brown可是个一直崇拜你的人，也是个有才华的人”。他回道“我知道，就算是我的错吧”。

　　回头看往事，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他对教学研究的全身心投入成了他在这5年软禁里所受的不公平对待的慰籍，使得这几年成为他一生中最多产和具有创造性的时期之一。他那时仍然致力于Daniel & Florence Guggenheim喷气推进中心的发展，该中心是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教学与研究的基地。

　　他潜心于研究工作的意志力非常坚强。他决定做什么事情之后，就会用心去把它做好。他并不会半途停下来想一想他是否应该做这件事。我坚信他把这种工作态度带回了中国。他任何时候都没有思考或幻想过诸如“如果当初没发生，现在又会是什么样？”之类的问题。至少，他从来没有向我表示过这点。虽然他在中国的确遇到了些困难，但他总是会以对工作的投入来应对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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