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也来说说邓小平的功过 -- 达雅

邓小平的第五个大功劳，是在任内重视制度建设，开始完善TG的这一套制度。当然这东西好处总是伴随着坏处，因为制度完善的过程就是僵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文明周期论从新生走向成熟最后朽烂的过程。但你总不能说我因为不要朽烂所以不成熟最好，那也不行。就象我们都是要死的，但是你不能害怕长大。

“完善制度”其实是整个二代集体的共识，事实上老毛也很重视制度，可能比老邓还重视。但是整个一代集体重视制度的程度远远不如二代集体，不是老毛一个人就能决定的。例如刘少奇就很不鸟资产阶级法权，这当然有先进的一面，但是实践中刘少奇搞起来也很厉害，不怎么把制度当回事，基本是制度对我有利就用制度，我不想受制度约束就扔太平洋里去。一度搞得老毛要一手党章一手宪法保卫自己去开会的权利。而林彪也是认为好人打坏人白打，也不打算搞什么保护人不挨打的制度，所以林彪死后老毛号召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不打人骂人”。

经过“文革”的大折腾，老邓他们明白了，得搞制度。制度这玩意其实是社会的协议，折腾一大圈以后明白没协议玩不转了，得有协议。于是开始搞制度建设，比如说各级领导的退休制度，以及各种法律法规。基本上我们今天生活的中国，大的制度是老毛定的，例如党的领导，一夫一妻，人民代表大会制；次一点的制度例如干部退休啊，刑法刑事诉讼法啊，这都是邓小平时期搞的。基本上到邓小平去世，中国的制度基本齐备了。再后面就是小修小补了。

当然了，我对老邓搞的制度也不是没有批评的，我是毛左么。老邓搞的制度基本是资产阶级法权，层级比较低。事实上老毛在“文革”后期其实也是建立了一套制度的，而且运转良好效率极高，县级领导每年都要体力劳动一百天以上，哪像现在好多地方一把手不在家很多事情都干不成。而且老毛的制度简明扼要人人能懂，例如《公安六十条》，比今天的《刑法》可不简明多了么。事实上老毛“文革”末期的制度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制度，比老邓资产阶级法权的制度层级高得不是一点两点。

但是，老毛这个高层次的制度也有问题，就是离了老毛能否运转良好不好讲。可能单离了老毛也行，但是总理、朱总司令也都去掉，那就运转不良了。因为这套制度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而道德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靠共同权威来保证的，那么当权威失去以后这套制度就容易运转不良，因为出了问题不好找人裁决。而用资产阶级法权的思路搞制度，搞成文法和先例，那共同性和一致性就比较容易保证。换句话说，高层次的东西得老毛那样高层次的人才能玩得转，低层次的例如华国锋就玩不转，这就跟十三段高手怎么下怎么赢，换个七段八段上去头一两步走得一样接下去就给下崩了，水平问题。

邓小平建设制度，其实就是放弃先进性，主动降层级，换取易用性。这就好比强八段接手十三段的局面，有些地方不理解，不理解就算了，照自己能理解的下。所以邓小平这套制度下面，对于管理者来说，是更容易的。当然站在被管理者角度是损失很大的，四大自由没有了，厂长经理说一句话自己就被开除了。但是从邓小平“文革”中的复出一直到南巡这一段，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都还相对小，广大群众为了提高效率是愿意加强管理的。而照邓小平的搞法，在其他条件差不多的时候，管理能力的提高还是很快的，尤其是在基层。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小时候放学是直接进我妈厂去她办公室写作业的，后来加强了制度建设就不能进厂了。我当时当然很不高兴，但是现在从加强生产管理的角度看，当然不应该让小孩在工厂里乱跑了。

在邓小平执政期间大到领导人退休，小到工厂门卫，中国上上下下的制度逐渐完善了。至今，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这当然第一要感谢老毛定下的大框架，第二就要感谢老邓领导大家在具体制度建设方面的工作了。你当然可以说老邓在制度方面这不好那不好，任何事缺点总是有的嘛，但是我们得看总体不是。

老邓不光领导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同时还留下了一系列案例。另一方面，老邓在建设制度时怎么想的，基本也都写进《邓选》里去了，成为后人学习的范本。更进一步，老邓在制度方面的一些不那么光彩的做法，例如“每家搞个副部级”这种潜规则，以及免职胡、赵发动南巡这种于制度无据的事情，也都是值得后人认真学习借鉴的。制度这个东西，万万不能神圣化。

但是，老邓的制度建设，本身又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这是因为，老邓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搞了大倒退的，而制度本身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化、具体化。意识形态向上走，制度建设就容易加强。而意识形态向下走，自然就要“礼崩乐坏”。邓小平一面建设制度，一面在意识形态领域不作为负作为，结果就是，道德水平越低越会钻制度空子的得利越大。时间久了大家都学坏了，都想钻制度空子，或者更直接地用制度的名义给自己谋利益，那这制度还能好得了么。这就是中国今天的局面。